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究竟有多少钱：收入真的相当于“年薪几十万”吗

鲁迅究竟有多少钱

曾经有不少媒体报道，经陈明远研究，鲁迅的收入水平折合今天的人民币约达到每月1.8万元到3.5万元（按2009年人民币的购买力折合——锡荣按）。按此计算，鲁迅每年收入至少应在三四十万元。本来，鲁迅那样的大文豪，以其文化贡献和市场号召力，应该有相应的经济回报。但是这样的收入水平，鲁迅经常穿的胶鞋，俗称“陈嘉庚鞋”，也是低档身份和经济不富裕的表示，却有点出乎人们意料。这也就打破了人们以前印象中鲁迅“破帽遮颜过闹市”的穷酸相：原来鲁迅是有钱的。那么，那种穷相是故作姿态了？但是这些说法和计算方法其实是有很多问题的。

稿费相当于今天多少万元的说法，都是大有问题的

按照陈明远的说法，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元银元约折合人民币（2009年）60-70元，那么，鲁迅每月有300到500元银元的收入，就相当于现在的1.8万元到3.5万元收入了。在后期，就更多。有时年收入达到15000元银元，就相当于现在的近100万元了。

按照有关的资料计算起来，他的说法原是可以成立的。但是，问题是，他说的一银元等于现在的60到70元，这一比价的依据是什么呢？从那时以来，币制的变化极大，经过1940年代末的极度通货膨胀，再经过1950年代的币制改变（缩减一万倍），1980年代以来又经过改革开放，几起几落，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时的币值与今天的币值，根本无法换算。

如果说，他是根据物价指数来计算的，那么，问题就来了。从那时以来，整个经济形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当时作为农业国的中国，工业品价格很贵，而农副产品相对便宜。

按陈明远说法，1927-1936年间每斤大米6分钱，据《鲁迅日记》记载，1931年鲁迅买米每次都是买50磅（1磅=0.9072市斤），价在5元7角到6元之间，一般在5元9角，就是说每磅1角1分8厘，合每斤1角3分左右。则在今天（按70倍计算，下同）应该在9元左右，而事实上2009年的市场价大约只有2元左右，好一点的也不过4元左右，也即只有15倍左右。

再举个例子：鲁迅的《毁灭》1元一本，拿到今天，这样的书也就20元左右。1927年，鲁迅离开北京后，由许羡苏记录的鲁迅家用账目反映：《世界日报》四版每月1元2角，现在恐怕要每月15元左右。这就是14倍左右的倍率。鲁迅和许广平刚到上海时，通过“包饭作”包饭，每餐三菜（二荤一素）一汤4角，二荤一素2角5分。按照目前的物价算起来，二荤一素起码25元（当时每个菜都是可以供若干人吃的，像饭店里上的菜一样，这跟时下10元一份的盒饭可不一样），那就是100倍（中高档饭店价还不止这倍率）。

这几个例子说明，当时工业品的价格高出物价平均值，而现在工业发达，工业品反而低于物价平均值；手工业品则相反，当时低于平均值而现在高于平均值。又如，1927年1月10日鲁迅在厦门买中山表一只，价2元；买箱子一个，5元。像中山表这样的低档产品，现在恐怕50元都不到，那就最多只有10倍。至于那个箱子，不知是哪一只，现存鲁迅与许广平到上海时的小皮箱，拿到现在来，也未必值几百元。

其实，这两年说得煞有介事的关于鲁迅稿费多少，相当于今天多少多少万元的说法，都是大有问题的。

实际上，要衡量当时人的生活水平，只能把他的收入与当时人的总体收入水平去比。按其总体生活水平，相比较而言，看他在当时人们的总体收入水平和生活状况中属于什么层次，然后再与今天相应的层次对应起来看，或许才能比较准确地看出其实际收入水平和生活状况，哪能简单按照货币币值来计算呢？

每月几百元的收入，是“收入水平”而不是“生活水平”

鲁迅从1912年到1936年的25年中的实际收入状况，其总体水平是逐渐提高的，但中间起伏极大，如下表：

总平均在每月423元左右，在北京的14年，平均为250元左右。1926、1927年两年在厦门、广州平均为300到350元左右。只是到上海以后，尤其是把北新书局克扣他的版税收回后，收入水平才急剧上升到每月700元左右。如果这笔钱没有追回，那么月平均收入也就在四五百元。

按照陈明远先生的说法，1920年代上海市民的生活水平是：一个典型的五口之家（相当于四个成年人，称为“等成人”），每月66元银元为一般市民经济状况（每个“等成人”16元左右），每月100元以上到200元左右（每人每月50元）为中等生活水平，200元以上为上等生活水平，而30元以下为贫民生活水平。按此算法，单看鲁迅的收入状况是属于较高水平的。但且慢，我们看到的鲁迅每月几百元的收入，是“收入水平”而不是“生活水平”，“生活水平”是要看家庭人口状况才能确定的。鲁迅各个时期的收入状况既不同，其赡养的对象及人数也不同。我姑且将鲁迅的收入状况分为六个时期，并对各个时期的收入状况作一分析。

第一时期：1917年4月以前，鲁迅月收入在230元左右，赡养对象除母亲、朱安外，还有周建人、周作人及其家属，并佣工两人。虽然后来周作人一度在绍兴任教，也有收入，但收入很微薄，对鲁迅多有依赖。实际总赡养人口至少可算6人，平均每人每月40元左右，属于中等生活水平。

