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辅导市场”的全球治理经验

在德国，有41%的家庭会因为孩子在校的分数影响家庭氛围，1/10的家庭甚至会发生冲突。这些家庭中，1/3的孩子分数其实是保持在1-2等的高水平。

在新加坡，一些知名的补习机构，有时会出现座位满额需排队的状况，会有家长愿意花费高价“占位”。

在英国，近一半的在职教师提供过有偿性课外辅导，私人辅导现象的普遍存在引发反思：每小时约25英镑的辅导，是否加剧了教育的不平等？

21世纪以来，各国的课外辅导发展迅猛，由此也引发对课外辅导市场的规范、教育边界之设定等新问题的思考。各国纷纷推出举措加以管理，以维护教育公平。这对我国教育辅导机构的治理和发展也有提示意义。

美国“放学后计划”促学业进步

陈佳文

美国幼小阶段的放学一般为下午3点，放学后，学生可选择参加各类课外活动。

美国的学校，尤其是大学，特别注重公民素质，课外活动被认为是培养责任感和领导力的主要途径。这也是美国名牌大学考查学生综合能力的重要指标，有统计显示，一般进入美国排名前100的大学的学生，平均参与4项课外活动。

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60%的6-17岁孩子会定期参加至少1项课外活动。课外活动的主要场所为学校俱乐部，可分为学术类、娱乐类、体育活动类和社区活动类。根据美国教育统计中心公布的数据，参加课外活动的学生比不参加的学生上课更积极、缺勤率更低、成绩更高，也能获得更高的学历。

另外，美国和中国一样存在放学时间与家长下班时间之间的断层问题，导致一些中小学生放学后处于无人监管状态，这不仅造成很多学生难以修满学分、顺利毕业，也容易引发一些社会问题。因此，美国联邦政府推出“放学后计划”。

“放学后计划”全年不间断，实施的主要场所为学校和社区，形式和内容都很丰富，有的以促进学业发展为主，有的则以预防学生犯罪和促进身心健康为主。

这一计划下的课外辅导并非强制性，且很少收费，它主要为帮助工薪阶层解决子女放学后的安置问题，兼顾激发学习兴趣。

“放学后计划”下的课外辅导要求更为宽泛，主要帮助改善学生的学习习惯。它在升学考试和标准化测试方面的辅导比较少。

日本严格规范管理课外机构

宋庆清

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时，入学竞争日益激烈，使各种课外辅导机构蓬勃发展起来。据2009年日本总务省的统计，日本的课外辅导机构已有5万多所。

日本二战后经历了第一次生育高峰，20世纪60年代，这些孩子到了上中学的年纪，入学竞争异常激烈，升学辅导班和预备学校在这种背景下迅速成长。

到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第三次教育课程改革增加了课程难度，大量学生跟不上进度，需要课外补习。同时，初中和高中“落榜生”也成为一个社会问题，日本在全国范围兴起了复读班。

这一时期被日本学者称为“乱塾时期”。大量学者认为，课外学习辅导班压制了学生的身心成长，加剧了社会不公，应该予以加强管理。

为应对社会质疑，20世纪70年代，日本开始摸索课外学习机构的管理方法，引入产业经济领域中的“特殊经营”模式，专门用以管理课外辅导机构。

文部省在1976年对学生课外学习活动进行了调查，对违规在校外辅导班进行兼职的教师进行了处分。1988年，日本最终对课外辅导机构的管辖予以划定，课外辅导机构被认为是教育服务产业，归经济产业省管辖，并受文部省监督，由　《公司法》《法人税法》　《特定商交易法》　《儿童权力公约》　等法律法规进行约束。

同年，经济产业省下属机构“日本全国学习塾协会”成立，专门负责规范协调整个课外学习辅导班市场，加强了法务、讲师资格认定和培训、课外辅导机构的认证。2005年底，日本京都一学生在课外辅导班被教师杀害，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该协会为防止伤害事件再次发生，在2006年制定了　《学习塾学生安全保障指南》，对学生上下课的交通安全、提高辅导班教师素质等作出规定。

如今，虽然课外辅导班导致学生间学习机会不公的现状仍没有完全解决，但日本学校和课外辅导机构的关系不再是对立关系，一些地方政府在积极探索学校与课外辅导班间的合作。比如，邀请课外辅导班教师周六至区立初中授课。

新加坡禁止在职教师在机构授课

王静

新加坡是讲究精英教育的国家，课外补习盛行。最新资料显示，新加坡教育部批准注册的家教中心和补习中心已超过850家。在新加坡，补习机构的课程内容包括数学、语文、科学、绘画、音乐、体育、围棋等很多方面。一些家长还会给孩子报音乐、体育等特长班，因为现在新加坡的一些知名中学会招收体育或艺术特长生。

在新加坡，提供课外补习的教师，全来自课外补习机构，学校在职教师被明令禁止在补习机构授课。根据新加坡教育部的规定，在职教师在校外辅导机构代课、兼职或以各种名义举办补习班，一旦被发现或举报，将终身无法再获教师职位。

严格的禁令，出于新加坡社会对课外辅导的反思，有观点认为课外补习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教育的不平等。调查显示，34%的家庭每月花费500-1000新元用于辅导补习，16%的孩子花费2000新元左右，对一些孩子较多的家庭来说，可能会加重他们的负担。

