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西方人眼中的上海
出版于1881年的《上海租界及老城厢素描》以及1894年的《上海和周边地区概述及其他》两书收录了英文《报》在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发表的部分文章，为我们今天了解当时开埠近五十年的上海社会日常生活的变化以及西方人的中国观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城市形象和各色群体
19世纪80年代的上海，华界、租界分治格局早已形成，在不同的治理体系下，两者的城市形象迥异，这些在《素描》、《概要》所收的一些文章中都有非常具像的反映。
关于当时中国人居住的老城厢，在一般外国人的眼中，其形象非常糟糕，几乎是肮脏龌龊的代名词：
“定居此地的外国侨民通常对上海老城厢敬而远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或许出于好奇游览过一次，为的是看一看它是否真的如外界所言的那么糟糕。但他们并没有发现任何吸引人的地方，反而有许多令人厌恶的东西——它的狭窄的街道，肮脏的死水与河流——对大多数人而言，游览一次已经足够了。”
“早冬总是探索老城的绝佳季节，因为与炎热的夏季相比，现在那里的卫生状况还不那么令人讨厌。”
在县城中所有的建筑中，有两类建筑大概是最受西方人关注的。一类即是庙宇建筑，包括文庙、城隍庙、关庙等等，在游览老城时，这些地方往往是他们必到之处，并且对神像、建筑等都进行仔细的观察。
另一类建筑则是中式的园林，尽管西方人对老城厢的整体环境评价十分糟糕，但他们对中国的园林建筑却是赞不绝口，比如在游览豫园时，他们就认为这里“肯定是上海城内最令人愉悦的地方”，“这个由花草、树木、岩石、凉亭构成的安静的小园林如果能被移到水晶宫（Crystal Palace），肯定会引起极大的注意，它堆叠起来的假山就可以击败西德纳姆（Sydenham）的任何东西。”
经过十几年的建设，19世纪80年代的上海已经成为全国乃至国际的商业中心，聚集了来自不同区域的商人群体，而西方人对不同区域人群的评价读来也是颇为有趣的：
“在这里，我们会遇到多面狡诈的广东人，他们有着典型的令人讨厌的中国人的品格，极端地自私和忘恩负义，洋人对他们而言意味着一切，他们会一直唆使前者去做一些无聊的事情；而更为坚毅的福建人作为海峡中的殖民者，看上去更值得令人尊敬；还有很多更圆滑的浙江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出生于宁波和舟山，经常成群结帮，尽力扩大影响，但在生意上十分谨小慎微，或许可以被看作是中国的苏格兰人；此外，在这里我们还能碰到山西人，这是一个很大的群体，他们对于金钱非常感兴趣，是天生的金融贸易家，常被冠以“中国犹太人”的称谓；有些急躁的湖南人来自长江流域，他们认为湖南人代表了中国人的精神，他们的英勇把帝国从太平天国的动荡中拯救出来”，“最后还有来自天津和北方的商人，——他们看上去更加壮实，在生活方式上也更为随意，对于那些南方人激烈讨论的问题他们感到有些困惑：因为在他们看来，完全可以边做生意，边进行斗争。但无论如何，他们还是要比中部的伙计们更为大方。”
除了这些各具特色的商帮，在中西杂糅的背景下，上海还出现了很多新兴的社会群体，如跟班、巡捕、阿妈、医生、黄包车夫等，其形象也都生动地浮现在《报》作者的笔下，我们不妨可以举出数例：
黄包车夫：“大多数的车夫都是一脸苦相的坏蛋。车夫能否用心拉车取决于车资的多少。如果他拉的是一个本地人，看上去只能挣到一点点钱，苦力就会像在葬礼上一样慢慢地拉；如果他拉的是一个带着手杖的外国人，他就会以每小时七到八英里的速度前进”。
工部局的中国巡捕：“上海工部局在洋泾浜以北的租界（或称为英美租界）雇佣了大约140名巡捕。临近吃饭的时候，这些巡捕肯定会在警局；我们只是偶尔在白天才会在街道上碰到巡捕，晚上则更是罕见”，“当回家吃饭时，一个中国警员的步速大约是每小时四英里；但是当他执勤时，则大约是每三小时一英里。当他看到前面有群中国人在吵闹时，他会往相反的方向行进，然后在第一个街角拐弯。当他有机会休息时，他会抓住苦力的辫子，让他快速地奔跑；但是如果苦力稍许有些反抗，巡捕就很可能会马上逃走，接着就会有一场苦力追巡捕的赛跑。”
