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别忘了向经典短篇致敬

“说到短篇小说，我有一种特别恍如隔世的感觉。”在第14届世界英语短篇小说大会上，天津作协主席、著名作家赵玫发出这样的感慨。为了给大会组委会的推荐丛书《华语短经典》提供作品，她翻箱倒柜，才发现自己曾经写过短篇小说。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很多作家身上。随着19世纪以来小说越来越被长篇所定义，以长篇写作来安身立命，成为很多作家在成名之后的写作轨迹。1993年，罗伯特·奥伦·巴特勒凭借《奇山飘香》获得普利策小说奖，至今都是该奖历史上少见的短篇小说获奖案例。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从7月13日到昨天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举行的世界英语短篇小说大会，给了人们一个重新审视短篇小说的机会。审视的结果令人惊讶：许多作家并没有和短篇小说渐行渐远。短篇滋养着他们的写作，甚至，他们的心里，或多或少都住着短篇小说的“影子教练”。

一旦学会了克制，就获得了写作的自由

“我写短篇小说的时候自己有一个标准：7500字。一旦超过了7500字我就不想原谅自己。”毕飞宇用这句话来阐释自己心目中短篇小说的至高尊严：短。

有作家这样形容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区别：前者是西方式的表达，滔滔不绝热烈奔放；后者是东方式的表达，含蓄收敛点到为止。这个特点，用新西兰作家杰克·罗斯的话来说：接近于诗歌。短篇小说的魅力也正源于此。加拿大作家马克·A·贾曼有个习惯：打完冰球后和人聊天。就在这样的闲聊中他发现，当人们想读一本什么书的时候，“他们一般不会拿长篇小说来读，都会读短篇”。事实上，他本人也是这样：每天早上读两个短篇，就会特别高兴。

然而，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对结构、人物、语言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换句话说，所有写作的技巧，都能在短篇小说中得到磨炼；而一个不太会写作的人，就会在短篇小说里露出破绽。因此毕飞宇把短篇小说比喻成一个正当壮年的父亲，而自己则是一个还在读初中的孩子。“也许我写的一些长篇给我带来了声誉和收益，而实际上我所有的能力，都来自短篇小说的哺育和滋养———短篇小说的人物、结构、节奏，以及简约、精准、生动的特点，尤其是短篇小说留有余味，让我一点点看到小说内部的那些东西。”而在所有这些能力中，最重要的是克制。对于中国作家来说，这一点尤其重要。“中国文学偏于抒情，但要客观认识和书写世界，需要更多控制情感，就像罗兰·巴特在他的零度写作论里倡导的那样。”毕飞宇说，这也是对他影响最大的写作理论。一旦学会了克制，就获得了写作的自由。

“一定要写人物，而且是平凡的人物”

余华至今记得自己年轻时完整阅读过的《19世纪文学主流》。“由此看到了各种文化碰撞之后产生的新力量。”

而这句话也同样适用于文学创作，尤其是今天国内如日中天的主流作家们的创作。他们在成长时期所阅读的大量西方短篇小说，后来都潜入了他们的作品中。

被业界称为“短篇小说之王”的苏童对此最有发言权。他坦言自己人生中第一次接触真正美国文学是在高中时代，在苏州的新华书店，用六七毛钱买了一本美国短篇小说集。书中收入了包括《好人难寻》等多部优秀的小说，但唯有福克纳的《献给艾米莉的玫瑰》和卡森·麦卡勒斯的《伤心咖啡馆之歌》，让苏童念念不忘，以至于现在回想起来，还能对其中的细节描写张口道来：美国的南方小镇，用黑裙子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的“老处女”，夏天要用木板把门窗钉住……甚至，当他自己踏上写作之路时，也写了表现“老处女”生活的小说。他一直问自己：为什么会对这两部小说印象如此深刻？得出的结论是，这样两部小说，让他在十几岁的年纪发现了小说写作的秘密：一定要写人物，而且是平凡的人物。“可以说是催生了我一个比较正确、或者说正常的小说观。”

而赵玫心里住着的西方作家，除了福克纳，还有伍尔夫和杜拉斯。赵玫的短篇小说，写尽一个又一个爱情故事，她说：“其实你不用看很多书。但是会有一些作家，你觉得他们和你的生命是契合的，他们的作品就像你自己的作品一样。对于这些作家的作品，要不停地读。”她把福克纳、伍尔夫和杜拉斯比喻成“影子”，无论自己在什么地方，在山巅还是在海边，都会感到他们的存在，“那种影子对我写作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