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让世界了解红军和长征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从1934年至1936年，中国工农红军以血肉之躯谱写了人类历史上无与伦比的英雄史诗——长征。在这一行程长达两万五千里的武装大迁徙中，一段段传奇式的经历及其所蕴含的坚韧不拔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不仅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赖以成功的基础，同样也令世界为之惊奇。用鲜血和生命铺就的长征路，既是一条苦难之路，也是一条胜利之路。
彼时的“圣城”延安，中国共产党人用他们昂扬的斗志，激起了广大人民群众心中必胜的信念。但由于国民党“石堡般严格的新闻封锁”，那时的延安又犹如白色海洋中的一个红色孤岛，与世隔绝，外界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了解，多是被极端丑化了的形象。
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抱着“无论付出什么代价”都一定要去的决心，冒险来到陕北苏区一探究竟。作为第一个叩开延安大门的记者，斯诺采访到了“一生中在亚洲所能得到的最大的独家新闻”，并兴奋而迫切地向世界报道了属于延安的真相。他所撰写的 《红星照耀中国》1937年一出版便轰动了世界，让不了解中国的外国人颠覆了对古老中国的传统印象，其中译本《西行漫记》随后更是感染了几代中国人。
在斯诺的身后，是前赴后继的其他外国记者。他们用客观公正的视角，将他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传递给了世界，而这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而言无疑具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世界终于有机会了解到中 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全民族抗战，为这场革命争取到了广泛的国内外舆论支持。毛泽东曾在一篇社论中写到：“事实胜于雄辩，真理高于一切，外国人看中国人的眼睛，总有一天会亮起来，现在，果然亮起来了。”
上海来了个“薄复礼”
很多人说，斯诺给了世界第一双了解中国革命的眼睛，但很少人知道，其实在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出版前一年，一部名叫《神灵之手》的书同样在英国伦敦出版，它才是第一本向西方世界介绍红军长征的书。
《神灵之手》的作者，是一位名叫勃沙特的英国籍瑞士传教士，中文名叫薄复礼。1934年10月在贵州旧州境内，薄复礼与长征中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的部队相遇，被当作“帝国主义间谍”扣留，随后与这支红军一起走了18个月的长征路。1936年4月，薄复礼在云南境内被红军释放。他用三个月时间口述完成了《神灵之手》，并将文稿送回英国出版。
1897年，在英国曼彻斯特的一对瑞士夫妇家中，诞生了一个男孩，他叫勃沙特。他从小便受到基督教的熏陶，十岁起就开始参加教会的活动。
在少年勃沙特的童年生活中，十岁时发生的一件事，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在《神灵之手》中回忆道：1907年，在我的家乡英国曼彻斯特，有一位从中国回来的传教士，他叫查尔斯·费尔克拉夫。他在曼彻斯特到处做报告，介绍中国的情况。鬼使神差，我也溜进了教堂，混在人群中听费尔克拉夫的介绍。在少年勃沙特的脑海中，中国似乎就在曼彻斯特近郊，他决心以查尔斯先生为榜样，去闯天下，“甚至在梦中，我都想着去中国。如果有一辆车开往中国，我会不顾一切地跳上车的。”
