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价值的科研不靠奖项来判断

蒲慕明像。(资料图片)

■本报记者　许琦敏

“1998年，我有一篇论文发表在《自然》上，长达10页，可引用率非常低，但我认为那是我这辈子最重要的工作。”刚获得国际神经科学的最高奖项———格鲁伯神经科学奖，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慕明说，“真正有价值的科研，尤其是有社会效应的应用研究，不能靠获得多高的奖项来判断。”

中国的脑计划顶层设计中，将脑科学基础研究与类脑智能技术和脑疾病诊治手段研发，以“一体两翼”的格局推动，在全球脑计划中独树一帜。蒲慕明相信，中国脑计划的实施，将会在国际上带来巨大的影响。为此，他在神经所用十几年带出一支优秀的科研团队，从学做好的科学，到今天可以联手挑战一些重要的科学问题，也到了树立起具有自身文化内涵的科研价值观的时候了，“50年前，中国科学家通过团队协作，完成了人工合成牛胰岛素这样的世界级工作，今天，我们应该重拾这几乎消失殆尽的传统，再次做出在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好工作”。

做好该做的事，只想着得奖心态就偏了

在格鲁伯神经科学奖的颁奖理由中，提到了蒲慕明对神经科学领域“异常广泛的影响”。他开辟了许多新的研究途径，比如，他在上世纪70年代建立的“光漂白”技术，至今仍是测量细胞内蛋白运动速度的标准实验方法；在自己提出的崭新概念基础上，他创立了生长锥转向分析这一简洁实验分析手法，成为实验室里常用的标准实验方法……然而，他对国际科学研究发展的贡献更令人印象深刻：从1999年起，他将神经所打造成了世界一流的神经科学研究所。

面对这份在旁人看来灿烂辉煌的获奖理由，蒲慕明说：“任何奖项的评选都有局限，而做好的科学，做造福社会的科研，才是科学家的真正目的，老是想着得奖，心态就偏了。”他说，曾有一位科学家来到他的办公室，大谈自己的工作大有得诺奖的希望，甚至还到处演讲，“就是这种心态让他看不到自己的工作其实并不那么富有原创性。”

“科学思想都是交流碰撞的产物，大多数创新想法其实很难追溯到某一个科学家，重要的是能一步步去实现这个想法。”蒲慕明说，上至诺贝尔奖，下至林林总总各类奖项，都是将科学引向名利的陷阱，无论处于哪个阶段的科学家，跳不出这个陷阱，终究会束缚住自己的手脚。

“没人看的论文”未来可能是最重要的工作

上世纪80年代，有一次他卧病在床两周，闲来读了关于人工智能的材料，里面提到人工智能网络可以根据输出信息来修改输入信息，“当时神经科学界认为，神经元输出信息的一端不会反馈信息给输入端———真是这样吗？”他当时产生了疑问，回到实验室后，他要求实验室人员立刻动手求证，结果发现神经元输出端的效率变化可以直接通过细胞内部的机制将信息反馈给细胞输入端，改变输入的效率。

“这篇论文在《自然》上创了两个纪录：一是文章篇幅最长，二是多年来《自然》发表的长文中引用率最低的一篇。”他说，因为这篇文章涉及人工智能和神经科学，当时两个领域极少有交叉，所以论文引用率低也是顺理成章。“但这是人工智能给予脑科学的一次指引，说明两者可以相互推动。”

在蒲慕明看来，目前人工智能远未达到人脑智能的水平，但仅仅从脑科学一些基本概念，如突触可塑性、多层和回归结构、强化学习等概念的启发，就已经引发了人工神经网络的飞速发展。因此，在筹备中国脑计划时，他极力建议要真正达到融合脑科学与人工智能的研究的目标。哪一个国家先做到这一步，就能最先占领未来人工智能的高地。

不要让西方价值观左右了我们的科研

过去十几年，引入最严格的国际评审制度、建立人才流动制度、为研究员提供稳定经费支撑，让神经所走出了多位院士、研究员，成为中国多所高校、研究所神经科学领域的掌门人和顶梁柱。中国神经科学领域在　《自然-神经科学》《科学》《细胞》等国际一流杂志上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几乎都出自神经所。

蒲慕明认为，西方科学体系的严谨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坚持的，但在价值观上，我们更应坚持中国的传统价值观。“我们现在的海归，都是西方科学系统培养出来的，强调个人兴趣、个人荣誉，一切以自我为中心。”他说，这并不值得推崇———诺贝尔奖生理或医学奖有1/3颁给了脑科学，可为何西方的脑疾病、吸毒成瘾等问题一直迟迟得不到解决？　因为如果在基础研究领域做深入、做彻底，就有可能得诺奖，而将它及时与社会应用结合，则不会进入诺奖的评选范围，而且这也不是任何一个科学家凭一己之力可以做到的。

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中，一直强调对社会的关怀，将自己的学识、科研成果与解决社会实际问题融合起来，才是一个真正优秀的科学家应该去追求的。蒲慕明认为，中国的神经科学到了可以到世界上去占领一席之地的时候，与此同时，树立起具有自身文化内涵的科研价值观，也是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