第二时期：1917年到1923年7月，周作人到北京大学任教，每月有240元收入，这对鲁迅的压力大为减轻。但周作人一家人口多，也很倚赖鲁迅，兄弟合爨，大致可以这样算：鲁迅250元（名义工资300元，但1919年起欠薪日甚，实际收入约为此数）、周作人240元（实际到手200元左右），共450元，赡养人口12人（鲁迅、母亲、朱安，作人夫妇及俩孩子，羽太重久及福子等，建人夫妇及俩孩子，还有管家、女工），则每人每月38元左右，也属于中等生活水平。

第三时期：1923年7月以后，与周作人决裂，不再承担作人方面人口的赡养义务，仅赡养自己和母亲、朱安及女工，并补贴周建人、朱安亲属，月收入230元左右，每人每月约合50元，已接近上等生活水平。

第四时期：1926年8月到厦门、广州后，收入增加到400元到500元，再加稿费，而这时候周建人也有了工作，可以减少补贴，他实际要承担的赡养人口仅为三人，再加上北京寓所的女工。到1927年到上海之前，平均每人每月可达100多元，属于上等生活水平（这时候许广平还在工作，有收入，完全可以不计入赡养对象）。

第五时期：1927年10月以后，到1929年9月海婴出生之前，这段时间虽然许广平不工作，但也只有四人（母亲和朱安另有北京方面所得版税，这里的另两人是鲁迅的学生，所谓“义子”夫妇），而收入由于从北新收回大量被扣版税，是他一生中收入最多的时候，所以收入达到每人每月150多元，是状况最好的时候。这段时间中，与周建人夫妇及其孩子们合爨，生活费上，鲁迅难免多负担一点，至于究竟负担多少比例，我还不清楚。

第六时期：1929年9月以后，海婴出生，又在上海寓所增加了女工，一度曾达到两个女工，但每人每月也达100元以上，也是很宽裕的。虽然也经常接济周建人，但已不住在一起，毕竟不像早年那样照顾了。但看鲁迅的日记，1929年11月25日有“以商务印书馆存款九百五十元赠克士”，一次就赠送这么多，实在不算少了。

有人称鲁迅每千字“八九十大洋”，主编每次签发稿费时手都要发抖

1996年11月的《鲁迅研究月刊》上，有位“梁”先生从《传记文学》上摘来一段记载，说是“鲁迅稿酬千字三十元”，令人觉得新鲜而惊讶，先录在这里：

据陈彬龢对人说：当年申报副刊的自由谈，自经过那次全面革新以后，对于青年读者灌注了不少的新知识。同时，对于文化人确能做到以礼相待的地步。例如每月稿费毋须作者到馆领取，馆方特派遣专人，登门奉送，而且不取收据，以示对作家的尊重。新作家的作品，其未经采用者，例必予以退还，并且说明退稿原因。而文稿致酬，至少每千字为十元。唯独鲁迅一人的作品，则不论用与不用，一概稿费照付。甚至，或被新闻检查处当局，认为该稿有违检查法令，予以禁刊，称为“开天窗”的亦要照付稿费。尤其对他特别提高稿酬每千字为三十元，此一数额，在当时，可以籴米六担有零，而且还是松江产品的净白软稻米呢。

无怪史量才每次签发鲁迅的稿费单子时，不禁手头为之发抖不已，此虽传言者过甚其词，但史量才是个克勤克俭之人，现在眼见鲁迅每千字的一篇文章，竟要花去他六担有零上白软稻米的代价，怎不要教他心惊胆战到手头发抖不已呢。况且他出身松江乡间的泗泾地方，自小看见村间农民们要收获六担多米的农作物，所受的是曝日淋雨的苦处，所花的是朝耕夕耘的辛劳，这六担多的米，正是粒粒皆辛苦了。但是对鲁迅的文章而言，亦自有它的固定价值，除了有深入社会阶层的特殊见解思想，还懂得一种骂人的艺术。因此，他的作品凡是讽刺时事，无不句句尖酸，语语毒辣，为广大的青年读者所喜爱，但亦为若干的拘谨者所憎恨，在读者的喜爱与憎恨之间，就分出左右的思想路线来了。不过申报的自由谈自从刊载鲁迅的化名“何家槐”（应为“何家干”——锡荣按）的骂人文章以后，终因一般读者喜爱鲁迅文章的人多，它的发行记数表上的数字竟直线而上了。

这篇短文还算客气的，只说“每千字三十元”，后来却越说越离谱了：读《世纪书窗》2001年第5期，有裴毅然《杂说稿费》一文，竟说鲁迅因为《申报》“自由谈”给他每千字“八九十大洋”，“主编史量才每次签发稿费时手都要发抖。不过，如果没有这只‘发抖的手’，鲁迅怎么买得起大陆新村的房子？”据说此说原出于前几年《新民晚报》某文透露。

我不幸没能读到那篇妙文，然而一读裴先生的转述，也不能不绝倒，上面那篇文章的“三十元”这回变成九十元了！——谁告诉你鲁迅买了大陆新村房子？又是谁告诉你鲁迅的稿费每千字大洋八九十元？时下文风之浮躁，文人说话之不负责任，竟以至于此！（摘自《鲁迅生平疑案》王锡荣上海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