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医患关系模式的现代启示

仁济医院在《申报》上刊登的募捐广告。

19世纪上海流行小说《海上花列传》多处提到仁济医馆，该小说后被拍成电影《海上花》。均尔谊摄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近日，上海仁济医院迎来一群历史学者，他们携带伦敦会年报、报表、微缩胶片、书信、同时期中英文报刊等大量史料，走上仁济医院首届院史论坛的讲台。

成立于1844年的仁济医院为何最初选址小东门，这与周边的“大夫坊”“药局路”有何关联？　这家医院是如何对付“医闹”的？《海上花列传》《申报》《点石斋画报》等又为何频频记载这家医院？

这些问题的提出者正是这些学者，其中不乏内华达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夏互辉、本特利大学历史系教授吴章等洋学者。

一家医院的历史为何引发史学家如此浓厚的兴趣？

与会专家说，仁济虽为教会创办，但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都由中国人打理，服务于中国人，这座医院属于上海这座城市，由它创导的诸多新式医患关系今日看来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风云上海滩，处理“医闹”有一套

1844年，伦敦会医学传教士雒颉在上海创建仁济医馆。这是上海第一家、中国第二家西医院。中国第一家西医院在广州。

即便如此，台湾云林科技大学汉学资料整理研究所教授、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兼职教授苏精依然把仁济当作自己医学史研究的起点。“随着开放的进程，当时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中心已然北移上海，中西文化交融碰撞，研究在这座城市孕育的第一家西医院，就显得意味深长。”

作为上海第一家西医院，仁济成了上海市民接触西医的起点，引发趣闻不少。比如1864年，医院收到病家顾曰智赠匾，匾上题到“功高卢扁”，题记大意是英国医生韩雅各把他的病治好了，但“存心济世，坚不受谢”，他就以匾致谢，赞美韩雅各的医术比战国时住在卢国的扁鹊还要高超。

中国人给医生送匾、送锦旗很正常。尤其是匾额，病家往往选用昂贵材料，并请名人篆刻，无形中赋匾以收藏价值。但外国医生并不理解。“要知道外国医生墙上只挂两样东西：医师执照和毕业证书。”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高晞在论坛上笑言，韩雅各最初没搞清楚匾上的意思，还将“卢扁”视为中国古代姓卢的和姓扁的两位名医。

很快，仁济在社会的融入度变高。高晞翻阅同时代　《点石斋画报》《申报》等发现，当年无论事件大小，包括马车撞人、妓女纠纷、火灾，甚至国际纠纷，凡涉及伤者，一律送仁济医馆。

1876年，杭州人葛元煦所写《沪游杂记》，类似今日风靡全球的“旅游指南”，也提到仁济医馆，“断肢能续小神通，三指回春恐未工”。它还被作家写入小说，19世纪上海的“畅销小说”《海上花列传》就多次提到仁济医馆。

这个在当年被称为“活人无算”的高水平医院，处理“医闹”也有一套。高晞发现，当时仁济几乎每天都接受不少伤员，难免有死亡病例，这对医院来说风险很大。作为当时会审公廨　(类似公安系统)　指定验伤医院，面对吵闹家属或无人认领的尸体，仁济医院一律通报会审公廨或巡捕房，由法律解决。

“它以专业技术在社会与市民中建立公正的医家形象，并从一开始就由会审公廨保障其免受病家的无理取闹，使医院和病家均置于法律框架下，现在看来依然十分先进。”高晞说。

走向社会，让医疗跳出医院的狭隘围墙

高晞在翻阅史料中还发现一个有趣细节：会审公廨在处理犯罪事件时，需要仁济医馆协助，反过来也会考虑以社会资源回报医院。比如，在处理私贩时，将罚款一半拨给仁济医馆；有人驾马车伤人，伤者被送到仁济，马车主被判罚款30元，其中20元归仁济。

也就是说，这家医院在承担社会责任时，也获得回报。

在与社会互动中，仁济医馆迈开的步子不止这些。上海交通大学海外教育学院讲座教授方益昉称，仁济医院最初选址小东门，是因为此地人口密集。“仁济医道的一大启示就是贴近老百姓，重视多发病。”方益昉说，小东门附近的“药局路”“大夫坊”等地名，与仁济医馆当年的影响不无关联。

早在上海开埠初期，仁济就创我国公共卫生之先河，成为全国最早推广牛痘接种和戒毒治疗的医疗机构，为我国最终消灭天花和戒除鸦片作出了卓越贡献。面向社会免费施种牛痘，在19世纪的中国，除了教会医院，担当这份社会道义的往往是西式医院中的中国医生和中国的地方绅士。

值得注意的是，这家医院参与社会公共卫生工作的方式很特别：主动登报。1891年，这家医院再次在《申报》发公告，劝请市民来医院治疗霍乱。从最初的分文不取，到1891年恳求奉劝，表明“如有患此症者，无论深夜速将病人送馆，无不竭尽心力”，还希望“阅报诸君，互相传播为辛辛”。

在高晞看来，仁济由种牛痘、禁烟宣传到霍乱广告，无一不是动用社会力量使医学信息越出医院封闭的空间，由医生走向病人、走向公众，构建了一种新型近代的医患关系。

“大张旗鼓”募捐，最特别的医患互动

在此次论坛上引起学者关注的还有这家医院的募捐方式。

1872年10月，仁济医馆在《申报》付资刊登一条很长的申谢广告，向市民诠释什么是善举，其中说道“且世间善事颇多，行善之人亦复不少，惟人之行善其居心各有不同，有以行善而看炫财富者，亦有行善而图博美名者，且有行善而心存望报者，是皆行善而求人知之者也。至行善不求人知，则既非卖富又不图名且不望报，其居心实超他人万倍上矣。”

这条广告除了宣传仁济医馆正募捐造新院，行善不能求名求利求回报，更重要的是，广告还点名感谢捐款者，告诉大家凡捐款给仁济医馆可获名利，仁济不会让无名者默默无闻的。

在《申报》反复刊登类似申谢广告，是仁济长期的做法。在学者看来，如此高调做法，是在主动向社会传递新型慈善观，强调“行善贵人”。

行善念在这家医院内部也有很多创新。比如，设立免费病床基金。苏精在史料中发现，1918年，该院院长笪达文发起设立免费病床基金，以嘉惠穷苦病人，办法是捐款人每捐1500元作为永久基金，其利息足以支持一张病床全年的费用，医院则在入口大厅和床头挂上捐款者或纪念者的姓名作为纪念。

就这样，基金设立两年后，病床基金就累积到足以支持18张病床，同年仁济收治了609个免费住院病人，多为生病或受伤住院的黄包车夫。

重现这些仁济医院昔日的治病场景，探讨一家医院与城市的互动，吸引学者的浓厚兴趣。高晞说，19世纪上海出现的仁济医院的“医院—社会—病人”医患关系模式，如果加以改良优化，在当下依然有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