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看待中日关系：没有力量的均衡就没有真的亲善
1934年5月，上海内山寓所内，内山完造、内山夫人、高龟眉山、中村戒仙、鲁迅、铃木大拙、藤井草堂（从左至右）合影
1933年，鲁迅的日本弟子增田涉离沪回国，鲁迅写诗送别：
扶桑正是秋光好，枫叶如丹照嫩寒。
却折垂杨送归客，心随东棹忆华年。
鲁迅对日本怀有深刻的记忆。他的几个最要好的朋友是在日本结识的，他怀念留学日本时期的生活，其实是怀念“华年”和与华年相连的友情、亲情。鲁迅在日本当然也有不愉快的经历，也受过歧视。但随时光流逝，记忆中美好的东西留存，并且渐渐放大，也属人情之常。中国读者都熟悉的鲁迅在日本学医期间遇到的一位老师藤野先生，为人善良，勤恳，不傲慢，善体贴，又尊重中国文化，其品格，就像鲁迅的小时候就读的三味书屋的教师寿先生一样，“方正”“质朴”。鲁迅在回忆录中，虽然对在日本经历一些人事表达了不满，但主要笔墨用在赞扬和感激藤野先生，由此可见鲁迅的平正态度和仁厚之心。 晚年，一位日本翻译家编辑他的著作，写信征求他的意见，他特别叮嘱将《藤野先生》译出来收入文集。
鲁迅在上海期间，也悉心照顾日本弟子，可以说是对他以往所受恩惠的报答。增田涉为了翻译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来到上海，几个月时间里，几乎每天到他的住处，请教翻译的细节。回国后又以通信的方式讨论问题，信件积起来一大堆，正像当年藤野先生为鲁迅校正课堂笔记一样。这种关系，可以表征鲁迅与日本人交往的格局和性质：注重学术交流，进行有恩有义的普通人民之间的交往。
直到去世，对日本医生的信赖没有变
鲁迅在北京期间交往的日本人中，以日本《北京周报》记者清水安三比较亲密。清水多次到八道湾周宅采访鲁迅和周作人。1922年7月1日，清水安三还到八道湾周宅小住，次日由周作人送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和清水安三一同离京，因北京东站没有发车而回还，3日才送走。1922年11月24、25和27日，清水以“如石生”的笔名在日本《读卖新闻》“支那的新人”专栏发表《周三人》一文，介绍鲁迅、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其中对鲁迅的评价很高：“ 盲诗人爱罗先珂(Eroshenko)推崇周树人为中国作家第一人，我也持这种观点。正当上海文士青社的每个人都在就《聊斋》中那些未写好的故事随随便便写文章的时候，发表了唯一称得上是创作作品的人，实际上就是周树人。”鲁迅与周作人失和后，要搬出八道湾寓所，还请清水向在北京的日本人借了汽车，运送行李。晚年，清水在日本办学，致力于中日文化交流，写了《值得爱戴的大家：鲁迅》(1967年)、《回忆鲁迅》(1968年)、《怀念鲁迅》(1976年)等文，还珍藏了鲁迅为他写的佛偈“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下佛经，立地杀人”，做成卷轴，装以木盒，并在盒盖内侧题写了这样的话：“朝花夕拾安三七十七。此书是周树人先生之真笔也，思慕故人不尽。添四个字在此，这是鲁迅先生书名也。”
清水安三钦佩鲁迅，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喜欢鲁迅性格中直率的一面。日本喜爱中国文化的人，对于中文最雅致的形式——(旧体)诗——特别倾心，诵读之余，总想尝试写作。清水也是如此，他把自己的诗作拿给中国朋友看，除了寻求指正外，自然也愿意听到鼓励的话。可是有一次却被鲁迅当头泼了一桶冷水。清水请鲁迅修改自己写的汉诗，鲁迅几乎一字不落地做了修改后，劝解清水道：“你不要做汉诗了，日本人不适合做汉诗。” 鲁迅认为日本人写的汉诗只讲道理，没有诗趣。清水深受触动，后来多次向人讲述这个情节。
1912年周家人合影，后排左起：周建人、鲁迅、周作人，前排左起：周建人妻子羽太芳子、鲁迅母亲鲁瑞、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羽太信子怀抱周作人长子周丰一
