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扎拉日记之必要，记忆之必要
吴联膺20岁左右照片
2017年春天，这些在72年前被一个穿白色西裤的唯美主义青年匆匆装进行李箱带往苏北解放区的日记，在他女儿的手中重睹天日。
将父亲吴联膺的日记整理付梓，吴榕美花了十年。这些繁体写就，出语率真，透着人间跌撞起伏的日记曾被抢夺，尘封。从“九·一八”到“八·一三”，从灾难，多难到独立，复兴。一个普通知识分子记录了60年的中国社会。
在私人领域，这本日记是一个文艺青年成为革命者的个人成长史；在公共领域，这是一部囊括60年市容民情、社会变迁的历史档案。
现在，悲壮的年代远去，世相有了新的变化，比如社会物质日益丰富，比如网络化的生活方式。一箱箱缄默多年的日记或许到了开口诉说的时候。古老的沉睡的祖先从未停止尽责，他们留给后人一把密钥。
持钥匙的人，眼前有了一条寻找归属的通道。有了凝聚集体情感、价值的信物，他们免于在流动时代成为一盘散沙，孤独大众。
“转瞬即逝，那逝去的将变为珍贵”
丁酉，暮春，四野腻绿长鲜，江水奔流。
上海图书馆四楼，内厅乌泱泱坐着一群来客，正中位置上是二十位乌扎拉家族成员。
清太祖以旗为号，以旗统兵。乌扎拉家属满族正黄旗。吴榕美恢复了父亲满族的祖姓，将日记取名为《乌扎拉日记六十年》。
付梓之时，吴榕美写下一句话：碣石潇湘无限路。
4月16日，“上图讲座·家风家训系列”举办《乌扎拉日记六十年》首发式。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熊月之与吴榕美对谈。上海图书馆供图
她说，父亲走了半个中国。他曾是艺术至上的青年，命途曲折，一步步成为坚定的共产党人，依靠的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作风。碣石潇湘无限路，一种复杂的人的情感贯穿始终。有平等，善良，正直。到了晚年，遍观世上人、事、物，皆觉快然。
吴联膺之女吴榕美花费十余年时间，将父亲日记整理成书。上海图书馆供图
这位来自山东掖县的八旗子弟，之所以能成为革命党人，除了他天生的一副好心肠，离不开走南闯北的日子——即便最初是抱着浪漫主义之心态——所接触的社会活动、群体互交互往的影响。不过这些都要在日记里慢慢咀嚼，我们先说说他这本日记之于时代的意义。
“转瞬即逝，那逝去的将变为珍贵”，这句名言出自诗人普希金。那逝去的什么？是历史，是记忆——是人类对自身的一切求索中不可或缺的参照。
记忆如何消散？如果长时间与过去的人事物不再保持联络，那么关于他们的记忆就会趋于淡化。我们有必要相信，现代人只有通过把自己的现在与过去对置起来，才能意识到自身。怎么做到呢？通过记忆。
作者三哥（左立者）、大哥（堂）、大姐（左坐者，堂）
作为个体，能够整合自己的生活日常，并将其以连贯的结构呈现为一部自传记录，《乌扎拉日记》的贡献在于：让集体记忆植根后代心中。
在我们的生活里，许多人热衷失去记忆。他们活在当下，在多元而冲突的社会中身份归属难寻。《乌扎拉日记》把记忆留住，让它变成桥梁。从茫然到觉醒，日记主人完成了对“我是谁”、“我”之所以为“我”的过程的探索。而后代得以凭借这本较连续的记忆，唤起集体记忆，他们能够更加认同代代相传的历史和知识。
日记主人吴联膺或许无心插柳，后人却得到了荫庇。
记忆的力量是巨大的。如果人们不再守护集体记忆，松散的个人将不再团结——一切都是转瞬即逝的碎片，没有归属感。因此，《乌扎拉日记》是一把开启集体记忆的钥匙。它曾几度沧桑，融合了苦难中国人的道德、情感、价值追求等人文内容。那些革命事迹，忧患话语，充满诗性与智慧的思想，起到了“同仇敌忾”的功效，见证了近现代变革、发展的目标——对于新时期的社会成员，不仅必要，而且急需。
“出生到参加革命。1916年—1945年。”
手中厚厚一本日记，收录了吴联膺1933年至1950年间的日记。漫长的时间跨度，不同的人嗅出不同的况味。
