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解读中国传统"侠"文化:"侠"的自信来自担当

    “关于游侠的定义，最为人熟悉的莫过于司马迁《史记·游侠列传》中的说法，‘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汪涌豪认为，拔刀相助、仗义疏财的侠客，往往成为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昨天下午，汪涌豪和古籍研究专家赵昌平来到上海图书馆，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游仙文化》《中国游侠史论》《侠的人格与世界》三本专著，解读了中国传统的“侠”文化。

    在汪涌豪看来，侠是了解中国文化的切入口之一：不止于快意恩仇的游侠精神，用言必信、行必果展现了中国人的豪情与自信。

    赵昌平认为，游侠作为一种社会存在，从战国时的士阶层分化而来。侠成了不同时代民间美谈的主角，如赵氏孤儿故事中的程婴、公孙杵臼，刺秦王的荆轲，出使秦国不辱使命的唐雎，他们往往予人以爱名誉、重知己、急公义、赴国难的形象。到了唐朝，昆仑奴、蒋武、韦自东等一批侠士形象，经常见诸唐传奇，舒淇在影片《刺客聂隐娘》扮演的聂隐娘也令人印象深刻。

    在唐代，涌现了400多首咏侠诗。譬如高适在《送浑将军出塞》中曾写:“塞上应多侠少年，关西不见春杨柳。从军借问所从谁，击剑酣歌当此时”，描绘了游侠争赴边地，为国家为民族舍生取义的伟大精神。柳宗元的《韦道安》，则是唐诗中唯一一首以现实中的侠义之士为对象的长篇叙事诗。汪涌豪说，此诗不仅肯定了“道安本儒士，颇擅弓剑名”，还对人物的忠贞不二进行了讴歌。同样，赵昌平举例说，王维的《少年行》“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相逢意气为君饮，系马高楼垂柳边”不仅点出了游侠的潇洒风采，还融入了报国的宏图远志。

    “游侠往往比较敏感冲动，容易意气用事，他们中的有些人身上其实也有不少问题。”汪涌豪表示，游侠中既有坚持操守的“节侠”，也有举止轻浮、行为粗鲁的“轻侠”“粗侠”，而薄视财利、忘己济物的方能称得上“豪侠”。

    “我最喜欢的一位侠是谭嗣同，所以经常研读他的著作，留意他与同时代人的书信来往。”汪涌豪说，谭嗣同诗句“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人尽皆知，这当中提到的一名“昆仑”是他的绿林好友“大刀王五”。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康梁选择了逃离、躲避，唯有谭嗣同坚定不移地留下，和王五一起谋划营救光绪皇帝。“翁同龢赞其为‘世家弟子中桀骜者’。他有情有义、敢作敢当，直面当时严酷的社会现状，不惜舍弃自己的生命唤醒尚在沉睡的国人，这种侠义精神令人动容。”

    古往今来，一个人成为侠可以有多种原因，但前提是其天性中必须包含着难忤的侠性。陈继儒《侠林序》中的“人生精神意气识量胆决相辅而行相轧而出”，便是其典型。汪涌豪说：“超越了一定的血缘、地缘，这群人受到了侠义精神的感召走到一起，其仗义之举不为谋生，出自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