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敬惜字纸的读书人——读韦泱新著《百年新诗点将录》

《百年新诗点将录》

韦泱著

出版社出版

■周良沛

孩童时，虽然跟着大人、老人也会像唱顺口的儿歌一样，完全不知所以地溜着嘴说“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可我还没有上学，也不像有的人家的孩子，会早早地在家教识字。可亲朋、来往的人家，多是读书人，有的每天还练字，这样，字纸则随处都是。我们孩子，不要说不敢碰它，就是它掉在地下，大人都像那时鬼子的飞机来了响的警报一样，大声叫赶快拾起来。接着是严肃、严厉的告诫：糟踏了字纸，来世就会是个瞎子！这在什么都不知道的孩子心里，无疑像遭到鬼子投下的一颗炸弹。直到上学后不信迷信，我也会下意识地感到并盼望着，哪位惜字纸的读书人，肯定会当文化状元的。

七八十年过去，垂垂老矣，世界也不似当年。除了练书法的人家，电脑一普及，已经很少见字纸了。可是，正如电视片《苏联亡党亡国二十年祭》所沉痛的教训之一，“有钱就能出书”的现象，在我们这里也泛滥得可以。文字垃圾祸成字纸垃圾，不仅是意识形态的公害，也是环保的公害。不是废了它，来世会瞎眼，而是若无鉴别能力看了且信了它，今世一眼黑，还不是等于瞎了一样么。

这时，看到韦泱的《百年新诗点将录》，眼前一亮。虽然其中一些篇章过去在报刊发表时也读过，可是，如今汇合于新诗百年之际，作为他个人对这百年新诗的一种纪念，一种看法，一番书写，自然又是另一种景象了。

近年，每逢到上海与不同的诗人相聚时，很多时候都少不了要见到韦泱。乍一初见，风度翩翩一帅哥，很容易误为是另一路的明星，一介绍才知道，他是早已闻名却未能晤面的资深诗人、评论家，有人也称他书法家，他只承认自己是喜欢书法。有了接触之后，才知道他还是一位收藏家。不排斥藏有值钱的古董珍宝，可主要是集中精力收藏新诗集的不同版本。在有的人眼里，它不如古董珍宝值价，在我看来，有的作用无价。我国新文学出版的珍藏之丰富，自然难有人可与唐弢、赵家壁相比，我也有幸参观过他俩的书房，叹为观止。但仅新诗一项看，韦泱也未必处于弱势。这本《点将录》中的文字，自然少不了来自这些藏书的灵感。

新诗百年，可说的诗人，自然不止书中所述及的这六十来位。既然名为“点将”，自然是主帅亲点。这就既要作者唯物史观的坚持，同样少不了点将者很大的主观性。如胡适（1991—1962），这是讲新诗无法绕开的人物。他在学界、政坛的种种言行的表理、清浊、反复、复杂，在海外有对他的Transvaluation of values（价值重估）时，冯至先生是非常同意将他的《尝试集》定为“不是新诗成就的反映；却是新诗开路的碑记”之说。点将者要说清胡适，已不是这两千余字，而是再加个十几或几十倍的篇幅可以交代的。韦泱就仅以《尝试集》、为“新诗开路的碑记”说事，少不了在他版本学的学问上做文章。写得很聪明。娓娓道来的文笔，也有阅读的亲切感。有些地方，叙及一些有关的人事，还插入一些花边的佚闻或旧闻，行文生动有趣。

同时，包括胡适在内，“许多坐标于碑记的人物，其诗却有不是都能保证有它经典性之憾”，而且，一个人写一辈子，能留下几首，乃至几行可以让人长记的诗，都是很不容易的。因此，虽然不可能离开诗说人，或离开人说诗，可在漫长的百年，说诗忘了人，说人忘了诗的事，也不为怪。如艾青这样诗名震世的大家，其诗集《他死在第二次》及其中的《除夕》，己少有人提及，韦泱重提，认真起来，也就不是简单地对一份失忆的补救。

