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原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 卸任后，一头钻进“故纸堆”

过去的两年，对于复旦大学前任校长、中科院院士杨玉良教授来说，生活似乎有了很大的变化。曾经，他是追着未来向前“跑”的材料科学家，但现在，他却忙着“回溯”历史———他的大量时间都耗在古籍上，致力于为中华古籍保护和修复寻找科学的方法。

走进复旦园，要找杨玉良并不难———他的办公室就在复旦光华楼那个樟木香味最浓的楼层。眼下，由杨玉良担任院长的复旦大学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已聚集了一批跨学科的学者，他们来自化学、材料科学、生物学、古文字学、博物馆学等专业。在古籍保护和修复的历史上，几乎从来没有过那么多学科的学者共同参与。“我国现存5000万本古籍，其中有1500万本等待修复，但我们的古籍修复人才只有100人左右的规模。”杨玉良觉得，“现在到了我花点时间，做点有用又有趣的事了。”

“纸寿千年，绢八百”，意味着一串未破解的科学问题

在担任复旦大学校长期间，杨玉良可说是“明星校长”，曾经被评为“最具魅力的大学校长”，也是颇具争议的校长。他的每一次公开讲话都会引起公众的关注。他谈得最多的就是复旦的精神。

杨玉良卸任时，就有不少媒体猜测他会如何评价自己校长5年任期。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说，至今最遗憾的是“我在担任校长期间，没有能够重塑复旦精神。很多时候，很多事情只能停留在‘说’上，而没有设法去做更多的事情。”

身为科学家的杨玉良在担任复旦校长期间，很关注学校的文科发展。在他看来，“科学求真，艺术求美，人文求善，像复旦大学这样的学校，人文社科和科学都是缺一不可。而且，文科和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往往可以有大致的规划，或者定一个发展方向，但人文学科没办法提前规划。”

杨玉良之所以关注古籍修复和保护，源于他和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的一次偶遇。在一次学术会议上，著名古籍修复专家张志清谈到他们在修复古籍的过程中，使用的胶水和修复纸张不过关，导致修复后对古籍的二次损害。很难想象，很多珍贵的善本，是毁在了本该使它们的寿命更长的修复材料上。

这样的问题，到了杨玉良这里，都成了具体的材料问题，或者说是化学问题。“胶水不好，可以想办法用高分子粘合材料。纸张不行，肯定是现代的机器纸中含有过多的化学添加剂，导致纸张寿命缩短。还有一种可能是制浆工艺不行，损坏了纤维，最终导致机械力学性能的大幅降低。”

但是，看似普通的纸张难题却没有那么容易解决。2013年，杨玉良在江西看到了刚出土的宋代　《礼部韵略》，这套在拍卖市场上价格拍到2990万元的书，全套共5本，连函套都在。“我30年前买过这部书的现代影印本，现在已经严重泛黄、发脆，甚至拿起来一翻就会掉页。神奇的是，这套将近千年的书，在潮湿的古墓里保存至今，翻看起来却仍然清晰。”

中国有句古话：“纸寿千年，绢八百”。但是当真的看到千年前的文字在眼前时，考古学家、古文字学家和科学家的心情虽然同样激动，但兴奋点并不完全一样。杨玉良说，他惊叹于古代纸张技术的恒久。更何况，这套　《礼部韵略》　还是当时普及的“新华字典”，即书生为了参加科举考试，要用它来“对标”当时的方言与“普通话”的，所以书的纸张还比不上更高级的皇宫用纸。

最为人熟知的皇宫用纸就是浙江的开化纸，也是明朝　《永乐大典》　的用纸。古书中形容开化纸“温润如玉”，但可惜的是，开化纸的工艺已失传，现在连可供科学分析的样品都难以找到。

杨玉良后来从江西得到了一团出土的宋代“普通纸”。带回复旦大学的实验室，这张千年的纸泡到水中后，几乎恢复了原样。而杨玉良启用自己材料科学的专业知识分析纸张的纤维后发现，它是楮树皮制成的。

已经失传的中国传统造纸术，能否在当代学者手上复活

中华古籍不仅是民族财富，也是文化遗产非常重要的部分。

“中华民族是用典籍来记录历史的民族。记得中国书籍史专家钱存训先生统计过，我国15世纪以前创造的书籍数，超过世界上所有国家创造书籍的总和。但是，直到2007年，国家才开始做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杨玉良在参加各种学术交流中发现，我国唐朝的古文献保存到现在，很多仍然完好。但是民国时期保存在南京博物馆和国家图书馆的一些文献，却已碎成小片了。“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时，曾有一批学者修复过一些文献，但是因为用于修复的纸张等材料不好，情况反而更糟糕。”在杨玉良看来，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没有科学的加入”。

回看历史，早在1898年，梵蒂冈图书馆馆长就首次提出，要使古籍修复操作更科学和更可控，一定要有科学加入。1938年，意大利学者提出了书籍病理学概念，并且建立了第一个跨学科机构———意大利纸张病理研究所。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各国依托教育培训单位建立起多学科协作研究机构，如法国国家文化遗产学院、埃及开罗大学古物保护中心、德国汉堡大学写本文化研究中心等。

