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学·语文课·演讲术

人文学

人文学在巨型大学中有何意义？　我会半开玩笑地说，就好比北大校园里的未名湖，或华东师范大学的丽娃河，那是一所大学的“灵气”与“文眼”。

作为学科的人文学，曾经傲视群雄，而最近一百年乃至五十年、二十年，则必须不断地为自己的存在价值申辩，这是个很让当事人尴尬的局面。可是，“人文学”与“人文学者”不是一回事，我关心的是作为学科的人文学，或者作为整体的人文学者的历史命运，而不是具体人物的荣辱与升降。

我们必须明白，曾经无比辉煌的人文学，而今在学术舞台上日渐萎缩，那不是毫无道理的。这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天下大势”，到底是什么东西，你喜欢也行，不喜欢也行，都必须认真面对、仔细辨析。只埋怨自家领导昏庸无能，不理解这潮流背后的深刻原因，那是不行的。这不仅仅是人事纠纷，还得将制度设计、历史演变、现实刺激，还有可操作性等考虑在内，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这样，才不至于只是生闷气，或者“说了等于白说”。一句话，人文学者必须调整自家心态及论述策略。

我刚在华东师大出版社推出的　《讲台上的“学问”》　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谈国家需要，也说个人利益；看前辈榜样，也观后辈出路。如此放长视线，在五十年乃至一百年的框架中思考问题———人文学者到底该如何适应已经或正在变化的世界。小而言之，在综合性巨型大学里，我们要学会与其他学科对话，大声地、合理地、聪明地说出人文学的意义，而不是赌气或骂街，那样才能获得别人的理解与尊重。”

该说且能说的，大致都说了，这里就想补充三句话。

第一，今天谈大学问题，一定得了解“学科文化”的复杂性。当下中国，在政治、文化、代际、性别等因素外，深刻影响我们价值判断的，还包括“学科立场”。长期且严格的专业训练，通过学科视野、理论术语、思维方式等，不知不觉型塑了我们各自对于世界、社会及人生的基本想象。这种基于学科立场的特殊偏好，有深刻的洞见，也有不自觉的遮蔽。努力摆脱这种遮蔽，直面光怪陆离的大千世界，方才有比较通达的见解。

另外，学术史上，某些学科迅速崛起并占据有利地位，某些学科逐渐边缘化，这都是正常现象。偌大的舞台上，聚光灯不可能照到每个角落，理解自己的站位，尽最大努力演好你的角色。站在舞台中央的，不一定就有出色的表现；今天红极一时的显学，放长视线，也不见得有多大贡献。大小、虚实、强弱，都是相对而言，切不可绝对化。比如，你问我人文学在巨型大学中有何意义，我会半开玩笑地说，就好比北大校园里的未名湖，或华东师范大学的丽娃河，那是一所大学的“灵气”与“文眼”，你说重要不重要？　这里说的，不仅仅是诗情画意，更包括超越性———对人类前途的整体性思考、对现存制度的反省与质疑、对科技万能的阻隔与批判。长远看，这些并不体现为GDP或SCI的思考，对人类的意义，或许更值得称道。

第二，博学深思与特立独行，乃人文学者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这些年，一说人文学不受重视，马上就提钱的问题，再就是抱怨曝光率不够。在我看来，人文学者需要含英咀华、沉潜把玩，相对冷清与寂寞，很正常，没什么不好的。非挤到聚光灯下表演不可，反而是不自信的表现。上世纪八十年代，人文学确实是一路鲜花与掌声，可那属于特殊状态，已一去不复返。今日中国，愿意“走自己的路”，拒绝随风起舞，也不见异思迁，这样的人文学者，方能有大视野、大格局。经由学界多年争取，政府对人文研究的经费投入　(如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等)，其实已经有很大的提高。都说有钱好办事，但在我看来，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更重要的是，有时间阅读调查，有能力独立思考，有意志自由表达，有机会影响社会。

第三，这就说到如今风头正建的智库建设。十年前，我曾批评不少人文学者迫不及待的“有用化”努力：“为了得到社会的高度重视，拼命使自己显得‘有用’，而将原来的根底掏空，这不但不能自救，还可能使人文学的处境变得更加危险。”哪里热闹就往哪里挤，唯恐被冷落，这种心态不好。申请重大项目、获得巨额资金、拥有庞大团队，此等研究自有其价值与合理性，但不该成为人文学发展的主流。我曾感慨：“原本强调独立思考、注重个人品味、擅长沉潜把玩的‘人文学’，如今变得平淡、僵硬、了无趣味，实在有点可惜。在我心目中，所谓‘人文学’，必须是学问中有‘人’，学问中有‘文’，学问中有‘精神’、有‘趣味’。”时至今日，我仍固守这一点，人文学须有所为，有所不为。