身为正黄旗家的九少爷，吴联膺儿时常骑着高头大马，由衙役护卫逛市集。他的父亲在日本留学多年，民国初年沿着东海岸为县官，吴联膺也沿着东海岸很多地方读书。行为上特立独行，同龄人笑他举止傻气。只不过一旦惹毛这位九少爷，那可是什么茶壶、凳子都敢往“敌人”身上摔的。
他自小喜欢画图，成绩好，也能写文，能做手工。上面有两个哥哥养家，他一身浪漫主义，很少考虑谋生。至于后来投笔从戎，投奔革命，那是一颗热烈跳动的敏感的心灵在社会活动中不断纠正，反思的结果。
青年吴联膺
随家族迁徙的吴联膺，从北平一路南下，至武昌、杭州、上海，百姓市井生活里浓缩着民族的历史处境。他像纪德游非洲，观察地方风土。譬如，古都学生骑自行车游览玉泉山，日本战机盘旋北平引发学校骚乱，沪汉江轮上肮脏的船舱，聒噪的小贩，战火映红的晚霞。
后来，家里的经济情况发生了问题。1937年春天，他辗转到上海美专读书。七七事变，时局愈发紧张，吴联膺同其他青年学生一样有了些民族思想。待到“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上海陷入枪林弹雨，百万难民逃入上海租界。
吴联膺在上海美专教室
虽然受着英美“租界”的保护，但吴联膺所见所闻都是战争，灾荒。那段时间，他的日记每天开篇都要写战事。写他全家男丁如何彻夜戒备，应对日本的突袭。
他在学校里是活动分子，身边有一群热血青年和进步同志，在学校和社会活动中，接触了科学的马列主义，逐渐滋长了爱国主义思想与民族意识。他越发觉得，从前那种只追求感觉，为了艺术而艺术的生活，会让他逐渐脱离现实。战乱年代，大不如前的家境已无法支持他再当一介风流才子，更何况，他想为家门争口气。
战争使城市生活程度更高涨，人口集中，失业的，穷苦的人就被抛上街头当了乞丐……想到大后方去抗日，哥哥当然不准，说你毕业了再说。当时国事日非，自己又感到家庭“不自由”，竟有消极情绪了……要去考虑个人前途了，真的是毕业就是失业么？留学？这战乱时代及家庭经济状况是不可能实现的……我轻视商业社会的上海，我厌恶卑贱、虚伪的商人，我希望离开上海亡国奴的环境，我设想着大后方的自由，光明！抗战生活的热烈、紧张！——《乌扎拉日记》，546 页
1939年夏，吴联膺毕业即到浙江天目山参加抗日宣传。他身体虚弱，连生疟疾，仍坚持画抗日宣传画。在西天目山一带根据地，吴联膺成了有名的画家。
此照片是张爱萍将军拍摄的解放了的淮安城墙上的毛主席画像，画像是吴联膺和苏北美术工场的同事用十几架攻城云梯绘制的，点睛的油彩都是从上海带到苏北解放区的进口油画颜料。
吴榕美说，父亲画人像画得特别好。“那个时候大家供给制，薪金很低，一个人只有几个钢洋。他当时画一幅画可以拿到一百个钢洋，就相当于一石米，所以他很有钱。他经常把钱寄回上海，分给大家用，还送给监狱里的人用。”
作者在其绘制的领袖像前
吴联膺因为画像的原因，在浙江行署建立了许多社会关系，还无意中用画像的钱和社会关系救了很多中共地下党员。他没有入党，但因为救了许多人，被特务怀疑为共产党员，经历了打板子、陪刑、陪斩种种折磨。目睹自己的好朋友贾起被捕，还没来得及救就被枪毙，目睹那么多从上海、杭州、江苏赶过来抗日的有志青年，纷纷被害……吴联膺内心对国民党顽固派愈发失望。在与优秀中共地下党员的接触中，他终于打破了对国民党的幻想。
我的出身很不好，没落官僚家庭强烈的爬上去复辟思想的影响，长期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成名成家的教育，受旧社会、坏思想、坏作风的感染也很深。但是有前说的种种因素，经过我亲身与国民党反动派、特务的斗争，不但打破了我的幻想，也提高了我的认识，分清了是与非，进步与反动，谁是有前途的，发展的，谁是一天不如一天，必然败亡的。经过曲折的斗争途程，也经过一再的犹疑，动摇，也为了个人前途，个人生活，我终于投奔了革命。——《乌扎拉日记》，555 页