因为鲁迅和弟弟周作人都留学日本，而且他的两个弟弟娶了日本妻子，全家与日本人保持亲密的关系。鲁迅在北京时期因为政局不稳，有时言论出格，遇到危险，除了德国医院法国医院，就到日本医院。至于看病，他更愿意看日本医生。北京有了离家较近的日本医院后，全家几乎都看日本医生了。到了上海也如此。晚年多病，鲁迅一般到日本人开的医院就医，或者请日本医生到家里来诊治。须藤五百三1933年 7月开始为鲁迅家看病，此后几乎是作为唯一的主治医为鲁迅诊疗，有时还带着他的儿子出诊。鲁迅一度病情非常严重，几位要好的朋友劝他看看其他医生，鲁迅不愿意更换。有一次，史沫特莱等瞒着鲁迅请了德国邓恩医师来为他检查。邓恩医生的检查和诊断是准确的。即便如此，鲁迅仍不愿住院，不愿更换主治医师。直到去世，他对须藤的信赖没有改变。后来有人责难须藤医术不高明，发生了误诊；更有人怀疑他心术不正，害死了鲁迅。当然也有人埋怨鲁迅过于信任日本人。但如鱼饮水，冷暖自知，鲁迅喜欢让日本医生为自己治病，自有他的道理，人们应该尊重他的选择。君不见，便是现在，不是也有中国人喜欢到日本看病吗？
“与其让强盗抢走，还是不如让败家子败光”
鲁迅晚年与日本友人交往，惯常采用赠送自己诗作的方式，日本朋友以得到大文豪的手迹为荣。除了本文开头提到的赠送增田涉的诗表达怀念留学生活外，还有“文章如土欲何之，翘首东云惹梦思”，还有“岂惜芳馨遗远者，故乡如醉有荆榛”，给日本画家写的“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等等，给人的总体感觉是在中国生活很不惬意，因而怀念日本。这些诗句的确有这样的意思，表现了鲁迅对中国现状的失望。 但这其实是鲁迅一贯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绪反应，并非对日本情有独钟。他是真正爱中国这片土地的。
日本学者野口米次郎路过上海，与鲁迅有一次较为深入的谈话。野口描述：“鲁迅并不像想象的那样畏首畏尾，这使我很高兴。他那不加梳理的头发，很不整齐。不加修剪的胡须，衬着灰黄的脸，并不怎么吸引人。见面寒暄时露出一口整齐的牙齿，却很好看。带着皱纹的稍小的眼睛，含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感。鲁迅即使在寂寞的时候，也能笑出来，使人感到很像一株老梅。”鲁迅在谈话中不满地说：“日本人不了解中国。”野口问鲁迅“政府对你的压迫，还是那么重么？”鲁迅回答道：“在中国，其他国家行得通的事情是行不通的；而其他国家不大可能的事情，在这里却是可能的。我不知道现政府为什么这样讨厌我，大概是因为我的正直不合他们的心意吧！我总希望中国稍微好一些，可政府的官员却以为现在这样就不错。我可怜我的同胞，曾努力使他们能聪明一点；政府的官员却以为这样就可以了。我担心中国的将来，可那些官员们却只顾眼前。”谈话中，野口提出一个很刁钻的问题：“谁来管理中国更好”——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鲁迅先生，中国的政客和军阀总不能使中国太平，而英国替印度管理军事政治倒还太平，中国不是也可以请日本来帮忙管理军事政治吗？”鲁迅的回答是： “这是个感情问题吧！同是把财产弄光，与其让强盗抢走，还是不如让败家子败光。同是让人杀，还是让自己人杀，不要让外国人来砍头！”
野口后来写了一篇报道，引用了鲁迅的谈话。鲁迅读后，觉得与自己的观点有出入，在给日本友人的信中表达了不满：“和名流的会见，也还是以停止为妙。野口先生的文章，没有将我所讲的全部写进去，所写部分，恐怕也为了发表的缘故，而没有按原样写。……我觉得日本作者与中国作者之间的意见，暂时尚难沟通，首先是处境和生活都不相同。”
九一八事变后，鲁迅是坚决主张抵抗的，对政府组织抵抗不力冷嘲热讽，写了《友邦惊诧论》一类的文章。他早起交往的清水安三、上海时期交往的铃木大拙等人都是爱好和平、反对战争的人士。“一·二八”战争期间，日本生物学家西村真琴博士在闸北三义里的废墟上捡到一只饥饿濒死的鸽子，带回大阪饲养，希望这只来自中国的鸽子能和日本的鸽子生育后代，送回中国作为和平使者。可惜的是，这只鸽子第二年就死了。西村博士及亲友们立冢掩埋了它。出于对鲁迅的景仰，西村博士写了一封信，连同自己画的鸽子图，一并寄给鲁迅，请求鲁迅写些文字。鲁迅写了七律《题三义塔》：“奔霆飞焰歼人子，败井颓垣剩饿鸠。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表达了中日友好的心愿。
与内山完造交好被污为汉奸
要说鲁迅与日本人的交往，就不能不说内山完造。鲁迅到上海的第三天，就到内山书店购书。后来与书店老板内山完造相识并成为朋友。鲁迅常在这家书店和国内外友人漫谈，接待生客。内山书店也是鲁迅对外的联络地址，代鲁迅收转信件。内山完造还曾帮助鲁迅一家避难。1932年起，内山书店成了鲁迅著作代理发行店，还出售当局禁止的其他进步书籍。内山书店的书籍敞开陈列，读者可以随手翻阅，店堂里摆着长椅和桌子，读者可以坐着看书。在书店外的人行道上设茶缸，免费向过往行人供应茶水。内山书店不管金额大小，无论国籍(包括中国人)，读者都可以实行赊账。