语文课

各大学里，最不安分守己的，往往是中文系教授，因为他们有思接千古的思维习惯，有超越学科限制的冲动，也有影响社会的能力。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中小学语文老师也是如此……

说是“语文课”，还想从“文学史”说起。为什么？　虽同属文学教育，大学里的“文学史”与中小学的“语文课”，二者不能混为一谈。我很少对中小学教育发言，大学史、大学制度、大学精神以及大学里的文学教育，这方面我关注较多，也比较有心得。

我心目中的“文学事业”，包含文学创作、文学生产、文学批评与文学教育。四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隔，更有各自独自发展的空间与机遇。就拿文学教育来说吧，不仅对中文系、外文系生命攸关，对整个大学也都至关重要。而选择文学史作为核心课程，既体现一个时代的视野、修养与趣味，更牵涉教育宗旨、管理体制、课堂建设、师生关系等，故值得深入探究。

今天谈论的是我近期出版的一大一小两本书。大书　《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是增订版，新版增加了三篇长文，且添上副题“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使整个论述更为完整，主旨也更加显豁。本书希望在思想史、学术史与教育史的夹缝中，认真思考文学史的生存处境及发展前景。具体的论述策略是：从学科入手，兼及学问体系、学术潮流、学人性格与学科建设。关于文学学科的建立，中文系教授的命运，以及现代学制及学术思潮的演进等，关注的人会比较多；具体到某学术领域，如小说史、散文史、戏剧史以及现代文学的前世今生，乃至未来展望，必须是专业研究者才会有兴趣。小书　《六说文学教育》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　包含六篇长文，外加三则附录。正如该书“小引”所言：“诗意的校园、文学课程的设计、教学方法的改进、多民族文学的融通、中学语文课堂的驰想，不敢说步步莲花，但却是每一位文学(语文)　教师都必须面对的有趣且严肃的话题。”

在我看来，所有思想转变、文学革命、制度创新等，最后都必须借助“教育”才可能落地生根，且根深蒂固，不可动摇。比如，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成功，不全靠胡适、陈独秀等人的大声呐喊，更得益于教育部的一纸通令———1920年1月，教育部训令全国各国民学校先将一二年级国文改为语体文；4月，教育部又发一个通告，明令国民学校除一二年级国文科改为语体文外，其他各科教科书，亦相应改用语体文。以此为分界线，此前的争论，乃风起于青萍之末；此后的推广，则属于余波荡漾。

教育很重要，那么谁在研究呢？你可能脱口而出：自然是教育学院了。各大学的教育学院主要关注的是教育学原理、比较教育学、教育经济与管理、课程与教学论等，至于我关心的“大学史”，不能说没人研究，但微不足道。也正因此，若你谈论中国大学，希望兼及历史与现状，且对社会产生较大的影响，人文学者的“越界写作”反而显得更有优势。

最近20年，在自家专业之外，我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探讨大学问题，先被讥为野狐禅，后逐渐得到了认可。眼下这本　《作为学科的文学史》，自认为是较好地将文学史、教育史、学术史三者水乳交融，互相促进。增订本的序言是这样结束的：“作为一名文学教授，反省当下中国以积累知识为主轴的文学教育，呼唤那些压在重床叠屋的‘学问’底下的‘温情’、‘诗意’与‘想象力’，在我看来，既是历史研究，也是现实诉求。”

最后谈谈“文学教育”的溢出效应。对于个人来说，此类课程的学习，不可能立竿见影，只是浸润既久，效果自然显现，且影响极为深远。有的科目考前突击效果明显，对升学有用，可用过即丢，如水过无痕。修习中小学的语文课，以及大学里的文学史，则是另外一番景象———入口处是语言、文体、诗意、想象力，但左冲右突，很容易横通至政治、历史与文化。各大学里，最不安分守己的，往往是中文系教授，因为他们有思接千古的思维习惯，有超越学科限制的冲动，也有影响社会的能力。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中小学语文老师也是如此，只是侧重点不太一样而已。

演讲术

夸夸其谈不好，言不及义更差，能在恰当的场合说出与自己年龄、身份、教养相般配的“好话”，这是一种本事。某种意义上，口头表达能力，更能在一瞬间体现自己的才情。

回到　《讲台上“学问”》　这册小书，开篇　《1922年的“风景”———四位文化名人的演讲风采》，是我15年前在华东师大的首场演讲。以“演讲风采”开篇，以“演讲术”收尾，虽属巧合，也算不错的选择。

