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早期中国纳入全球古典学研究中
在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首期年度研修工作坊上作讲座的四位教授，从左至右分别为格伦·牟斯特（意大利比萨高等师范学院古典学系/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系）、徐建委（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丹尼斯·费尼（普林斯顿大学古典系）、柯马丁（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
本版插图：冯晓瑜绘
■读书周报记者 金久超
近期，中国人民大学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在北京举办了第一期年度研修工作坊，其主题是“古代经典及其阐释文本”。中国、希腊和罗马古典学领域的四位教授柯马丁、徐建委、格伦·牟斯特和丹尼斯·费尼分别作了讲座，其后三十八位不同学科的国内外年轻学者和博士生也分别作了学术报告。在分享各自文本传统早期形式相似性的同时，学者们也就不同的古代文化如何发展出不同观念和文化实践作了评论和比较分析。
其实，这个年轻的研究中心早在今年年初甫一成立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它隶属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由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系研究主任柯马丁教授出任研究中心主任，人民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徐建委担任执行主任。中心的学术委员会包含了中国学者和西方汉学家，更不乏国际上其他早期文明的研究专家。随着第一期工作坊落下帷幕，《读书周报》就全球人文学视野中的中国古典学专访了研究中心的主任柯马丁教授。
读 书：在中国本土设置这个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是否意味着将侧重于研究“古代中国文本文化”？
柯马丁：在中国，研究中心的结构设置是首创的。“古代文本文化国际研究中心”或许会被误解为只研究“古代中国文本文化”，但其所指乃全球文明的“文本文化”。研究中心致力于在明晰的比较学框架下进行全球的古代文本文化研究。就此而论，研究中心乃是日益壮大的全球比较古典学研究网络的一分子。但目前，这些机构都设立在欧美国家。中国人民大学所设立的全新的研究中心将连接中国学者和这个全球的学术网络，并把其他早期文明的顶尖专家引入中国，通过各种学术活动和努力，把早期中国研究系统地纳入全球古典学研究之中。这是一个有着全新研究方法的领域，改变那些只关注一个国家内部文化的历史、宗教、文学研究立场和传统研究方法。可以说，研究中心不止关注中国，而是把中国研究放在了更大目标的核心位置。
读 书：也就是说，这种将各地的古代文本文化研究集中一起探讨的形式是为了方便进一步进行比较研究，这样做的最终诉求是什么？
柯马丁：研究中心拥抱全球早期和中古时代的文本文化比较研究，但并不要求学者自己成为比较研究者。相反，研究中心将为研究不同古代文明的专家创造多元多边对话的学术空间，让他们展示自己的深层研究。通过顶尖的学术对话和同主题的并置研讨（juxtaposition），这种文化比较能激发所有参与者相互学习，发现新问题，并重新审视和陌生化自己早已熟悉的知识，在其他古代文化的启发下建立全新的研究视野。我们宣导的文化比较并不寻求建立新的道统，相反，这种通过对话的比较研究，是相互尊重和开放的。事实上，也没有任何古代文化能单独地在自身学术传统下被充分研究。
我们成立研究中心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多种活动来回应当下全球人文社会科学的三大新动向：一、过去几十年里，新发现的出土文献及其他类型的古代文本，已让古代中国的研究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境界。二、近期，世界各地新成立了许多文本研究中心，这表明，一种新型的、全球性的对古代文本文化进行比较研究的兴趣已经出现。这点亦可见之于中国学术界：中国学者对古地中海地区及其他世界文明的研究热度正在增强。三、写本研究、语文学、书籍史及文本的物质性等新兴研究，以及通过跨学科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文本文化的相关课题，正在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趋势。
读 书：能否简要介绍一下首期研修工作坊的活动内容及阶段性成果？
柯马丁：在一周的工作坊期间，学生们学习到包括古代文本的形成、阐释传统的发展等基本概念，以及这些概念和实际的文本实践在早期中国、古希腊和古罗马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少量的相似性：
——在早期中国（古埃及亦然），抄本是随葬于墓中的。相对的，古希腊的代尔韦尼莎草纸抄本却随葬礼一同火化（它的一部分奇迹地从火中幸存，现代学者才得以对其重新拼合）；
——作者身份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都处于核心地位，但在汉代以前的中国文学中则无足轻重；
——在重要版本的制定上，古希腊、罗马和圣经文学的学术传统，与中国毫无相似之处，寻找“原始文本”在其学术传统中从来都是不重要的；
——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学中，有一种把文本表面的意义替换成揭示文本“真实含义”的全新意义的解经和注释方法，即寓言解读，这与中国传统十分相似，他们也用相似的替换法来对诗歌或《春秋》这类文本（如《公羊传》）进行“解码”和重构；
——翻译虽对古罗马文学的形成十分重要，但在古希腊和早期中国（佛教传入前）却影响甚微；
——国家政权在文学传统发展中的地位，在早期中国极为突出，在古希腊也有某种程度上的作用（指亚历山大皇家图书馆的影响），但对拉丁文学的产生几乎没有影响；
——古希腊和古罗马是在稳定和可靠的经典上作注释的，而早期中国，注释服务于对早期诗歌的构建和改写。故而，古希腊和古罗马的作者既“作”又掌控其文本，而在中国，编辑者和注疏者的重要性要大得多。同样的，由于中国书写系统的性质，书写和口头传播的相互作用在早期中国要比古希腊和古罗马更加复杂；
——在相对早期的阶段里（对应各自的形成时期），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本在用语上高度稳定，而早期中国的诗歌传统则具有相当的流动性，直到帝国及其教育机构将其收编才稳定下来；
——教育和学校对所有早期文学传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我们却对早期中国（太学以外的）教学环境了解不多。
这些（还有更多）都是第一期工作坊的讨论成果——而这些成果是不可能从某个文学传统的孤立研究中获得的，只能通过不同传统的对话得到。在这个过程中，早期中国、古希腊和古罗马这三个传统的巨大差异及其各自的特征，得到了清晰的显现。而且，除了差异，还有共性：在每个传统中，经典就是经典，会被逐渐积累起来的注疏所凸显出来。三个文学传统都同样认为，文学文本的含义不能通过文本的表层直接得到，而要求深层次的解经操作。图书馆具有巨大的作用，尽管其体制控制在三个文学文化（和社会政治文化）中各有深浅。学校在所有地方都非常重要，只是我们对早期中国的情况知之甚少。总而言之，工作坊为未来的研究带来了无限的可能和启发——这些研究在持续关注自身文化的同时，还必将面向全球的古典学比较研究视野。
读 书：工作坊以及研究中心的下一阶段将会有哪些动作？
柯马丁：第二期的工作坊“抄本研究和文本物质性（Manuscript Studies and Materiality of Texts）”将于2018年1月举办，出席的学者包括早期和中古中国、后古典时代埃及、中世纪拉丁传统等领域的专家。第二次的“中西古典学方法论对话学术会议”将紧随之于2018年4月举行，届时还将会有来自世界不同领域的专家出席。2019年与海外一些研究机构联合展开的研究计划也已在有序运作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