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人民医院病理科：“断案”如神，“幕后”工作责任大

一张张成品细胞片被送到了显微镜下，等待病理医生“断案”。陆萱摄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通讯员　顾卓敏

他们不是厨师，工作台却如灶台，冰箱、烤箱、厨具备齐；他们不是法官，却每天在“断案”，且要尽最大努力避免“冤假错案”。他们就是病理科医生。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有一个病理科团队，一年45000例常规病理报告、早8点到晚8点的工作时长、人均每天400至600张切片病理诊断、99.5%的诊断准确率……这一切都是“关起门”做的，对病人来说，或许仅能从病理报告上的一个签名感受一二。五一劳动节前，记者探访这个病理科团队，感受这群医院里“幕后”劳动者的工作日常。

50%的诊断取决于大体取样的精确性

走进六院病理科大门，一个类似传送带的装置首先映入眼帘，每隔十来分钟，就会有一个绿色圆桶掉落。“这是最新鲜的人体组织，从手术室传输过来的。”病理科主任张惠箴从事病理科工作已有30年，他说，很多是术中冰冻切片，需要他们在30分钟内给出病理结果，帮助手术医生确认下一步手术方案。如果是良性结果，手术就只需要小范围切除，如果是恶性结果，手术就需要扩大范围。病理医生就好像医生的“眼睛”，是“医生的医生”。

将新鲜的人体组织变成细胞切片，这就是病理科医生工作的第一道工序：大体取材。一个小小的取材台，上面时刻摆着3块干净砧板，尺子、剪刀、镊子等工具整齐摆放着，医生戴上防毒面具，配上话筒，取材工作正式开始了。

为了不发生“冤假错案”，仔细寻找标本的秘密是病理科医生的必修课。

“一份准确的病理诊断报告有50%取决于大体取样的精确性。送来的样本往往只有手指这么大，但其中有癌变或结节的部分只是一个条块，你只有认识它，才能正确取样。要根据患者临床诊断报告上的信息切到关键部位。”张惠箴说。

在最有用的“宝贝”里探寻蛛丝马迹

福尔马林浸泡后的人体组织散发着刺鼻气味，更有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外表，但张惠箴说，在取材医生看来，这都是诊断病情最有用的“宝贝”，里面藏着病人最真实的病情。

“2.5乘2.5乘0.3”，这是“切肉”医生间的对话，意即按照长宽2.5厘米、厚0.3厘米的规格切下“肉块”。这看似是粗活，实则是精细活，张惠箴笑言，病理科医生都是厨艺高手，“刀功”了得。

每次取材，都有一名医生和一名技术员搭档完成，医生取材，技术员记录。取材台上的一台显示屏和记录信息的电脑相连，取材医生可直接看到患者病情信息和同伴记录的内容。而后，经冷冻、染色、烘干，一张张成品细胞片被送到显微镜下。

张惠箴说，六院病理科实行三级阅片制度，即初诊、复诊以及疑难病例讨论，一个人判断不准，就全科讨论，院内拿捏不准，就请全上海的专家来会诊，以此保证病理诊断的准确性。他强调，“病理诊断无关个人面子问题，关系的是病人后续的治疗乃至生死。”正是抱着这样的态度，六院病理科保持着医疗事故、责任事故零过错的纪录。

坚守冷门岗位，坐在显微镜前就忘记周遭

安静、甚至是寂静，这是病理科给人的感觉，很多时候与病理科医生交流都很难感受到他们有明显的情绪波动。

“病理科更多是结合临床、实验室检查、B超、影像等各方面资料进行综合分析、判断。集中精力、心境平和，才能客观、准确。”张惠箴说，病理科医生只要坐在显微镜前，就好比身边有堵无形的墙，周遭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了。

在医院里，病理科是一个比较冷门的科室，风险高，责任大。静静的病理科，永远飘散着福尔马林和二甲苯的气味，这让许多人都对这个科室敬而远之。但张惠箴说：“每当被怀疑为恶性肿瘤的患者经过我们确诊排除恶性后，就会感觉自己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

曾有病人特地来找张惠箴，拉着他的手使劲感谢，张惠箴打听才知，这是几年前来开骨肿瘤的病人，她属于疑难性骨肿瘤，辗转多处最终在六院确诊。“看着多年后病人恢复良好，她一声感谢，足以支撑我们继续前行。”张惠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