20岁时，勃沙特的机遇到来了。他向一个名为“CIM”的教会组织提出申请，要求去中国。“CIM”是基督教宣教组织“中国内地会”的缩写，长期招募可以前往中国内陆地区长期工作的传教士。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混乱之中，艰难和风险可想而知。可能也正因为这样，勃沙特的申请很快得到了答复。他受邀参加教会会议，很快又被送到伦敦的训练基地，培训了三个月。此后，勃沙特又被留下来进行了2年训练，课程主要是医学。
1922年10月前后，25岁的勃沙特到达了他中国之行的第一站———上海。在这里，他除了为以后的旅行购置被单、草席、汉英字典等物品之外，还在语言学校学习了一个阶段的中文。教书的是一位中国老先生，老先生给他起了一个中文名字。
从此，勃沙特变成了“薄复礼”。分配工作的时候，“CIM”的负责人把薄复礼叫去，指着地图上的遵义市对他说，这是贵州的第二大城市，这里曾经有一座建立年代较久的教堂。
在此后的十余年间，薄复礼在贵州辗转多地，他经历了残酷的战争、经历了1925年贵州的大饥荒，也收获了爱情。在贵阳的一座小教堂里，薄复礼和同来中国传教的瑞士姑娘露西举办了婚礼，最终二人定居在贵州镇远的一座教堂。
直到1934年秋天，一次与红军的“偶遇”，改变了薄复礼的生命轨迹。
感谢“被捕”让我们患难与共
当时，红六军团从湘鄂黔边进入贵州，在当地群众的帮助下，他们顺利地渡过了清水江，又突破了湘、桂、黔三省敌军共18个团的包围，强渡大沙河，攻入地主武装盘踞的老黄平县城———旧州。
而薄复礼夫妇在安顺参加完一次宗教活动后，正要起身回镇远。结果，还没等下山，树林中冲出的红军，拦住了他们的去路。因为国民党的反动宣传，红军长征开始时，很多贵州的老百姓对红军都不了解。薄复礼也不例外，他以为自己被绑票了。他被带到一间大马厩里，随即被松绑。红军如数归还了他的财物，连他旅费中的几个银毫子也如数奉还。这下，薄复礼摸不着头脑了：“如果不想抢劫财产，为什么还要把我们抓到这里来呢？”
对于扣留外国传教士薄复礼和海曼，当时的红六军团长萧克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
“我们扣留他们两人的主要原因，是从军事角度来考虑的。西征以来，转战五十多天，暑天行军，伤、病兵日益增多，苦于无药医治。我们知道几位传教士有条件弄到药品和经费，于是，提出释放他们的条件是给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或经费。”
此时的薄复礼，对于抓捕、扣留了他的红军仍然心怀恐惧。但几天后发生的一件事，令他对共产党的看法开始产生了一点改观。那天，萧克要求薄复礼帮忙翻译一张意外找到的法文版贵州地图。薄复礼翻译，萧克记录并在地图上标注，两人忙活了大半夜。对这一天的遭遇，薄复礼在 《神灵之手》 中有非常详细的记录。他对萧克的第一印象是这样的：
我的良心受到质问。他只有25岁，是一个热情奔放、生气勃勃的领导者，一双明亮的大眼睛闪闪发光，充满了信心和力量。在艰辛曲折的旅途中，他不屈不挠。显而易见，他是一个充满追求精神的共产党将军，正希望在贵州东部建立一个共产主义的政权。
令薄复礼感到“良心受到质问”的，是萧克年轻而充满热情的形象和他脑海里“土匪”的样子毫不相干。从这个晚上开始，他慢慢地接触和了解了真正的共产党人。在后面的一路同行中，薄复礼慢慢发现，这支训练有素的队伍有很多独特之处令他瞠目结舌。
薄复礼在书中，详细地讲述了他跟随红军遭遇的各种突围和游击战事。虽然作为一个外国人，他当时并不完全清楚战事情况，但是他所描绘的场面，在党史中都有相应事件作参照。他提供的细节，恰是这段历史的珍贵注脚。