“父亲一生很多磨难，但是自得其乐。热爱生命，苦中作乐，这也是我们的家风。”
半个世纪前，满族的吴联膺大隐于市，遮蔽了他的旗人贵族身份。
他们的父亲没有继承满族贵族家庭的什么遗产，但为后代传续了善良、正直、真诚、率性的家族性格。在儿女眼里，他是王小波所说的有趣的人，是俄罗斯诗人帕斯捷尔纳克笔下的日瓦戈医生。
吴联膺在新安旅行团队伍前
吴钢芳仍记得小时候与父亲一起捕蝴蝶、吃西餐。“他拿长竹竿，一头装上网兜，就带我们去公园里捉蝴蝶了。他爱吃街头小吃，也很爱西餐，老是带我到汉口的冠生园，去吃一客3块钱的西餐。两个人就要吃掉6块钱。回来就要被妈妈责备。”
每去一个地方，吴联膺总要融到当地人中去。他和农民交朋友，土改时一起在太阳底下捉虱子。和园丁交朋友——吴榕美结婚时，他让一个园丁朋友在花园里采了一大束鲜花，抱着去婚礼。“那时候哪来的鲜花，大家都觉得新鲜极了。”婚礼结束，那束鲜花在吴榕美家放了半个月。
他甚至和牛交朋友。五七干校时期，他一个人离群索居，一副自在的模样。曾经有一头牛和他相伴了7年。“他说牛其实很有感情很有脾气，如果和你感情好了，比人还要忠厚。”那头牛养了7年之后要被宰杀，他非常难过，跟连长说，能不能不杀它，它好可怜的。
吴联膺随部队南下解放上海时的照片
“他要我们与人为善，不害人。他自己就是这样做的。父亲去世后，我弟弟刚上大学，父亲在天目山的战友很多已为官，纷纷寄钱来资助。他们说，过去用父亲的钱，现在我们应该供他儿子上学。”吴榕美说。
吴联膺让子女懂得热爱，热爱歌唱、田野、美食，热爱人，热爱生命。
准备参加渡江战役时，父亲随军南下，坐闷罐车，从渤海湾到徐州。然后到了徐州换煤车，上面已经坐满了士兵……
天蒙蒙亮的时候，他也眯了一下。突然有个小战士就拍他说，同志哥你看，妇女妇女。他说什么妇女，一看，已经到安徽境内了，水田里面有很多妇女在插秧，这些北方的士兵简直是大吃一惊，妇女居然还下水田。
我父亲说，当然了，你以为跟你们山东的小脚女人一样，只能在炕上纺线，南方这些妇女都是天足，都是下水的。正好有女人走在田埂上，一看，真的是天足大脚。
他就问小战士，你结婚了吗？战士脸就红了。他说，你肯定结婚了，你老婆比你大十岁。你怎么知道？他说我在那搞那么长时间土改，我还不知道。战士说，南方不一样吗？当然不一样，南方是男大女小嘛！啊，还有男大女小的？他们就问，男大多少？大两三岁，大四五岁，还有同岁的。
哪边好？我父亲就说，当然是男大女小好了。小战士说，那有什么好？我父亲说，你们那边那些比你们大的女的很可怜的，她们多痛苦啊。小战士说，她们有什么痛苦的？我父亲说，她们需要的时候，你们还是小孩子。你们需要的时候，她们已经是老太太了。他们就哄堂大笑。——《“八旗子弟”的跌撞旅程 》吴榕美
1933年至1992年，中国风云变幻六十年，吴联膺活跃在社会变动最为剧烈的空间，一生很多磨难，但是自得其乐。文革时戴着高帽子游街，他踩着敲打得七零八落的锣鼓声，走上了一段“跳加官”。他把在上海接触到的自由、平等的思想带入了子女们的生活。他救济青年，抚养儿女。年少轻狂时追求光大门楣，诗和远方，老来面对六个子女，只希望他们有手有脚地活着。
《乌扎拉日记六十年（上）》，吴联膺 著 吴榕美 整理，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4月
他说，人活着要像个人，不要成为精致的工具。
大概世间所有事物都有自己生命的痕迹，纵然短暂，历史自万物的痕迹中涌现。在对历史的怀念中，我们似乎应该记得，“我”从何处走来。
久经跋涉，吴联膺无法乘月归来，但他的子孙还能够坐在一起谈论家常，凭借代代相传的记忆折收他们不曾亲眼见过的时代，重获“乌扎拉之为乌扎拉”的完整性。
春潮涌起，浮萍相会，往事并不如烟。
未署名图片由吴榕美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