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人茶话】沈渭滨教授和清史传记修纂

沈渭滨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摄于家中书房

■潘振平

沈渭滨先生去世已经一年了。2015年他病重住院时，我正在上海侍奉住院治疗的母亲，无暇探视，不料竟成永诀。与渭滨先生相识已有三十余年，因为先师陈旭麓教授的缘故——渭滨先生以陈老师私淑弟子谦居，我们虽然接触不多，但十分亲近。近十年来，渭滨先生受邀主持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传记项目，我才得以更加深入地了解他的学问和人品，受教良多。

清史工程于2002年启动，是当时国家投入最多、规模最大的文化项目。2004年3月，我奉总主持人戴逸教授之命加入，负责传记修纂的组织工作。此前传记组已经决定约请全国各地的专家试写一些稿件，以便搜集相关学术信息，了解工作的难点和问题。9 月，稿件陆续完成，我们又约请各地另一批专家进行审读和修改，渭滨先生就在此列。

11月，渭滨先生的修改稿寄回，除了在原稿上改得密密麻麻的工整蝇头小字外，还另附几页说明。首先是“总体评价”，直指稿件中存在的问题，观点鲜明而尖锐：“样稿内容取舍不当，该简未简，该写未写，致使全文过于简略，仅属行状，缺乏史料价值”；“行文上下跳跃过大，难以衔接，致使读者无法理解其间之关联”；“命字措辞不够统一，口语化时有出现”；“时间概念模糊，行文中常不署年月，不合传记体例”；等等。

接着是说明如何修改的“修改原则”，所附一页半誊写工整的修改出处注录，详细注明修改稿增补的二十六处文字之史料出处。在我的印象中，撰写和审改这批传稿的专家大都工作认真，但如此直言不讳，条理清晰，渭滨先生可谓第一人。当时清史工程刚刚起步，传记立项工作杂事纷乱，头绪繁多，颇有应接不暇之感。渭滨先生的认真负责，既使我们对依靠专家完成艰巨任务增添了信心，也为即将全面铺开的纂修工作如何保质保量敲响了警钟。在经过数次修改，并经戴逸主任审阅后，我们于次年初编定《〈清史·传记〉编写则例（试行）》，附有传文、资料长编和考异的试写稿，供各项目组撰稿人参考。

按照国家规定，清史纂修工程采用项目制拨款及管理，即需要将所撰写的内容分解为若干个项目，以公开招标或评议委托的方式确定主持人，并签订详细的合同。据此，清史传记初分为三十个项目，其中一半为各个朝代的重要政治、军事人物，一半为在其他领域有重要事迹和贡献的各行各业人物。每个项目多则二百余人，少则亦有六七十人，在三至四年内完成，所以需要由主持人组织一个团队。2005年2月7日上午，我受命专程赴上海七宝宝隆新村渭滨先生的寓所，委托他出任“清史·传记·光绪（上）”项目主持人。

渭滨先生表示能够参与清史纂修工程非常高兴，人物传记也是他愿意做的事情，但也表示了一些顾虑，主要是身有腿疾，影响出门活动；已经退休，利用学校资源不便；时间紧任务重，一百多篇稿子需要负责，工作负担太大，等等。经过商量，最后他还是欣然接受了委托。

是年3月，清史编委会确认渭滨先生为这个项目的主持人，4 月签订合同。渭滨先生在月底前已经组织起团队，成员主要有戴鞍钢、谢世诚、王立诚、邵雍、廖大伟等，另外特聘了姜鸣等人，均为年富力强的第一线中青年学者。根据传记组提供的工作名单，他们在5月4日和6月12日分别召开两次会议，研究入传名单的增删调整，确定初步分工及各传篇幅等级等等事宜。6月17日，“清史·传记·光绪（上）”第一次工作会议在上海举行，他们团队成员悉数到场，我和编委会传记组的几名专家也出席了。会议讨论了人物名单调整和具体分工，进展顺利。渭滨先生就是这样，严谨细心，责任感强，讲效率，重然诺，开始时可能会让人感到有点絮烦，一旦承诺，就可以放心。

清史编委会传记组的工作，开始时是组织立项，同时编辑入传名单初稿和撰写则例试行稿等材料，以后逐步转向各项目的联系和服务，评估阶段性成果。为了推动工作，我们除了参加各项目组的内部会议，组织全体成员出席的大型工作会议外，还设计了一些中型会议，称为“片会”，由若干时间或性质接近的项目组人员参加，便于交流资料和学术信息，以及撰写过程中遇到的问题。2005年10月，第三次传记项目工作会议在福建召开，道光朝、同治朝、光绪朝（上）（下）四个项目主持人及部分课题组成员参加，各组报告进度和遇到的困难，交流了人物资料的重要发现和研究方面的突破。渭滨先生首先谈到，原来的中国近代史专家，在转入清史领域后，学术观念需要有所转变，史料掌握方面也要有新的开始，他自己已经把《光绪朝东华录》重读一遍，做成人物索引，接下来再做《清德宗实录》的索引。其次，他谈到传记的几个标准：一是没有硬伤，必须准确；二是重要资料不能遗漏，人物的主要事迹完整；三是人物特点要清晰，或长于思想，或长于管理，或长于专门领域，如河工等等；四是文字雅训。强调不要完全抛开《清史稿》和《清史列传》等旧传，而是应该纠正其错讹，补充其不足。再次，他坦言原先对困难估计不足，用了“心里没底”、“胆战心惊”等语词，称其他项目组成员手头工作繁多，如何保证投入到清史传记研究和写作的时间，亟待解决。最后他提出为保证质量，希望延长时间，不增加经费，五年完成工作任务。

渭滨先生的发言，平直朴实，通篇没有豪言壮语，基调是实事求是，重视困难，在当时看来似乎还夸大了困难。但以后的事实证明，他所提及的几点，特别是兼职修史造成的时间和精力投入不足，不仅是他主持的项目，也是清史纂修工程进度和质量不能保证的严重问题之一。老马识途，是之谓也。

到了翌年春季，“清史·传记·光绪（上）”项目如期提交了第一批稿子。渭滨先生所撰“崇厚”一传，传文三千字，提交长编达五万字之多，详细搜集录入档案、实录、官书、新编资料集、日记、年谱等多种史料，堪称典范。2006年5月我们将之编入《清史传记资料长编选（一）》，供各传记项目组参酌学习。

此后，我与渭滨先生每年都会见面，特别是春节之前，我都会去七宝拜访，清史当然是主要话题。他的项目进展并不顺利，可以说状况不断，他的焦虑，他的烦恼，他的无奈，我都看在眼里。他的学生张剑，在最困难的时候加入撰稿者的行列，传记组联系专家马忠文也挺身而出，帮忙解决了不少困难。终于，在2012年，也就是合同签订的七年以后，“清史·传记·光绪（上）”初稿完成。他本是一个颇为潇洒之人，才华横溢，兴趣广泛，文史功力深厚，写得一手工整楷书，在当地也是文化名人，却把晚年的大部分时间献给了国家清史工程，用生命完成了自己的庄严承诺。

如今，清史纂修工程进入了最后的攻关阶段。譬如下围棋，在经过开局及中盘角力，进入收官阶段，更需仔细谋划，精心计算，一招不慎，满盘皆输。此时，我们更需要发扬渭滨先生的精神，实事求是，细心踏实，认真做事，争取交出一份人民满意的答卷。

（本文已收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近日出版的《沈渭滨先生纪念文集》，作者系三联书店原副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