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让陈忠实满意”的《白鹿原》
蒋瑞征饰演的白嘉轩得到观众好评。
众村民的“议论”发挥了“歌队”的作用。
“差点错失的美好，七月最完美的结束。”
“陕西人的戏，就得陕西人民自己来演。”
“虽然只有三小时，但有种看了三十集电视连续剧的感觉。”
7月29日，由孟冰编剧、胡宗琪导演、陕西人艺老中青三代演员同台的话剧《白鹿原》，首登上海文化广场，连演三场。不少观众看完难掩激动，在朋友圈里争相安利《白鹿原》。
著名话剧导演陈薪伊专程看了《白鹿原》的沪上首演，评价起来，她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质朴”，“它非常质朴地诠释和关爱了白鹿原上人的命运，没有一个人物我没看明白。”
“《白鹿原》是陕西人的魂，我们这次重排就是要还魂。”制作人李宣说。在“还魂”的指导原则上，陕西人艺交出了这部“最让陈忠实先生满意”的《白鹿原》。
像棋盘布局一样编排全貌
2006年，北京人艺首次把《白鹿原》搬上话剧舞台，林兆华导演，濮存昕、郭达、宋丹丹领衔主演，热议一时。
当时，孟冰受林兆华之邀编写剧本。8个月的准备时间里，他大部分时间是在看书，做功课，真正写起来不到一个月，过程虽难，但并不痛苦。
他甚至用了愉快、享受两个词，“你要不断去品读小说，不断把情节和人物颠来倒去地对比和思考，很有意思。”
改编过程中，孟冰和陈忠实有过多次交谈，回忆起来，“他很宽容，很放手，对我很信任”。
这种交流有助于孟冰对作品整体精神的把握，也使他始终坚持一点：哪怕不像小说那么丰厚，也要让人看到《白鹿原》的全貌，而不是抽取其中一条线、一个人物来写。
“《白鹿原》的厚重感在于它全面反映了历史、生活在那块土地的各色人等。删减哪组人物都是伤害。但是考虑到舞台局限性，我选择保持基本格局，很多人物没有尽情展开，只是保持线索，给他们一两句台词。这有点像下围棋，可能只出一个子，但是牵扯住了一个区域，是一众人物的生存状态写照。”他说。
最终的剧本，是按小说的基本结构来搭建：以白嘉轩“巧取风水地”开篇，用倾倒的“仁义白鹿村”牌匾、老年白嘉轩伏地大哭作结。
全剧主讲了白鹿两大家族的恩怨情仇，着力刻画了以白嘉轩、鹿子霖为代表的人物，以及他们的下一代，白孝文、白孝武、白灵、鹿兆鹏、鹿兆海，还有副线上的黑娃和田小娥。每一个角色身上都有戏。
同时，孟冰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小说中的语言。
小说中最有性格的人物语言还是“文学性语言”，而不完全是“口头语”，他要让小说语言成为人物语言，而非编剧重新写，就要创造一个语言环境，将全剧人物的台词都统一在一个格调之内，“这样听起来就会天衣无缝，一气呵成。”
2014年，作为小说故事“发源地”的艺术院团，陕西人民艺术剧院将《白鹿原》提上了制作日程。
找到孟冰前，剧院手里已有八个剧作家改编的剧本，开了几次专家讨论会，比较了几个版本后，孟冰为北京人艺写的剧本得票最高。
就这样，编剧孟冰与导演胡宗琪，成了这版《白鹿原》最核心的主创。
相距北京人艺的首演已近十年，根据这些年演出中听到的观众反应，孟冰和胡宗琪都认为有必要做一点调整。
在导演的整体构思下，他们在文本上主要做了两点修订：
一是总体结构更精简，删掉了几个段落，减掉了两个次要人物，比如徐秀才；二是群众演员的变化，为了便于交代时代背景和主体事件，增加了众村民的“议论”。
导演让村民担任起古希腊戏剧里的“歌队”功能：在扮演剧中人的同时，又担起旁白与评说，他们不停地跳进跳出，转变身份，高浓度且快速地推进了剧情进程。
原本，村民都是以生活化的方式散落全剧，以歌队形式将之集中于几个历史节点后，全剧34场戏更显凝练，不见断裂。这一改变，也带来了整个戏剧样式和舞美设计的改变。
相较起北京、陕西两个版本，孟冰认为，陕西人艺版在讲述方式上，起伏变化更明显，矛盾冲突更激烈，人物性格变化更强烈，“故事可能也就更好看一些”。
陕西方言的
传神运用
陕西人艺老中青三代同台献演《白鹿原》，得到了集体高评价。有人甚至惊叹，没想到地方院团还有如此齐整的演员阵容，“白嘉轩一出场，声音一出来，我就知道对了！太沉稳了。”
迫于生计，陕西人艺的演员曾兼职外出讲课，演影视剧，卖茶叶，开面馆，甚至经营歌厅。
《白鹿原》为演员们带来了可遇不可求的好剧本、好导演、好团队，主演白嘉轩的蒋瑞征感慨，一下就升华了整个剧院的精神状态，“这部戏把我们重新拉回了话剧舞台。好剧是有凝聚力的。”
上海首演后，蒋瑞征向早报记者回忆了《白鹿原》的排演过程。
最开始，蒋瑞征其实更想演鹿子霖，因为他“戏好”：讨巧，性格外化，情绪有起伏，一出来大家就会有兴趣。
陪导演去了一趟白鹿原后，蒋瑞征回来就被建议演白嘉轩。在影视剧里，他演过不少书记、首长一类的正面角色，再演“腰杆子太硬太直”的白嘉轩，得心应手，形象、气质、声音也都合适。
演了白嘉轩后，媒体总爱问他一个噱头性的问题：濮存昕、张丰毅、张嘉译都演过白嘉轩，怕不怕被比较？