除了一路上受到优待以外，令薄复礼印象最深刻的，是与红军的交往，让他看到了一群“理想主义者”。同时，他也用他的笔描写了红二、红六军团艰苦长征的战士群像。在长征的行进中，薄复礼看到的，是一群极能吃苦的人：
路，在中国的定义与英国略有不同。随红军所走的路，有时几乎只是前边的人踏出的一条痕迹，说不上路。在山间的路上行走，滑得很，数千人马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在这条道上，把本来就很滑的路弄得泥泞不堪。跌倒是家常便饭，衣服上的泥浆常常是这块干了，那里又新添了块湿的，好在大家都习以为常，而且一旦有人摔倒，立即就有人把你扶起来，一起前进，并没有笑话你不会走路。
勤奋的红军战士除了忙着打草鞋、补衣服外，还抓紧时间学习文化知识，听关于共产主义原理的党课武装思想。一旦到了某个驻地，可以进行极为短暂的休整，红军都会建立“列宁室”。所谓“列宁室”，实际上就是红军读书学习的一个地方，有时利用房子，有时就自己动手临时建，八根竹竿或树桩做桩，绿色的树枝和竹枝编在一起作墙，屋顶铺上稻草就算天花板。这个地方就成了他们读书学习或者集体活动的地方。
薄复礼眼中的红军，几乎总处在被敌人围追堵截的危险境地，但他们并不悲观。他们衣不能保暖，食不能果腹，武器更低劣得要命，但他们始终保持着快乐。
红军的娱乐活动通常安排在傍晚，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有时，他们聚在一起，形成一个圆圈，坐在地上，队长就点人出来唱歌，不会唱的就进行摔跤比赛，不论输赢都有一阵热烈的掌声。他们的游戏有时候也有复杂的，比如武术，还有击剑活动，篮球也是他们所爱的活动之一，他们有时候还化装演戏。
而在这么多丰富多彩的游戏娱乐之中，薄复礼从没有看到赌博———在他眼中，那曾是中国人最热衷的一项娱乐。
不知不觉，到了1936年的春天。此时的薄复礼，已经随长征的队伍进入了云南境内。有一天，正在晒太阳的薄复礼从萧克那得到了一个喜讯———红军准备释放他。释放薄复礼的日子，红军似乎经过了精心的挑选和准备。因为薄复礼记得很清楚，那天是4月12日，是个礼拜日，又是复活节。
两天以后，重获自由的薄复礼到了省会昆明。在那里，他重新见到了日夜思念的妻子。至此，薄复礼随红军长征时间达18个月，辗转了贵州、四川、湖北、湖南、云南等5个省，行程达近万公里，成为红军长征途中一名奇特的参加者。
在昆明，刚刚被红军释放的薄复礼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样几句：
感谢“被捕”，友谊和血的联结，超过了世间的一切。我们患难与共，我们共勉负重。为那珍贵的互助，我洒下深情的泪珠。
夫妻共著“西行漫记”
从1928年来到上海算起，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中国一待就是十三年。1936年，历经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举起了全民抗战的大旗。为了加深外界对红军的了解，中共中央希望有一名公正的外国记者去苏区采访，斯诺成了不二人选。
中共领导层对斯诺的造访非常重视，周恩来亲自为他起草了92天的苏区采访行程。斯诺也在第一时间在当时的苏区首府保安 (今志丹县) 见到了毛泽东。在与毛泽东多次畅谈中，斯诺不仅了解到了他传奇般的个人经历，还从他那里了解到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日持久作战等毛泽东的重要思想。在斯诺看来，毛泽东是一个颇有天赋的军事家和政治策略家，有一种必要时候当机立断的魄力……
