一歌一诗，皆是家风好传承

国家一级演员范林元(左)与冯小英以评弹形式演绎唐代杜牧的《清明》。凡军摄

“冬至祭天、夏至祭地、春分朝日、秋分夕月、仲秋报社。古人对天地、自然都充满敬意，唯独清明，是古人对于‘人，的尊重。”上海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陈忠道出这一节气的与众不同，“正因为此，中华儿女过清明时，传承家风、家训是与祭扫同样重要的命题。”

昨天下午，由市文明办和SMG广播中心主办的“我们的节日———海上畅谈·话清明”在青浦区朱家角水乐堂举行。著名音乐教育家贺绿汀的女儿贺元元、上海钟表大王孙梅堂的外孙女毛佩令、“中国二十二大电影明星”之一上官云珠的儿子韦然、书画家王退斋的女儿王辉等人先后分享先人点滴。对子女后辈而言，先人一言一行、一歌一诗，都可成流传后世的家风训诫。

“告诉父亲，《游击队歌》唱到了天安门广场”

贺元元着一身红衣上台。在她看来，追思父亲贺绿汀本就是桩红色的、充满暖意的事情。

在贺家，红色意味玫瑰。“父母生前跟我们说，在世时待我们好些，过世以后，只要每年放一束花即可。”贺元元说，这束花里必有一朵鲜红的玫瑰。等父亲贺绿汀过世后，一朵玫瑰成两朵，贺元元说那是父母间的相濡以沫感化着女儿。“我父亲从不主张给自己过生日，可母亲90岁生日那天，他让我买了9朵玫瑰，他自己则一大早从医院赶回家。”那天，当着音乐学院老同事的面，老院长贺绿汀一身灰色中山装，在沙发上挨着夫人坐下，没说什么贺词，只情不自禁地拥抱了一下。自此后，玫瑰是两位老人的长长久久的见证。

在贺元元看来，红色也是父亲一生历经坎坷却乐观积极不改初心的属性。一回，贺元元在外用餐，邻桌有人认出这是贺绿汀的小女儿，便合唱起　《游击队歌》。“我们都是神枪手……”唱着唱着，一桌变两桌、三桌，领唱的对贺元元说:“在那艰苦的年代，像这样曲调轻快活泼的抗战歌曲真的不多，感谢贺先生!”贺元元回忆，《游击队歌》　诞生于山西临汾市一间煤仓里。2011年，她与大姐贺逸秋随央视纪录片摄制组前往临汾寻找这间煤仓，但它早已在岁月洪流中消隐。不过那次临汾之行，他们却有意外惊喜。“《游击队歌》　原来有两段歌词。我们在临汾发现了父亲的手稿。”从中可见这段歌词的全貌———“哪怕日本强盗凶/我们的兄弟打起仗来真英勇/哪怕敌人的枪炮狠/找不到我们的人和影/让敌人横冲撞/我们的阵地建在敌人侧后方/敌人战线越延长/我们的队伍越扩张/不分穷/不分富/四万万同胞齐武装/不论党/不论派/大家都来抵抗!我们越打越坚强/日本的强盗自己走向灭亡/看那最后的胜利日/世界的和平现曙光!”歌曲诞生的1937年，正是淞沪战场节节败退、太原落入敌手的时候，读懂这段历史，便能知晓贺绿汀的创作在那哀鸿遍野的年份鼓舞了多少中国人。

去年9月3日大阅兵时，抗战歌曲联唱里就有　《游击队歌》。贺元元说:“今年清明时，我会告诉父亲，《游击队歌》　唱到了天安门广场。”

常咏父亲“水仙诗”，清白立于滚滚尘世

对诗画家王退斋来说，他留给子女的家训，则是水仙那般的纯洁。

王辉的回忆从她40年前与父亲同进菜市场开始。“一小贩坐在一堆大蒜头后面，父亲一见，马上就发现，其中有一棵是水仙花梗。”王辉记得，父亲向摊主说明，那是棵水仙，却被对方送记白眼，“要养你自己去养”。古稀老人闻言，小心翼翼地拾起水仙梗，像宝贝般带回家好生伺养。“我们都觉得那水仙是残破的，父亲却悉心养出了晶莹剔透的花。”后来，王退斋告诉子女:“无论一个人的命运被抛到哪里，无论身处怎样的环境，都要洁身自好，保持人品。”王退斋还特意作了一首　《残水仙》:残妆犹是水中仙，底事沽身到市廛?　直与青葱同论价，难和绿萼共争妍。清泉白石谁将护?玉骨冰姿只白怜。忍使名花任憔悴，解囊我为赎婵娟。

上世纪80年代，梅兰芳纪念馆请王退斋画梅兰芳肖像。“那时家中的房子很陈旧，谁走路动静大些，地板就跟着振动，父亲为了静心作画，只能每晚半夜起来。”让王辉和家人吃惊的是，几个通宵熬下来，父亲的作品却让人大跌眼镜，“怎么一张宣纸上，梅先生的画像只占不到四分之一，周边全是空白。”直到父亲告诉她，纪念梅先生，这画不该是他一个人的。他请来书画界朋友，这位在画像周边写上赞赏梅兰芳的诗词，那位补画一些表现梅兰芳精神的竹与梅。有人以为王退斋会把这幅集齐名家手笔的画拿去拍卖，岂料他不取分文捐了出去。“这像极了他的一生。”王辉说，“清白立于滚滚尘世，这也是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