而且，那些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被疏忽或忘记的，不论是健在或已过世的诗界前辈，韦泱对一般现在的读者还是不太熟悉的老人点的将里，钩沉复出，也是对新诗一大贡献。

由此，想起儿时严受惜字惜纸之教，至今铭记，老了又见文字垃圾祸成字纸垃圾的公害，感慨不尽。韦泱爱书、藏书、写书之好，已经远远不是他个人兴趣的行为，他的藏书用于介绍新诗服务于众，己和文字垃圾祸成字纸垃圾的公害形成对比，实为公益。他那许多藏书，不乏是从被人当成垃圾的旧书报里淘得的，此中的专心、细心、诚心，是真正的惜字惜纸，是我青少年时所想的、盼的，他们之中所出的文化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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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新诗出版机构

亚东图书馆在陈独秀直接关心下创办于上海，是中国最早助推新诗诞生和发展的出版机构。它继1920年3月出版了中国新诗史上第一部白话诗胡适的《尝试集》后，1922年出版了中国第一本《新诗年选》。同年出版了康白情的诗集《草儿》《河上集》，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俞平伯的诗集《冬夜》《西还》。又一年，出版了陆志韦的诗集《渡河》，宗白华的诗集《流云小集》，以及诗选集《我们的七月》《我们的六月》等。一直到1929年，还印行了钱君匋先生的诗集《水晶座》。整个上世纪二十年代，在中国新诗还处于初创幼稚阶段中，正是亚东图书馆不遗余力，为新诗的成长积极“鼓与呼”，推波助澜，摇旗呐喊，起到了重要的催化助长作用。

中国第一部新诗集

这是胡适也是中国现代意义上第一部新诗集，1920年3月初版后，当年9月诗人作了小改印了第二版。1922年10月，对诗集作了较大增删，出了增订四版。以后，就以这个版式作为蓝本，一版再版，达几十次之多，可见此书受读者之欢迎，影响之巨大。

这一版本前，胡适有“四版自序”，开头一段文字中说：“社会对于我，也是很大度的承认我的诗是一种开风气的尝试。”接着，胡适对新诗的尝试作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回头看她一年一年的放脚鞋样，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的血腥气。”为了《尝试集》的新版本，胡适将初版后写的诗放在一起，先后请任叔永、鲁迅、周作人、俞平伯进行阅读增删，“自己又仔细看了好几遍，又删去了几首，同时却保留了一两首他们主张删去的。”这样，经过增删及一些文字改动，这“增订四版”共刊诗词六十四首，分三编及附录“去国集”。《尝试集》的意义在于，它开创了我国新诗创作的纪元。

中国第一种新诗刊物

1922年1月，中国第一种新诗刊物《诗》月刊，在上海破土而出。此前，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上，曾刊出以诗写成的关于《诗》月刊的广告：《〈诗〉底出版底预告》，最后两句是“我们造了这个名为《诗》的小乐园做他的歌舞养育之场/疼他爱他的人们快尽你们的力来捐些粮食花果呀！”这样的广告用语，当是十分有趣。

1921年秋，叶圣陶、朱自清、刘延陵三人在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教书。那里濒江临海，三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远离喧嚣的市区，置身在“大自然恢宏阔大的景象”中，颇感新奇。每天课余，就一同在江边散步。一天，他们的话题从课堂上教授的国文课，谈到新诗的产生，觉得四年来还没有一份专载诗歌的期刊。于是，提议自己来办一本诗刊试试。他们说干就干，马上拟定计划，并致信中华书局，要求书局同意承担刊物的印刷与发行工作，并定下诗刊为三十二开本的月刊，于1922年1月创刊等事项。他们则以“中国新诗社”的名义，负责编辑。俞平伯适从英国游学归来，也参与部分编辑工作。而具体负责编诗刊的，主要是叶圣陶与刘延陵，前五期中，则主要由刘延陵担纲编辑。《诗》月刊从1922年1月创刊，到1923年5月停刊，近一年半时间中，出刊两卷共七期，计第一卷五期，第二卷二期。在民国年间，《诗》月刊的创办时间与期数，都算不上突出，但它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诗刊，意义非同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