除了毛泽东、周恩来外，斯诺还在苏区采访了彭德怀、林伯渠、徐海东、徐特立等中共领导人。斯诺看到，毛泽东住的窑洞里，仅有一顶蚊帐还算是“奢侈品”；周恩来睡的是土炕；彭德怀穿着用降落伞缝制的背心；林伯渠的耳朵上用线绳系着断了脚的眼镜———这，就是最最真实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吃苦耐劳精神。
在斯诺四个多月的苏区行程中，除了采访众多的中国革命领袖，斯诺接触更多的是普通红军战士与苏区的大众生活。那群脸颊红彤彤的“红小鬼”情绪愉快、精神饱满，他们身上有一种令人惊异的青年运动所表现出的生机勃勃。斯诺这样写道：“虽然几乎都经历过人生的悲剧，但他们没有太悲伤，也许是因为年纪太轻，也许是我所看到过的第一批真正感到快活的中国无产者。在中国，消极的满足是普遍现象，但快乐这种比较高一级的感情却是罕见的。这意味着对于生存有一种自信的感觉。有时候我几乎不能相信，只是由于这一批坚决的青年，有了一种思想武装之后，竟然能够对南京的千军万马进行了群众性斗争达十年之久。”斯诺看到，红军和苏维埃政府已经在他们辖区的全体民众中早就有了坚如磐石的团结，因为苏区的每个人都自觉自愿地为他们的利益和他们所认为正确的东西而战，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的政治信念基础。
在一般人认为荒芜贫瘠、犹如“中世纪”的苏区，斯诺看到了苏区的工厂，看到了机器在运转，看到了一批工人在忙碌地生产红色中国的商品和农具。在苏区，有织布厂、被服厂、制鞋厂、造纸厂、制毯厂，还有煤矿、盐矿和油矿。所有这些工厂的产品足够供给苏区的四百家合作社，苏区的盐比国民党统治区的又便宜又多。苏区的农民不用交税，他们参加了贫民会，他们投票选举乡苏维埃，他们把白军的动向报告给红军；苏区办起了免费的学校，贫苦孩子可以念书识字。红军带来了无线电，让闭塞的村民可以了解外面的世界。红军凯旋，姑娘妇女们送上了她们仅有的水果和点心———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与老百姓的鱼水之情。
1937年，英国伦敦戈兰茨公司首先出版了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该书一问世便轰动世界，那些对于未来中国有着不一样梦想的年轻人，从斯诺的书中看到了理想实现的曙光；那些对中国缺乏了解的外国人，也通过阅读斯诺的书，颠覆了对古老中国的传统印象，看到了中国的正能量。尤为珍贵的是，中共领袖毛泽东此前从未被采访过，在斯诺笔下，毛泽东不仅是一位军事家，更是一位政治改革家。该书出版后红遍英语世界，短短一年内多次重版。一年后，在已经成为“孤岛”的上海，通过中共地下党的努力，《红星照耀中国》 有了它的中译本———《西行漫记》。
同样是在1937年，斯诺的妻子海伦也奔赴延安，与红军一起生活了五个月时间，进行了广泛的采访，并以尼姆·韦尔斯的笔名写下了《续西行漫记》。
在来延安之前，海伦早就听闻国民政府大肆渲染的“共产党就是共产共妻”论调，当时西方主流思潮仍把共产主义视作洪水猛兽，很多外国人也对这样的说词深信不疑。但当她在苏区见到了真正的共产主义生活，眼前的一切还是让海伦惊叹不已：“中国共产党在很多方面实现了欧文———傅立叶时期的原始乌托邦社会主义者所梦想的共产生活，只是以英雄气概代替了田园风味。”她写道：
“一排红军分别睡在两间大屋子里，在石子地上铺上草席，他们所有的东西都对称地挂在墙上，每个人只有一条薄棉被。那么多人只有三个公用洗脸盆。这些万能的洗脸盆，可以适应一切需要。先用来洗脚，用完了洗干净了到吃饭时又用来盛食物，端端正正放在中间，大家围着洗脸盆吃饭，有站的，有坐的，五分钟就吃完了。我可不容易习惯用洗脸盆吃饭，但我很高兴看到这些士兵朴实的生活方式。而官僚阶层每餐必36道菜那种腐化风气，实在令人生厌，对比之下，有些脏也就无所谓了。”