阿妈：“阿妈们有很好的机会可以学习洋泾浜英语，如果说她们的词汇量不如男仆们大，那也应该归因于她们的活动基本被限制在户内，这样就没有机会融入到外面喧闹的生活氛围中去。然而，她们中的一些人还是把洋泾浜英语学得很好；据我们观察，这些人往往都在传教士家中服务过多年；如果传教士碰巧来自于美国，那么阿妈还能掌握鼻音以及一些美式英语。至于其他的阿妈，她们的词汇量仅局限于与职责相关的内容，包括婴儿的衣服、食物，以及与整理女主人闺房或卧室相关的一些词汇。”
事实上，西方人正是通过与以上这些不同社会群体的交往，一步步更深入地了解中国社会以及中国人之特性，而以上的这些描述无论其客观与否，其实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对中国的理解程度。
变与不变：西方人的中国观
克拉克在1894年《概要》一书的导论中曾经指出了当时西方人中仍然普遍存在的对中国人的刻板印象：
“在我们的想象中，对中国人还存在着如下的刻板印象：脸如满月，胡子无力地下垂着，眼睛斜视，长长的辫子以及像佛塔一样的帽子，这些当然都是中国人的主要特征。他周边的环境也往往非常古怪：总有一两座佛塔，有无数的石桥横跨在数不清的水道上，树上垂挂着一簇簇蓝色的水果；淑女们穿着极其古怪的裙子聚集在一起，用巨大的折褶表示她们的脚和脚踝，光头的顽童们习惯性地翘着一只脚在莲花池中摸鱼。当欧洲人关注所谓中国事务时，十有八九会描绘出以上这样一幅场景。”
除了以上滑稽而古怪的想象，西方人对中国的制度、文化更存在普遍的隔膜感，这体现在各个方面。
比如在民族文化方面，普通西方人对中国传统音乐乃至戏剧普遍存在不解，甚至极尽揶揄之能事：
“如果你担心有个亲戚会来跟你抢夺富有的叔父的遗产份额，不要担心，你只需把他在一个屋子里关上二十四小时，在里面让中国艺术家们不停地演奏公元前2252年伟大的伏羲皇帝（中国音乐之父）所创作的乐曲，我们可以向你保证，你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得到一份法律和医学的声明，上面会这样写道：由于你的亲戚突然精神错乱，因此不适合继承遗产。”
在生活习俗方面，抽鸦片、赌博等当然都被这些文章的作者认为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恶习，且看以下评述。
关于抽鸦片：“尽管他们的缺点各有不同，但是对于鸦片的偏好，特别是对于吸食鸦片的喜爱，肯定是一种民族的特性。”
对于福州路上一家鸦片烟馆的情景，当时的记者有如下描述：
“的确，这里吸食鸦片的景象可以为多雷（Doré）的画作和但丁的诗歌提供绝好的素材。在整个这片区域中，那些不幸的人们都躺在那里，到处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走进这一区域，草草地扫一眼这些人，你会发现其中有些人已经半截子入土了，他们面容枯槁，双目无神，如行尸走肉一般，那是一幅上帝在地球上创造的最为尊贵的物种所能展现的最悲惨的景象。看看这些已经显著变形的面庞，毫不例外地都像死人一样全无血色，已经骨瘦如柴，可是还在吞云吐雾。如果说看到男人们吸毒上瘾是一件很令人觉得可耻的事情，那么看到女性们深受其害则更加令人心痛。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厌恶的场景啊！那些通常还处于花季的女性们脸庞消瘦，双目无神。这些人对他们的国家以及整个世界而言都成为了废物，他们脸上的表情都极端冷漠。”
至于赌博，有《报》的记者甚至认为其危害更大于鸦片：
“折磨中国人的最大恶习并不是他们对罂粟的热爱，而是对赌博的迷恋”，“中国人武备的松弛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归因于此，因为如果一个国家的人们在一整年中都纵情欢乐，沉溺于不受法律制裁的赌博游戏中，那么他们就没有时间或者意愿来进行武装训练”。