鲁迅在内山书店读书和会客的地方
当时，虹口四川北路一带是上海文化界人士居住最集中的地方，内山结识了不少中国文化界进步人士，并与其中不少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如鲁迅、郭沫若、田汉等人。从 1927年 10月首次去内山书店购书到1936年逝世止，鲁迅去内山书店500次以上，购书上千册。他4次掩护鲁迅避难；郭沫若、陶行知遭通缉，他帮助避居；周建人、许广平、夏丏尊等被捕，经他悉心营救获释。他帮助鲁迅举办3次木刻展和1次木刻讲习班；方志敏在狱中写给党中央的报告、北平东北大学地下党组织转给鲁迅的信等都由内山书店转交。鲁迅逝世后，内山完造发起募集“鲁迅文学奖”，被聘为日文版《大鲁迅全集》编辑顾问。他的著作有《活中国的姿态》《上海漫话》《上海夜话》等。
1934年8月29日，上海千爱里3号，避居在内山寓所内的鲁迅，会见日本友人。左起：内山完造、上海东亚同文书院教授林哲夫、鲁迅、日本东京庆应大学图书馆职员井上芳郎
鲁迅与内山完造如此亲密，引起外界议论纷纷。例如苏雪林就这样说：“内山书店，乃某国浪人所开。实一侦探机关，前者道路流传，不忍听闻(见《文艺座谈》)，鲁迅即不爱惜羽毛，嫌疑之际，亦当有以自处，乃始终匿迹其间，行踪诡秘，所为何事？且反帝之人而托庇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之下，其行事尤为可耻。李大钊革命革上绞台，陈独秀革命革进牢狱，鲁迅革命革入内山书店，此乃鲁迅独自发明之革命方式也。嘻！”鲁迅在给山本初枝的信中，谈到有些文人的造谣时说：“我依旧被论敌攻击，去年以前说我拿俄国卢布，但现在又有人在杂志上写文章，说我通过内山老板之手，将秘密出卖给日本，拿了很多钱。……在中国的所谓论敌中有那么卑劣的东西存在，实在言语道断。”1934年5月15日鲁迅致杨霁云信，谈到自己被污为“汉奸”一事说：“汉奸头衔，是早有人送过我的，大约七八年前，爱罗先珂君从中国到德国，说了些中国的黑暗，北洋军阀的黑暗。那时上海报上就有一篇文章，说是他之宣传，受之于我，而我则因为女人是日本人，所以给日本人出力云云。 这些手段，千年以前，百年以前，十年以前，都是这一套。叭儿们何尝知道什么是民族主义，又何尝想到民族，只要一吠有骨头吃，便吠影吠声了。”
“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走出路来”
鲁迅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愤恨的，对中日关系有一些独到的看法。对两国政治家宣称的“亲善”，鲁迅说：“中国没有军备。没有力量的均衡就没有真的亲善。”他还说：“对现在的中国人来说，与其说日本是敌人，不如说政府更是敌人。日本方面以为蒋介石是抗日的首领，中国人却认为他是日本的朋友，日本方面给了他很多好处。中国人如果当奴隶就安心当奴隶，现在的中国连奴隶也当不了，有的只是一片混乱。”
鲁迅还曾严厉批评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宣扬的所谓“亚细亚主义”：
日本想用所谓的“亚细亚主义”一词，来与中国取得一致。但是，日本用军队来维持中国的时候，中国就已经是日本的奴隶了。我想，日本打出“亚细亚主义”的幌子，也只是日本的一部分人的想法，这并不是日本人民说的话。
日本人也与中国人一样，不能自由地说话吧？即使对“亚细亚主义”，日本的人民与中国的人民也不可能以同样的想法接近。中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走出路来！
鲁迅与日本人的交往，是平和的、诚恳的普通人之间的交往。当增田涉听说鲁迅身体不好，特意到上海看望。他看到鲁迅瘦削的面容，说话有气无力的样子，十分难过。鲁迅陪他吃了一点饭，因为体力不支上楼休息，增田涉看着老师的背影，预感到这可能是最后一面。临走的时候，鲁迅赠送他礼物，看到家人包装得不好，执意打开重新包装，一丝不苟，令增田涉感动不已。增田涉在回忆录中写道：“就我个人来说，直到现在所接触过的人——当然日本人也在内，和鲁迅比较起来，在为人上我最尊敬他，对他感到亲爱。这我多次对人说过，现在还是这样想。”
本文作者为鲁迅博物馆副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