海伦自己是一个喜欢打扮、注重仪表的姑娘，但在延安，她发现除去一些头发稍长的妇女外，在共产党人中，很难分辨男女，他们都是穿一袭精神抖擞的军装。而那时很多本地妇女都还在缠足，父老中也有不少人留着辫子。在此前游历中国大地时，海伦曾感叹很多妇女命运的悲凉，但在这里海伦看到了男女之平等。海伦在《旅华岁月》 中写道：“极端清教徒式的谦虚和严格的道德是赢得民心的纲领中的一部分，提高妇女地位是共产党强烈维护的主张，也是取得成功的关键，这意味着一种特殊的保护。不仅反对强奸或任何形式的不尊重，而且在家庭或者工作中也要保护。”
这五个月里，海伦采访了很多中国领导人及红军将领，也悉心记录着红军日常生活的点滴。海伦深深体会到，共产党能够发动群众、组织人民，不是依靠物质的给予，而是依靠精神的团结，生死与共。
用影像记录通往延安之路
每当回顾历史，难免有这样一种经历———迷失在浩瀚的文字史料中。曾有无数的亲历者、记者、历史学家和爱好者用自己手中的笔，来回忆、描述、研究、考证那些光辉历史，但文字的震撼力，远不及镜头来得强烈。
相比于斯诺，沃尔特·博斯哈德这个名字对于中国人而言或许有点陌生，但正是他带着摄影机，深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延安抗日根据地，用镜头真实记录下了那段激情燃烧岁月中发生的许多鲜为人知的感人故事。
1938年，博斯哈德希望前往中国的抗日根据地延安进行采访。那时，每一个进入中国的外来访客都受到严格控制。在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的引荐下，他得到了由周恩来签发的通行证，跟随运输美国物资的车队由西安前往延安。
行军过程中的艰辛超过了博斯哈德的想象。虽然西安到延安不过数百公里，天气好的话一辆货车两三天就到了，但在博斯哈德一行出发当天，天空却下起了大雨，将黄土路面淋得泥泞不堪。博斯哈德在后来有关延安之行的文章中这样写道：“路况之差使我们只好缓慢前行，即使轮子上缠着铁链，也无法阻止汽车顺着陡峭的山坡向后滑。好几次，车队还得从万丈深渊边上晃晃悠悠经过，让人直捏一把冷汗。山谷小溪间穿梭着无数的驴队，为了把粮食和面粉送上不毛的高原，也许都不够供给上面庞大的军队和数量不断增加的学生。”
尽管行程艰难，但人民对于红军的热情却让博斯哈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一行人曾在“查坊”的一间中式宿舍过夜，主人把最好的房间腾出来让给他们，“这是一间小房间，一张鲜红的纸把嵌在墙里的香台贴了起来，墙上漂亮的毛笔字宣告着旧世界神灵的终结———我们相信红军!”
值得一提的是，博斯哈德在其所著文章之中，将延安比喻成了“下一代心目中的麦加圣城”，原因是，在其前往延安的路上，越接近“红色首都”，就看到越多年轻中国人的身影，他们个个背着简单的行李徒步走到这里，希望加入梦寐以求的八路军。“这一代人被战火从学校里赶出来，背井离乡，期望在延安找到新的信仰归宿。”
博斯哈德的传奇，还在于他是第一个访问延安并见到毛泽东本人的欧洲记者。与毛泽东的畅谈，让他被眼前这位伟人深深折服。在他看来，毛泽东无疑是当时中国最具智慧且最有意思的人物之一。博斯哈德后来在报道中这样评价这位历史巨人：“他身上没有普遍主义的巨大力量，却更像一个古典时期沉思的巨人。”
从西安通往延安途中以及到达延安后，博斯哈德用16毫米摄影机拍摄了总时长为21分49秒的名为 《通往延安之路》 的黑白无声纪录片，记录所见所闻。其中，既有毛泽东走出窑洞的画面，也有抗大女生歌唱祖国、边区百姓吃冰、士兵操练等各种场景，同时反映了从西安前往延安的艰苦路程，这段纪录片也是外国记者在延安拍摄的第一部影像片。
(特别鸣谢上海市档案局大力支持，为本报道提供珍贵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