“中国的法律在处理这个正吞噬着人们灵魂的恶习时显得太过无力，即使把从马尔瓦（Malwa）、巴特那（Patna）、贝拿勒司（Benares）进口的鸦片加在一起，它们对这个国家的伤害也不会有如此巨大。”
在其他一些生活细节上，西方人同样感到难以忍受，特别是所谓的噪音，在《中国噪音》一文中，作者详细列出了他认为在上海租界内由中国人发出的各类噪音，其中包括“繁华地带的手艺人在日夜工作时带来的烦恼”，官员出巡时“震耳欲聋的锣声”，“在大路上拖运货物的苦力”的号子声，甚至包括经常在夏天会把他们从梦中惊醒的中国人的“温和的”谈话声等等。
总体而言，在西方人看来，当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老大帝国，要对它进行改造确实非常困难，阻力重重。
但是，他们也认为，上海的存在却正可以为变革的进行提供一个实验场所：
“在中国没有一个口岸城市像上海这样，可以提供一个在中国人社会中逐渐推行西方社会制度的机会，这可能会让上海在社会变革运动中成为领先者。理由很明显：这里不仅是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后，首批立刻向外国人开放的口岸城市之一，而且在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它已经从中国一个不起眼的三流城市一跃成为了这个世界上最主要的商业中心之一，富可敌国，被看作是中国的“花园”城市。在这个港口城市中积聚的财富数量是巨大的；我们租界中上流社会的人物也都承认，这里已经有了与他们的生活相合拍的奢华风尚，这是与财富伴随而来的。”
而且，经过近数十年的经营，至1894年《概述》出版时，情形似乎正在发生一些改变。在当时的上海，“即使是一个很浅薄的观察家，也可以发现中国人已经采纳了我们的某些社会制度，这是很明显的。虽然还很缓慢，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中国的异教徒们正在驶入快速发展的道路。”
19世纪80年代的上海开埠已近50年，随着西方器物与文化的输入，上海的日常社会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从这方面看，《素描》、《概要》所收文章可以说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史料，阅读这些文章，使我们对于西潮冲击下的上海社会有了更真切的感知。
毫无疑问，当时的上海正在迅速成长为一个国际化的都市，无论是城市形象的改变、新的社会群体的出现、西方技术、制度及文化的引进等等，无不说明了这一点。
但最后必须要指出的是，至少在19世纪80年代左右，绝大部分的西方人只是把这里看作为一个淘金地，即所谓“冒险家的乐园”，但这些“冒险家”对于中国文化与传统往往是不屑一顾的，他们竭力在上海营造属于自己的乐园，但对于他们所处的这个国家和城市却依然懵懂无知，正如一位作者所说：
“这里的欧洲人对其身边事物十分冷漠，一想到他们可以有很多渠道了解当地的日常生活，这样的现象就令人感到非常奇怪。或者是因为来到这里的欧洲人尽管充满惊奇，但却丧失了品味惊奇的能力，又或者对商业的追求吸引了他们所有的精力，使他们无法思考周边发生的其他任何事情，除了贸易、股价和汇率的涨落、或者是在不同的公共服务部门升迁的前景。”
与此同时，当时大部分的中国人“也不希望把他们在租界看到的更好的管理方式引入到中国的任何一个城镇。对于外国人来说，所有这些东西都非常好，然而中国人却把他们看作过眼云烟。在他们看来，这些玩意儿只是心血来潮的幻象，譬如朝露，来去匆匆”。
因此，即使我们认为19世纪80年代的上海已经在经济上逐渐向国际化迈进，可供“帝国的富商阔少们在此寻欢作乐”，但对于普通的中国人乃至西方人而言，这样的国际化仍然是缺乏包融性的，中西方在文化、制度、生活习俗方面存在的诸多隔阂注定了近代上海乃至中国国际化道路的艰辛与曲折。
*原文见《19世纪80年代前后西方人眼中的上海城市社会——以英文<报>相关文章为例》，首发于《江南大学学报》15年1期，注释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