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刊博览】冯骥才:遇见古老的意大利

《意大利读画记》

冯骥才著

青岛出版社出版

里卡尔罗赠送给冯骥才的手工印刷“大理石花纹纸”

2016年下半年，学者、作家冯骥才走遍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具代表性的艺术殿堂，并用游记的笔法记录下了他在那些不朽名作前的所思所想，作品集结成册，便是这本《意大利读画记》。该书试图通过中国文化的视角看待意大利文艺复兴，并藉此传达尊重文化的精神，也表达了作者对历史文化遗产如何在当今社会代代传承的世界性难题的思考。该书文字优美，意境高远。

到博洛尼亚看最老的东西

这次从维罗纳出来，一路南下，径直往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古城博洛尼亚看看。待到了这地方，连标志性的双塔都没去瞧一眼，就直奔着三样老东西———最老最重要的东西去了。这三样是乔托的画、圣路加教堂的圣母像和博洛尼亚大学。乔托称得上文艺复兴画家中的鼻祖，圣路加的圣母像传说是最早的圣母像，博洛尼亚大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快一千年了!哪一样能够不看？

一

驰名于世的圣路加教堂在一座百米高的小山顶上，有点像我国南通小狼山的广教寺。教堂建于中世纪，传说出生于世纪初的耶稣的门徒圣路加擅长肖像画，这座教堂收藏的一幅　《圣母与圣婴》为他所画，称得上“史上第一幅圣母像”，为此他被基督教奉为美术家和艺术家的“主保圣人”。不管这幅画是否真是他画的，但这毕竟是远在文艺复兴之前最早的宗教画，更重要的是信徒们坚信不疑。

信徒们的坚信来自一个类似神话的传说。据说1433年天降大雨，连日不停，农家受灾。人们就到圣路加教堂向圣母祈祷，祈求雨住天晴，谁知不久竟然云破日出。从此，每年人们举行盛大庆典，将圣路加的圣母像抬出教堂，从山上搬下来，一直抬到博洛尼亚市中心的圣彼得教堂，举行过隆重的仪式后再将圣母像送回。这种说法和仪式与我的家乡天津的皇会祭典十分相像。不同的是，天津的皇会自民国以来就已日渐式微，现在保持无多，而且已经演化为一种纯娱乐的社区活动和民俗表演。博洛尼亚的仪式却至今不衰，具体日期虽不确定，但每年准要举办一次；前年是5月9日，去年是5月17日。这两活动地的区别恐怕因为前者是民间信仰，后者是宗教信仰。民间信仰有功利性，失去现实的需要就会渐渐消退。

罗马式砖红色的圣路加教堂屹立在这绿木葱笼的小山顶上，看上去像一个城堡。从这里可以俯瞰平坦又优美的平原和完整地保持着中世纪景象的博洛尼亚古城。圣路加的圣母像远远地镶嵌在金碧辉煌的祭坛中央，由于尺幅小，远处看不清，又不便走到前边去，我用照相机镜头的焦距把画像拉近，终于看清了这幅古老的圣母像———圣路加的　《圣母与圣婴》。它有一种异常的遥远和肃穆之感。以现代人的眼光看，这幅画的人物形象比例不对，神情木讷而无生气，动作直愣愣的，只用一些线条简单地勾勒着，因此画面显得单调又呆板；然而正是这样，一种古拙、执着、纯粹的气息，是“万能”的今人无法画得出来的。就像我们中国顾恺之的《洛神赋》和《女史箴》。在艺术中，技术与精神不完全是一码事；也可以说，人一旦精明反而无法返回纯朴与纯粹。呵，我看到了最古老的圣母，看到了人最初怎么画圣母。如果没看到最古老的圣母像，就不明白后来的文艺复兴何以伟大了。

二

看乔托的画是我走进博洛尼亚美术博物馆主要的目的。这是乔托于1300年为博洛尼亚一座礼拜堂画的祭坛画。

乔托的这幅祭坛画分为五个竖长的神龛，每个神龛中间镶着一个画面。中间最重要的画面也是“圣母与圣婴”，可是拿它与圣路加以及中世纪的圣母像一比较，就看出明显的不同。乔托的圣母不再是呆板与庄重的偶像，她有表情了，面部的神情显得深沉与慈爱，怀抱中的圣婴伸手向她表现出亲昵。在这幅祭坛画底座上还有一个圣母像，手捂着嘴———这是耶稣受难后的圣母吧，她披着蓝色的披风，掩面而泣，表情极度的悲切。

仅仅凭着这一些表情，乔托在艺术史上就这么重要吗？

可是，在乔托之前的中世纪黑暗时代所有的圣母像中，我们能看到这样的表情吗？

乔托的时代适逢基督教从黑暗时代自我解脱出来，他最早站出来，充满勇气和热情地拥抱圣法兰关于宗教必须抚慰人心灵的主张，并将客观世界的生命情感和人性需求引入绘画中。他认为圣母和耶稣必须是有血有肉有爱心的。尽管那个时代绘画还都是宗教题材，但在他的笔下已经把圣母视为慈母，把圣子视作娇儿。虽然他做得远不如此后的画家如达·芬奇、拉斐尔等等更充分、更鲜明，可他是第一个，是伟大的起步。历史总是要记住甚至特别记住第一个人的，因为没有第一步就没有第二步。

