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味书屋】想象“现代”女性的路径与方法

《晚清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及其传统再构》

刘堃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

董丽敏

在晚清遭遇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伴随着日益严重的殖民危机/社会危机，既有的纲常伦理、文化秩序乃至日常生活逐渐崩塌，如何在“强国保种”的危急情境中建构一个足够强大的“民族国家”，成为时人面临的重大问题。对于“现代”意义上的“女性”的想象及由此产生的妇女运动，某种意义上，正与此背景息息相关。基于这一历史前提，如何来理解“女性”的内涵以及其所承担的历史使命，无疑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妇女问题本身，而更需要与特定的历史语境勾连在一起，放大为如何来理解晚清中国所经历的巨大转折及其所造成的特殊的中国经验。而将中国“女性”研究搁置在这样的格局中，显然，必然会带来对经典的欧美女性主义研究范式的挑战，即建立在所谓“独立的”、“自主的”妇女运动基础上的“女性”知识，一定会因为无法阐释与民族国家建构运动相伴生的本土妇女经验而呈现出水土不服的一面;而这样“例外”的本土妇女经验如何被正当化、合法化，也因此会成为一个有待于处理的重要理论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南开大学文学院刘堃博士的新著《晚清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及其传统再构》所呈现出来的理论探索值得肯定。无论是问题意识的设置、研究格局的拓展还是文本方法的使用，该著作都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近年来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乃至性别研究的一些新特点。

在经历了1980年代以来几乎一边倒地汲取欧美女性主义资源之后，如何“历史化”地重返晚清，从而在发生学的意义上打开讨论中国“女性”及“妇女运动”的有效空间，成为了当前性别研究者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以往的研究进路，或者蛰伏于“冲击-反应”的经典“现代性”阐释模式，强调“发明女性”更多是与帝国主义殖民运动相裹挟的西学东渐的产物;或者在“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本土现代性”的视域中，致力于发掘自明清以来被压抑的妇女传统如何借力晚清巨变得以喷薄而出。事实上，无论是哪种进路，在分析近代女性缘何浮出历史地表时，虽然都呈现出了某种睿智的洞见，但与此相连的盲区似乎亦不可避免——处在古/今、中/外、文/野、主体/他者等多重关系彼此缠绕、蜕变、转换的大变革时期。显然，预设的单一维度的研究立场难免有刻板化的嫌疑，也因此往往只能窥见问题的某个侧面而无法得其全貌。

《晚清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及其传统再构》一书显然敏锐地关注到了当前性别研究所面临的理论困境，因而征用各种史料以尽量复原历史现场的鲜活气息，呈现不同指向的性别话语之间错综复杂的争斗，构成了其质疑并企图超越现有研究成见的一种起点。以晚清妇女运动最为关注的“反缠足”问题分析为例，本书既分梳了传教士“天足”观念的输入，也关注到了有清一代地方改革派知识分子在“政治的”意义上对女性身体重塑的迫切愿望。而更有意味的，是本书还特别挖掘了本土传统中的“素足”观念作为一种主要与“贱民”群落联系在一起的资源，如何借助与殖民危机/文化危机所伴生下的世界主义、平等意识，僭越文化隔阂和阶层鸿沟，有力地支撑了“自然的”身体成为“现代”女性想象的基础。而引入上海/大同这样不同的地域空间进一步考察缠足文化，则显示出，即使是在经由殖民危机而导致的女性符码张扬的晚清，对女性的想象也不是铁板一块——由男权所主导的汉中心文化依托广袤的地域，仍然在“类东方主义”的意义上，制造出了具有“内殖民”意味的女性认知。可以看出，本书围绕“反缠足”所使用的各种文献以及由此形成的多种考察维度，使得对“反缠足”的分析远远超越了妇女问题本身，显示出了其内部因各种思想交锋而出现的多种张力结构，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晚清社会大转型的艰难。

在重返历史的基础上，尊重本土差异性，重新清理“现代”女性形象得以形成的各种知识资源的整合过程，构成了本书又一方面的努力。正如作者所清晰地意识到的，“民族救亡与建立现代国家这一强烈的思想传统”是“女性形象再构的资源之一”，搁置在这一思想脉络中，类似于“教育”这样的机制如何生根发芽成为形塑“现代”女性主体的力量，仍值得进一步追究。本书关注到了传统“女学”作为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晚清中国所遭遇到的种种挑战，尤其是其面临的道德问题——究竟是作为“正始”之物还是验证“才女”文化合法性的证据。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一道德问题构成了“现代”中国性别政治必须要处理的一个难题。在梁启超等近代倡导“女学”最为用力的精英知识分子的视野中，显然，“再造女性”与“重整山河”密切相关，因此，在政治维度接续儒家“女教”传统而不是在文化维度上激活女性自主意识，使之兼具“女国民”和“国民母”身份而不是回到精英化的同时也是阴柔气质的“才女”角色，就必然成为后发现代性国家在女性形象重塑上的一种选择。尽管如此，本书仍会小心翼翼地论证，由此产生的“贤妻良母”观念却并不是简单复古，而是包含了在近代平等观指导下企图突破欧式的公(国)/私(家)场域分工、探索更为合理的两性分工的努力在里面。应该说，这一概念重构的辨析相当细致精到，既指示出了近代中国“女性”如何借助历史转折得以浮出地表的独特轨迹，又挖掘出了近代中国“女性”话语因内在于“被动现代性”的历史进程所必然出现的悖论性。

在此情形下，分析由此生成的“现代”女性形象类型及其如何参与了转型时期“人心”的改造过程，就自然构成了本书的逻辑归宿。可以说，本书所归纳的革命女性、青楼妓女、女学生这三种类型，以及展开的其与晚清社会变迁的研究，为当今学界较为关注的研究领域，已有相当多的成果积累。而本书有新意的地方，是回到弹词、小说等文学文本，借助通俗文化、情感结构、大众传播等中介，以细读的方式具体分析上述女性形象在不同文本形式中的流转，藉此从文化政治的角度讨论“现代”女性形象如何真正成为了一种推动日常生活变革的力量。以革命女性为例，本书由梁启超之于罗兰夫人的有意识的误读入手，引入了弹词、小说等对其原型的不同改写，辅之以“秋瑾”这样的具有比附意义的本土女英雄的对照性分析，较为完整地梳理出了“革命女性”作为一种全新的女性形象之于晚清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

本书还留下了一些可以继续思考的问题:如何在“性别作为立场”与“性别作为方法”间找到更有分寸感的平衡，显然仍是当今的性别文化研究者需要继续思考的难题;如何在“文史互证”的研究方法使用中，激活文学文本作为一种特殊历史文献的价值和意义，显然文本的打开方式仍值得进一步探究……尽管如此，本书对于晚清中国“女性”形象建构的富有新意的系统分析，为我们探讨中国女性传统的发生以及藉此观照晚清社会的转型，留下了值得重视的理论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