按使用的功能，晚清以降的“演说”，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政治宣传与社会动员，二是文化传播与学术普及。前一类声名显赫，后一类影响深远；与学界同行的思路不太一样，我更关注后一种演说，因其与现代中国学术及文章的变革生命攸关。至于与“演说”三足鼎立的现代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以及报章书局的大量涌现，使得学者们很少只是“笔耕不辍”，其“口说”多少都在媒体或文集中留下了痕迹。介于专业著述与日常谈话之间的“演说”，成了我们理解那个时代学人的生活与学问的最佳途径。于是，我选择章太炎、梁启超等十几位著名学者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演说”如何影响其思维、行动与表达。演讲者“说什么”固然重要，可我更关注其“怎样说”———包括演说的姿态、现场的氛围、听众的反应、传播的途径，还有日后的“无尽遐思”等。换句话说，我希望兼及“演说”的“内容”与“形式”。

口才一如文采，并非人人平等；但另一方面，演说家是需要训练的，未见过从石头缝里直接蹦出来。传统中国社会，喜欢“忠厚朴实”，对于“巧言令色”持高度警惕。“木讷”有时不仅不是缺点，反而容易得到上司及同事的赏识。现代社会不一样，多少需要某种表演性———会写文章，还得会说话。夸夸其谈不好，言不及义更差，能在恰当的场合说出与自己年龄、身份、教养相般配的“好话”，这是一种本事。某种意义上，口头表达能力，更能在一瞬间体现自己的才情。只是过犹不及，我不喜欢通过抓阄决定立场、能把黑的说成白、也能把白的说成黑的辩论技巧。可以随机应变，但不能扭曲乃至泯灭自家立场，否则说话不真诚，怎么听都觉得难受。

如今的中国大学，偶有此类课程，但不太被重视。研究院的小班教学，鼓励学生积极参加讨论，久而久之，可能养成敏锐思考、准确表达的能力。不怯场，也别乱发挥，要的是真诚、清晰、准确的表达。至于“幽默感”，千万别强求，不是每个人都有那本事；再说，万一掌握不好分寸，就成了油腔滑调。我曾经说过：“作为学者，除沉潜把玩、著书立说外，还得学会在规定时间内向听众阐述自己的想法。有时候，一辈子的道路，就因这十分钟二十分钟的发言或面试决定，因此，不能轻视。”

具体到当老师的，不管教的是大学还是中小学，讲课效果很重要。记得我的导师王瑶先生曾告诫诸位弟子：在大学教书，站稳讲台是第一位的。不要强做辩解，说我学问很大，学生水平有限，听不懂是他们的错。讲课风格可以迥异，但教学用心不用心，学生是能感受到的。

十几年前，在　《从文人之文到学者之文———明清散文研究》　(北京：三联书店，2004)　的“开场白”中，我描述大物理学家费恩曼如何自告奋勇为大学新生讲课，用的是　《迷人的科学风采———费恩曼传》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　中的话：“对费恩曼来讲，演讲大厅是一个剧院，演讲就是一次表演，既要负责情节和形象，又要负责场面和烟火。不论听众是什么样的人，大学生也好、研究生也好、他的同事也好、普通民众也好，他都真正能做到谈吐自如。”我没有费恩曼的本事，但理解他的想法：讲课也是一门艺术。表演技巧是一回事，是否全身心投入，或许更为关键。

在《作为学科的文学史———文学教育的方法、途径及境界》　中，我自己很看重第三章　《“文学”如何“教育”———关于“文学课堂”的追怀、重构与阐释》。有经验的读者都明白，课堂上的演说与书斋里的著述，二者的宗旨、体例、成效等有很大差异。好演说不一定是好论文，反之亦然。从教多年，我对随风飘逝的“课堂”情有独钟，认定“后人论及某某教授，只谈‘学问’大小，而不关心其‘教学’好坏，这其实是偏颇的”。在讨论演说之于近现代中国的文章时，我曾追踪“演讲术”之类书籍如何进入中国，总的判断是，此类书作用不大，绝大部分教师都是在“实战”中自己摸索，逐渐变得得心应手的。

最后说说书名　《讲台上的“学问”》，“学问”二字为何加引号？　受演讲时间、听众水平及现场氛围的限制，凡由演讲记录稿整理而成的“文章”，大都粗枝大叶，极少精雕细刻的。在开风气、启民智、传递新知识方面，“演说”不愧“传播文明三利器”之一；但一般来说，“博学深思”非其所长。既要专精，又想普及，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怎么办？　在严谨的书斋著述之外，腾出一只手来，撰写并刊行略有学术含量的随笔集或演讲稿，不失为一种有益的补救。正是有感于此，我对自家的演讲稿，既不高看，也不蔑视，将其视为不算学术成果、但自有其功能与趣味的“另一种学问”。

文/陈平原 (作者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此文根据作者2016年12月8日在华东师范大学第三届语文教育论坛演讲整理而成，2017年1月11日修订于京西圆明园花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