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怎样从你爸妈手里骗走100万
徐家姆妈简直要精神分裂了。她给人骗走了50万元养老钱，那是夫妻两个一辈子的存款。她一面昏天黑地地维权、上访，一面把手机里能删的删干净，装成没事人一样，到女儿家里带小孩。
这种日子过了快一年，老夫妻还在死撑，“我怕得要死，不敢让女儿知道，他们一定会骂我。”
徐家姆妈投资的那家理财公司，老板去年十月跳楼自杀，没了法人代表，连立案都立不了。她在一个上百人的微信群里和其他受害者商量各种追债办法，公检法、信访办，能找的都找了，一直没什么进展。
在理财骗局受害者里，徐家姆妈不算最惨，被骗一两百万甚至上千万元的大有人在。他们绝大多数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年纪最大的超过80岁。盘一盘过去一年出事的理财公司就会知道，徐家姆妈投资的那个涉案金额几千万的公司，只能算是不起眼的小角色。
这家公司的前员工王伟说：“是的，我们做的就是中老年人的生意。退休老人有闲钱，又有空，子女又忙。”
王伟说的闲钱是徐家姆妈“一生一世的积蓄”。老夫妻谨小慎微一辈子，人到七十，把那笔钱交到陌生人手上，无论如何不会是个轻率的决定。
那些投资是怎么发生的？
徐家姆妈的投资决策依据
徐家姆妈是那种典型的上海阿姨，老夫妻两个和子女不住在一起，退休之后的生活圈子很小，屋子里柴米油盐，里弄里活动活动，偶尔出门旅游。
有一天她去买菜，路过一家理财公司，店门外竖着两块醒目的广告牌，几个业务员在路边候着。她放慢脚步的时候，店员凑上去推销，给她看的理财产品年收益都在10%以上，“想想看，你的钱存银行能有多少利息？”
上海朋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2014年5月注册成立，宣传文案嵌着一串串时髦字眼，“互联网金融线下理财服务的创新实践者”。“互联网金融”徐家姆妈是听说过的，电视上报纸上都在谈，一起玩的老伙伴也有人在投资。
她先是买了1万元1月期的产品，一个月后利息准时到账。她又试了试3月期、6月期的，周期越长，年收益率越高。最高的12月期产品年收益率14.4%，她一时半会儿不敢尝试，慢慢观望。
一开始，她连先生也没告诉，偶尔对孩子流露想买理财产品的心思，女儿女婿一句话打回来：“别去碰那种东西。”孩子们忙，最多每周到家里吃一顿饭。老太太的投资行动，他们完全没有发觉。
徐家姆妈观察着朋泉，店面里的行情好像越来越好，她的收益也总能按月到账。她了解过公司老板的情况，“本地人，研究生学历，在XX路上有一套房子，价值千万元以上。”巧得很，老太太家离XX路很近，她甚至看到过老板出入小区。她相信了朋泉店员的分析：“老板的身家放在那里，几千万元就算亏空了，他也赔得起。”
老太太搜集着经济金融知识，从新闻联播到街坊闲谈，凡是能接触到的信息，都被她装进大脑里。她去参观金融博览会，在某个大型理财企业的宣传单上看到知名经济学家的头像；她熟知的一位本地电视节目主持人，出任了某家互联网金融公司的形象大使；前述公司所在集团的董事局主席，一度被盛传参加过国家的外事访问团。
老太太一项项罗列着于己有利的决策依据。以她的人生经验和知识结构，考虑到她所处的信息环境，用“谨慎”来形容她的投资决策并不为过，在签订50万元的一年期合同之前，她其实是用自己的办法做了背景调查、信息分析和风险控制。
“怎么会呢？ 怎么还能出事呢？”徐家姆妈懊恼、自责、害怕，“女儿婚前在我这里存了点钱，如果她知道我被人骗，肯定要把自己那笔钱收回去，那样我们就一无所有了。”
一旦信了，越来越信
一无所有的受害者，李东方律师看得太多了。
李东方是上海市老年人法律服务中心的志愿者，她接待了开着残疾车上门求助的宋家夫妇。老夫妻年近七旬，没有子女。老太太是残障人士，长年生病，背了一身的债。前两年他们卖了市区的房子，准备在郊区置换一套便宜的小户型，一卖一买的差价用作还债和养老。卖房子的钱陆陆续续到账80多万元，都拿来买了理财产品。付完新房子的定金和首付，想去朋泉把钱取出来，
后者没有按照承诺“随时退款”。去年10月，业务员打电话告诉他们，老板跳楼了。
现在，老夫妻几乎身无分文，新房子的两万定金要不回来，卖家还要告他们违约。这些天，老太太再度住院，老先生跟着急出了高烧。
宋家夫妇在朋泉算大客户。投资额度超过10万元以上的客户，常有机会见到老板赵仕力。据朋泉曹杨门店前员工王伟的描述，赵擅长“以诚服人”，对待内部员工和重要客户，经常直白地说，公司资金主要用来放高利贷和炒股。
“有的人听了会被吓住，有的人呢，老板越是那样说，就越相信他，觉得他坦诚嘛。当然我们对外宣传也说有房产投资项目，但跟顾客怎么谈，就凭自己掌握了。”王伟说，业务员看人下菜碟，有时把所谓的投资渠道描述得花好果好，有时给老人展示老板的身家头衔，兼而分析国家经济形势和“互联网金融”的大好前景。而王伟还能加上一句：“你看，连我自己都买了大几十万元，那还能有问题吗？”