因此我站在乔托这幅画前时，不知不觉心中充满了敬意。

三

在博洛尼亚找博洛尼亚大学可不大容易，它好像空气一样散布在整个城市里。你到处可以看到学生，感受到校园特有的气息，但是走了许多条街，问了许多人，都说不好哪里是大学的正门。一会儿在这条街上看到一所什么学院，一会儿在那条街上见到另一所什么学院或图书馆。这些街都是些幽暗的数百年的石板老街，墙体厚厚的老房子，窗洞像山洞，而且所有街道的便道都在各式各样的券廊里。券顶和柱式各式各样，罗马式、哥特式、爱奥尼克式、科林斯式。从中穿来穿去，如入迷宫，最后终于找到这座大学的“参观室”，但正值中午休息时间，大门关着。我想，这就是我想看的世界最早的大学吗？　我所在的大学是中国最早的北洋大学，1895年建校。博洛尼亚大学建校于1088年，比我的大学年长八百多岁。可是他们为什么不弄几百亩地建一个合乎身份的、气派十足的新校区？　政府也不要个面子吗？

我忽想起，大前年在牛津大学演讲，几个中国同学带我去到校园里一个矮矮的、墙上爬着常春藤的小楼休息。楼是老的，门是老的，楼梯是老的，屋里的皮沙发不但老，而且座垫是破的，从破洞可以拉出里边的棕丝来。据说这里是他们的博士生导师与学生交谈的地方。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牛津？　可是如果你想一想那些教授会与博士生谈些什么？　这几把椅子破不破重要吗？　如果换一个锃光瓦亮的新校区，坐在崭新的大椅子上，说的话却平庸而无思想，还有大学的意义吗？

结识里卡尔罗

这一次由于在佛罗伦萨多住了几天，我喜欢上与阿诺河平行的那几条蜿蜒又窄仄的古街。我住在这儿的一家酒店的建筑是十二世纪的，相当于南宋时期，这在中国不可思议。这地区有点像巴黎的拉丁区和维也纳皇宫后的“一区”，但比起来还古老、还“破旧”，要是在中国的城市，早用推土机推平了。可是在这些街上一走，确确实实就进入了这个城市的时光隧道，进入了它的历史。

一天晚上我们在这些古街上走过，一家亮着灯的店铺吸引了我们。推门进去，里外两间屋。外边这屋花花绿绿摆着各种待售的纸制品。有一种花纸很神奇，好像各种彩色的水在纸面上自然又精美地流动着。我头一次见到这种花纸。里边一老一少在干活。一位年轻的男子走过来与我们说话。他个子不高，肩膀挺结实，标准的意大利人的模样，深陷在眼窝里的眼睛十分明亮。

他见我们对他的花纸表示兴趣和新奇，很高兴，他说这是他这家店手工印制的。他似乎是个性情中人，说得兴奋起来就领我们进了里屋，说要印一张给我们看看。这使我兴趣倍增。

里屋的中央摆了一张沾满色渍的大工作台。台子一边是装着各种色浆的瓶罐，颜色都极其鲜艳，有点像我国民间使用的色精。台子另一边平放了一个石制的染色槽，大约一米长，半米宽，十几厘米高。槽内是一种藕粉状、有点黏稠感的半透明液体。他先用一支毛笔在一个紫色的罐子里蘸足颜色，然后另一只手拿起一根短木棍，在蘸了颜色的笔杆上轻轻地敲，颜色就像雨点一样落入染色槽的液体中。这方法很像我国古代绘画中画雪花的技法。当点状的颜色落入槽中，便一点点化开；由于槽内液体是黏稠的，就不会化得太快。不等紫色化开，他又往染色槽里敲进一种桃红色，跟着是翠绿色、鲜黄色、橙色与湖蓝色。每一种颜色进去，都会出现一片色彩的奇境。

当各种颜色搭配成一片绚烂的景象时，他不等颜色相互融合，便拿起一根与染色槽一样宽的木尺，木尺一端有一排细细的铁针，他把木尺上的铁针插入染液中，由上至下一划，染液的颜色即刻发生奇妙的变化，变成极精细的各种颜色搭配的细线，跟着再用另一种带铁针的木尺由上至下再一划，一种美妙无比、如同上千个孔雀翎般彩色的图案出现了。我们不禁发出惊呼，这男子脸上露出一种自豪的微笑。

随后，他从身后的纸架上取了一张白纸。纸的大小与染色槽一样。他将白纸小心又熟练地放在染色槽铺满花纹的液体上，两手捏着下端的纸角，轻轻又缓慢地向外拉出来，染色槽里美妙的色彩竟然全部都跑到了纸上。一张奇丽的花纸居然这样“印刷”出来了。

我们鼓掌，称赞他，也为他助兴，再带着好奇与他一聊，方才得知这男子名叫里卡尔罗，他这门奇特的手艺来自家传，他是第三代。他说这手艺的历史十分久远，源自土耳其，四百多年前———也就是文艺复兴的时候传到了意大利，不知道土耳其现在是否还有人掌握这种传统的手艺，反正意大利能擅长这门奇技的人已寥寥无多。

由于欣赏和珍爱这种古艺的人不是多数，里卡尔罗担心技艺如何能够传承下去。这情况和我在国内做非遗保护常常碰到的情况完全一样，情不自禁引起我的关切。

这种传统的技艺在当今的中国称作“非遗”，但是西方很多国家并不关心广泛存在民间的非遗，没有非遗名录，也没有政府确认的传承人。它们依然如在历史的常态中那样自生自灭。一位欧洲学者对我说，如果政府来管，那就不是民间的，甚至会走样。民间的规律从来就是自生自灭，应该顺其自然。可是，当一种历时久远的美妙的古艺在不知不觉中悄无声息地消亡了，不是一种悲哀吗？然而，当下我们所干预的民间文化不恰恰是愈来愈没有民间性了？这中间有没有更好的途径？细想一想，里卡尔罗手中这门古艺的意义匪浅，在他们代代相传中，不经意地把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一种民间生活原原本本地保留到今天。现在，他们更需要的是来自有识之士或政府的外援，还是自己的坚守？　这也是我目前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