英国“影子教育”带来教育不公困扰

马文婷

2016年9月，英国教育慈善机构萨顿信托基金会发布了　《影子学校：英国的私人学费与社会流动性》报告，认为近年来英国的家教辅导现象普遍，教育辅导机构蓬勃发展。

“影子教育”主要指在主流学校教育之外，针对教学科目的课外收费辅导。之所以称“影子教育”，是因为它效仿主流教育而发生变化，随着主流教育的发展而发展，随着主流教育课程的改变而改变。

英国课外辅导的提供者大多为公立学校及校外辅导机构的教师。有统计显示，从事兼职课外辅导的教师中，大多是30岁以下　(73%)的女性　(56%)　教师。

英国教育研究基金会2016年公布的对全国教师的抽样调查，提供了英国私立学费市场迄今最全的报告。该报告称，约40%的英国公立学校教师通过私人辅导来增加收入。辅导的内容以数学、英语及入学考试所要求的科目最受欢迎。

根据英国教育部最新调查，英国的辅导机构超过500家，这些辅导机构有86%在其所在地招生，如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等，其中有32%的伦敦辅导机构、25%的东南部城市的辅导机构在各个地区招生。

英国课外辅导的形式很多样，如一对一、一对多、网络辅导等。通过互联网进行课程辅导的形式越来越常见，它不受地域限制，引领了课外辅导新趋势，效仿者越来越多。

这些“影子教育”对那些可以负担得起辅导学费的家庭创造了优势条件。但萨顿机构警告，私人学费的增长可能加剧教育不公。萨顿信托基金会主席彼得·拉普爵士说，国家有近一半的在职教师提供过有偿性的课外辅导，约1/4的青少年接受过课外辅导的帮助，这种私人辅导现象是普遍存在的，而且会越来越多，但并非所有人可负担这笔额外支出，这加剧了教育的不平等。

芬兰“补习”并不多见

刘娣

近些年，芬兰在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主办的国际学生测评项目中一直名列前茅，这引起了各国对芬兰教育的关注。随之而来的“芬兰教育无压力”“芬兰学生不参加课外补习但是成绩依然领先”等成为全球热议话题。据2011年　《影子教育下的挑战》　报告显示：芬兰的补习班现象并不常见，学生参加私人补习的现象更是少见。在芬兰，教师不许给学生留家庭作业，练习都必须在课堂上完成，以便学生放学后可以把时间投在综合素质的培训上。

为了避免低年级的学生放学后独自留在家里，芬兰有一套“课前课后活动法规”，该法规规定学校和附近的相关机构每天上午7点到下午5点，课前和课后的时间里，必须设计一些让孩子在安全的环境中休息、玩乐且有益身心发展的课外活动。所谓的课外活动就是画画、音乐、舞蹈等，其出发点在于培养孩子广泛的兴趣爱好。

在芬兰，培养兴趣爱好与训练才艺是不一样的，其目的不在于一定要孩子学会什么，达到什么级别。一位校长对此说：“让孩子多培养一个兴趣爱好，就是多打开一扇窗，为孩子提供多一点的生命养分。”

为何私人补习在芬兰并不多见，取而代之的是提倡孩子将课后时间用来发展兴趣爱好？　这与芬兰的教育体制及其教育特征密不可分。第一，芬兰拥有优质的学校教育和高质量的教师，芬兰教师选拔制度十分严苛，其高校师范专业录取率不到10%，而且拥有师范专业硕士学历的毕业生才能成为教师；第二，芬兰实施小班化教学，而且十分重视教育资源的公平分配，在芬兰一个班最多20个学生；第三，芬兰考试较少，不提倡竞争环境，相反他们主张每个学生都可以自由快乐地发展。

韩国加强主流学校的教育功能

杨兰

课外辅导在韩国近年来发展持续高温。广泛、多元、灵活的课外辅导虽满足了家长与学生的多样化需求，但也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比如学生负担重、家庭经济压力大、公共教育质量下降、教育机会不公等问题。

2015年韩国统计局关于私立教育支出调查显示：家庭收入700万的学生月均教育支出为42万韩元，在私立教育支出的比重中为82.8%；家庭收入在100万的学生月均私立教育支出是6.6万韩元，用于私立教育支出的比重为32.1%。长此以往，不利于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为改变这种情况，韩国先后采取由禁止到疏导的措施。2005年韩国政府出台“放学后的学校”计划，以加强主流学校的教育功能、降低家庭的补习费用。

近年，一些对“影子教育”的研究表明，影响韩国“影子教育”参与度的因素中，除家庭收入与父母的教育程度，还有学生的学习成绩。韩国是学习成绩越好的学生更容易参加课外补习。可研究发现，对拥有社会、经济、教育资源优势的学生群体而言，即使没参与课外补习，也能取得良好成绩。而社会、经济、教育资源处于劣势的学生群体，参与课外补习的效果会更显著。

韩国教育界人士认为，这个结果并不能表明“影子教育”的扩展是降低教育不公平的解决方案，因为“影子教育”的支出对于家庭收入不高的家庭是一个负担，其发展会造成国家公立教育的衰弱。这就提示，社会应留心公立教育怎样为处于不利地位的学生提供类似“影子教育”的教育环境，政策制定者要考虑公立教育对不利地位学生有什么缺失，而“影子教育”为不利地位的学生提供了什么。

本版块作者均来自上海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