“我说没有可比性。”他给出的理由是：一、一千个人看《白鹿原》会有一千个白嘉轩的形象，演员创造一个角色，都有自己的理解和定位；二、他只需和白嘉轩画等号，而无需接近某个演员的创造，“对白嘉轩，我怀着敬畏之心。能不能重现祖辈走过的坎坷道路，是我首先考虑的。”
蒋瑞征是北京人，因为知青上山下乡，在西安生活了40多年。白鹿原就在西安近郊。
创作上，他自觉更有优势，“我太了解陕西农民了。深入生活不是到白鹿原走一遭就行了，这点时间你想把陕西农民的风骨、内蕴、坚忍完全理解和消化，不可能。”
蒋瑞征眼里的白嘉轩，是白鹿原上一个本本分分的原生民，既传承了中国农民的优秀品质，又不同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普通农民，有抱负，有文化。
表现这个人物时，蒋瑞征抓住了两点：他最看重自己的面子；他是宗祠文化和传统道德的卫道士。
整出剧的前期准备花了两年时间，因为案头工作做得足，真正排练只有25天。用导演胡宗琪的话说，“这其实是违反艺术规律的”。
和演员说戏时，他始终强调五个字：注意力集中。
蒋瑞征解释，《白鹿原》是一部极为“外化”的戏，不仅体现在歌队，更体现在演员演对手戏时，很少面对面和对手交流，而是直面观众。
也因此，“我要时刻注意台上每一个人物的话语和行动，不注意就接不上，观众会觉得你游离于戏剧之外，所以注意力集中是有道理的。”他进一步补充，“导演反对虚假的所谓‘生活化’的表演，在他看来，戏剧就是戏剧，一定有它的风格样式。”
白鹿村方言（蓝田话）的地道运用，是这版《白鹿原》得以还魂的原因之一。
陕西每个县的方言都不一样，当地人都能听出差别，剧团专门请了语言老师，为演员集训了一星期。
蒋瑞征听得懂陕西话，但说得不地道，相较陕西本土演员，他显然要花更多力气磨练。因为压力大，他曾将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方言上，却制约了人物创造，“导演把我解放了，他说陕西话可以慢慢练，但要先把人物抓住了。然后我就顺了。”
原本，蒋瑞征的期望是达到80分就知足了，朋友最后给他打了98分。
撩骚（骚扰）、麻达（麻烦）、慌慌鬼（毛手毛脚）、幕囊（浪费时间），这些关中俚语从陕西演员的口里蹦出来，格外有味。生猛直白的表述，也总能引起现场酣畅大笑。即便在上海，观众也完全没有理解上的隔阂与障碍。
克制使用华阴老腔
提起陕西，很多人会自动联想到黄土高坡和窑洞。北京人艺版《白鹿原》就在台上实景搭建了一片黄土高坡，有真实的尘土，也有真实的牛羊。
在对白鹿原实地采风、详查时代资料后，胡宗琪和舞美设计黄楷夫发现，白鹿原并非想象中黄土高坡的样子。
制作人李宣介绍，黄土高坡和窑洞其实更偏陕北和内蒙古；陕南的风貌和湖北相似；白鹿原则地处关中，这里水土肥沃，生态良好，并非外人想象那般贫穷落后，白鹿两家作为关中的富裕大家，住的是大宅。
于是，他们将关中的地域和民居特点提炼，外化成了舞美：瓦房、祠堂、牌楼、庙宇、麦场，当然也有窑洞，“窑洞都是穷人家用得多，田小娥就是住窑洞。在那个封建时代，住房可以看出阶层差异。”
不管是白鹿两家的大宅，还是田小娥家的窑洞，现场色调一派冷峻、滞重、阴暗，鲜有明亮的时候。
“这个故事发生在离你很远的封建时代，白鹿原上的女性——田小娥、白灵、白孝文的两个媳妇、冷先生的两个女儿，命运都很悲惨，面对这种政治生态、社会生态，应该明亮吗？”李宣这样解释。
服装设计也有配套的讲究。从族长白嘉轩到村民，剧中人的服装大都灰扑扑，唯两位女性有色彩：上半场的田小娥穿了红色棉袄；白灵第一次出场一身粉白棉大褂，去大城市上学，接触了基督教后，她又洋派地穿起了花旗袍。
很多戏大幕一拉开，音乐就起了，《白鹿原》开场的却是“算盘声”：白嘉轩耍了一道心计，换来了鹿子霖家的风水宝地，算盘代表了算计，配上打算盘的音效，有“点睛”之效。
现场充满了这类音色冷僻、凄厉的音效，但并不泛滥，“我们一定是在剧情和人物最需要的时候，才发声。”李宣说。
她更愿意将现场音乐/音效定位为“声音”：尽管白鹿原的人疯的疯，死的死，但从他们灵魂里发出的声音，始终盘旋在白鹿原上空，不愿离去。
华阴老腔在北京人艺版《白鹿原》里曾大放异彩，堪称神来之笔，但在陕西人艺版，老腔的使用也十分克制。
“当人物、台词、服化道都在表达白鹿原，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这个地方时，还需要很浓郁的本土音乐吗？太繁杂了。”
老腔的使用，最出彩的两处是田小娥死后化蝶，剧末白嘉轩伏地大哭。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在，桃花依旧笑春风。”取材于崔护诗词的《人面桃花》，是陕西老腔里有名的唱段，讲了物是人非和逐幸福而不得的错过。
通读《白鹿原》后，李宣觉得，这段老腔放在田小娥化蝶一段，刚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