“毫无疑问，我国在这方面的科学介入程度比较低，是比较落后的。”杨玉良任复旦校长时，就开始支持与推动复旦大学古籍保护研究院的筹建。卸任校长时，恰逢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正式成立，学院缺人、缺资源，而他就成了担任院长的最好人选。有人记得，杨玉良上任后，就为研究院募集到了第一笔500万元的启动资金。

2007年国家推出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后，恢复我国古代的造纸技术，再造善本，并且通过传统造纸技术修复古籍，就成了一项重要的工程。所谓“恢复”，就是要造出外观和手感与传统纸相似的纸，更重要的是，其预期寿命要和传统纸一样，甚至更长。

“我的主要工作，就是整合各个学科，为古籍保护开展基础研究。”杨玉良说。

以纤维素如何降解为例，要通过科学研究，发现哪些工艺手段会让它缩短寿命；再比如，安徽绩溪的传统宣纸是用青檀树皮和沙稻草制造的，但是那些源自古代的沙稻，其种植地区在现代已经极度萎缩，那么是否可以找到更为合适的替代品，等等。

目前，古籍修复用纸技术在发达国家已有一定的基础，现代西方国家所藏的中国古籍，修复时用的都是日本的修复纸，连梵蒂冈图书馆用的也是日本用传统工艺生产的修复用纸。这种纸，1平方米的重量不到2克，薄如蝉翼，但寿命极长。“韩国以传统工艺生成的修复用纸，现在的预期寿命可达4500年左右。而现代质量最好的机器纸，即印钞纸，寿命也只有300～400年左右。”用杨玉良的话来说，“这连人家纸张测定寿命的误差年限都不到”。也就是说，要测试最好的现代机器纸张的寿命，它只是落在传统纸的误差范围内，“因为一般的测试误差就在千年左右。”

这些看似很细枝末节的技术中，藏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历史上，日本和韩国的造纸技术均是从中国流传过去的，中国以传统技术造的纸可以具有很长的寿命。可惜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的机器纸出现并传入中国后，中国传统造纸作坊萎缩了。而中国的文献资料并没有造纸技术方面的详细记录。“造纸牵涉到很多细节，现代人用传统方法造纸，大多只重视其外观和一般书写性能，但对纸张的预期寿命从未给予足够的重视。”杨玉良说。

造纸，需要一些慢而无用的智慧。很多人在造纸时为了节约时间加入了化学品，包括暴晒、漂白等，都使得纸张的寿命变得越来越短。而且，造纸的纤维在纸中必须相互缠结在一起。因为随着时间的迁移，纸张中纤维终究会因降解而变短，而天然的长纤维由于互相缠结，能使纸张的机械性能保持更长的时间。可是，在现代造纸技术中，马达的强烈搅拌使得纤维变短，纸张在新的时候固然光滑平整，但却耐不住时光的考验，用杨玉良的话来说，它们“缺少机械力学性能”。

杨玉良介绍，当前，中国学界必须对古籍修复用纸的预期寿命，以及各种理化和耐微生物性能开展深入细致的基础科学研究，从而才能提高我国珍贵文献用纸和修复用纸的质量。“把基础研究都弄清了，我们才能发展新技术。”

传统文化一定要走向世界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杨玉良谈及古籍保护时不无感慨。最让他感到遗憾的是，现在做这件事情的年轻人太少。“古籍保护和修复是很小众的事情，虽然重要，但对年轻人来说，要在这个领域工作并解决职称晋升，真的很难，确实会耽误他们的学术前途。”杨玉良说，每年报考复旦高分子专业的研究生不少，但是去年挂在古籍修复与保护研究院的两个研究生招生名额，却没有人报。“古籍保护和修复，我们是和时间在赛跑。”

杨玉良目前的团队里，成员们几乎都是已有一定年资的教授，因为对这些50岁左右、且具有一定学术地位的教授们来说，职称晋升或者是申请基金，这种来自外界的“诱惑”，也许已经不太能左右他们的选择，因此他们更愿意投入到古籍保护和修复工作中来。

“从内心深处讲，我非常讨厌现在大学的评价指标体系。”杨玉良在担任校长时就多次批评当下的学术评价体系，他在校长任上，复旦启动了学术代表作制度，以此取代文科教师数论文评职称的制度。“不管是人文社科学科的发展，还是理工科的发展，评价指标一定要变。文章是结果，绝对不是目标，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包括工科也是如此，否则我们的工科只能培养码农，这不是大学应该做的。”

杨玉良回忆，自己在复旦校长任上的5年，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理顺了医学院的管理体制，解决了医学院管理上的“巴尔干化”。其次，在他的积极推动下，复旦调整了校内的收入系统——过去，同样的处长、同样的年资，不同部处的处级干部的收入要差好几倍。经调整后，机关干部的收入拉平了，年轻教师的收入提高了。“我希望年轻人在最需要钱的时候能够有足够的收入，可以维持基本体面的生活。”

杨玉良的另一个心愿是，让文科走向国际，“中国的文化一定要走向世界，这是中华文明软实力的体现。”他的最大遗憾是，在他的任上，没能完成在海外设立“中国古典研究中心”的设想。

现在的杨玉良还在科普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科学家没有人文情怀，则会变成粗野的人，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学生要有正确的思维方法、科学精神，可以逻辑严密地讨论问题，养成习惯，这样才可能有合适的讲理方式。”

报记者　姜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