这句是实话，他砸了80万元进去，一部分是自己的钱，一部分是家人的。
“天天看着那些广告，被诱惑了，老板说的话又那么让人信服。公司只有一个总部两家门店，业务员加起来十个左右，门店进出的账我都看着，老板身边还有人给我通风报信。”王伟30多岁，他觉得受骗是因为“人说到底都有自己的认知盲点”。出事以后，他把客户名单上的受害人召集起来，想抱团讨说法。
王伟前后签过几十个客人，是业绩很好的业务员，“路边理财店做的就是中老年人的生意，有时候客人自己进店来问，有时候业务员上门推销。做这行不用懂什么金融，能拉来单子就行。”
“老人心里知道这东西有风险，有的人会问你们把钱投资到哪里去，有的人很耐心，观察试探好几个月。”王伟不怕麻烦，因为老人有个特点，一旦信了，越来越信，不太动摇。
徐家和宋家夫妻就是这样，几十万元投资都不是一次性购买，宋家夫妻手上一共有14份合同。王伟接触过的老人，有的不止在一家被骗，“此心不改”。
“小孩很忙的”
2015年，上海市民因为电信诈骗损失15.1亿元，受害者以老年人居多。电信诈骗猖狂多年，整个社会慢慢建立起防范意识和防范手段。相比之下，投资理财诈骗的受害面比较小，涉案金额却大得多，15.1亿元甚至比不上一家中上规模企业所能吸收的资金量。
过去两年，上海市老年人法律服务中心接待了大量理财骗局的受害者。2015年，中心接待涉及老年财产权益纠
纷咨询627次，其中68次和投资理财有关。工作人员宫庆华说，“三万五万，在电信诈骗来说是高额，但在投资理财案里是入门级的。”
作为提供法律咨询服务的公益性机构，上海市老年人法律服务中心通常不是老人寻求法律救济的首选。李东方介绍，多数老人找到法律服务中心之前已经跑遍能跑的部门，“老人发现问题，一般都是因为当月利息没有准时到账。但他们不会马上行动，他们会等，到3个月以上没收到钱，坐不住了，去找公司，一看人都跑了，再三五成群想办法。等到他们报警，好几个月过去了，冻结欠款、立案、追缴都很难了。”
宫庆华接待过的老年人，不管是事前购买理财产品还是事后维权，九成以上都瞒着子女，“他们想靠自己的能力解决问题。”
为什么投资之前不跟子女商量？老人回答最多的一句话是，“小孩很忙的，没空管我这个事情。”
为什么出了事不找子女帮忙？还是那句话，“小孩很忙的”，而且，“我已经很难过了，不想再让他们知道。”
宫庆华分析，老年人有种不服输的心态，想证明自己有能力参与社会活动，有能力做投资，这种心态在高知、高收入老人群体表现得更明显。一旦出事，更要紧紧瞒着，害怕被子女指责，失了颜面。
很多老人购买理财产品是由于朋友、街坊的推荐，他们对自己的社交圈深信不疑。即便老人有机会跟子女谈论理财投资，那些来自子女的信息，无论从频度还是说服力上，都比不上身边的朋友。
不和子女同住的“优质客户”
绕过子女，是理财诈骗公司重要的营销法则。
陆飞曾经在一家老年旅游公司工作，公司明面上经营老年旅游业务，实际上通过组织旅游团向老人销售理财产品，额度低的5万元，高的200万元。公司有套“优质客户”标准，其中一条要求“老人不和子女同住”。
“对陌生老人，打电话请他们到店里，给他们介绍旅游产品，打探老人的基本情况，找机会介绍理财产品。熟一点了，组织老人做活动，有的公司会租赁一点实体说成是自有或投资的资产，比如果园、工厂、养老院，带着老人去参观。有了联络基础，约了去家里看望老人，送礼品，像是大米、食用油、旅游活动的现金抵用券。销售人员一般不接触子女，老人如果是和子女住一起的，上门拜访前旁敲侧击，确认子女不在家才去。”
一天24小时，除了睡觉吃饭，还有漫漫长日要打发。有人陪着聊天，老人总是高兴的。陆飞说：“我们会跟老人说很多很多话，一定比子女和老人聊得多，而且聊得更开心。”
熟练的业务员，上门聊天一次、送礼品一次、带老人参观实体一次，基本可以出单。“有情，有利息，这两条足够让老人掏钱。”陆飞待了半年，出单5份，金额45万元，拿到2.7万元提成。
“一份理财产品，给老人允诺10到12个点的收益，业务员提成6个点，各级主管、经理、副总、老总提掉十几个点，工资、房租、礼品和日常开销占5到10个点。你算算，公司得有什么样的投资回报率才能运营下去？”但老年人不懂这些，有的老人发现这家公司心思不在旅游，找业务员质问，这种情况叫“爆单”，业务员有专门的应对技巧。怎么谈单、怎么“打边”(当“托”)，在员工培训时都教过。
陆飞后来决定辞职，他私下打电话给客户，建议他们在公司出问题之前退单。有些老人不理解：“为什么要退单？公司不是发展得很好？每年都有新的景点。”
问王伟，老人应该怎么对待路边理财店？他说：不要、不要、不要，完全不要理那些。
问陆飞，老人遇到像你之前待过的那种公司，怎么处理比较好？ 他说：很难，只能靠他们自己。
问李东方，朋泉骗走的钱能要回来吗？ 她说：不太可能。
问徐家姆妈，假如钱要不回来怎么办？ 老太太沉默。
(文中徐家姆妈、宋家夫妻、王伟、陆飞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