素质教育须走出“理念认同、实践背离”怪圈

关于素质教育的讨论已历时多年，这一教育理念首先是针对基础教育的应试化、高分低能等问题而被提出，随后在高等教育领域又衍生为“文化素质教育”，除了针对教育应试化，更侧重于缓解专业偏狭化和重理轻文等问题。于是，在中小学，素质教育理念主导下发生了一系列改革，包括课程体系与内容、教学方式，还有减轻学业负担、新高考改革等政策，都与之一脉相承；在大学，教育部专门设置了30多个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专门为理工科学生提供丰富的文化素质教育讲座或选修课。

从民间到官方，从家庭到学校，我们对应试教育弊害的认识早已非常深刻，素质教育相关政策措施也已经遍及整个教育系统。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多年以来所谓素质教育的理想始终没有彻底实现，一些现象甚至反映出教育应试化有增无减，好像陷入了理念上越提倡、实践中越背离的怪圈。素质教育理念总是得到广泛认同，但一触及现实就非常疲弱，这是为什么？

真正的素质教育不能实施，不能简单归咎于教育实践者未能顶住压力忠实履行，问题在于素质教育理念的构建并不充分。

目前素质教育的核心内涵是依附于它所反对的应试教育、过度专业偏科教育才得以确立的。当我们提倡素质教育，相当于在说反对应试教育、反对过度专业偏科，可是却不清楚究竟提倡追求什么教育理想。我认为，这是疲弱的根源所在。

在高等教育阶段有一个鲜明的例证，一方面，补缺纠偏性的“文化素质教育”是以高度发达的专业教育为前提设置的，它与专业教育和平共处，并不企图撼动既有的本科专业培养方案；另一方面，“大学通识教育”则更具有革命性和建构性，它也反对应试和过度专业化，但关键在于它要求全面重审、重构本科教育，要与既有的专业教育展开磨合。我们可以观察两者的感召力、影响范围和发展轨迹的不同。

可是，许多人没有察觉到素质教育本身理论构建的不足，把素质教育改革仅仅落实到了反考试、反专业化运动的道路上，似乎素质教育改革尚未达成，就是因为选拔性考试和专业主义还没有被消灭。这种观点一并抹杀了选拔性考试所代表的尊重公平与卓越，以及专业化背后提倡的前赴后继刻苦求知、自我约束献身科学等铸就人类现代文明的重大价值。

于是，在顶尖大学最优秀的学者和教师眼中，素质教育就成了一种“平庸宽松”教育、“吹拉弹唱”教育、肤浅教育。它事实上没能赢得足够的尊重。理念尚未发育成熟，脚下已经陷入泥潭。

素质教育并非只考虑“自我”的教育，而是必须通过教育构建社会、国家和文明的关怀。

或许也有人认为，素质教育已经提出了一套育人构想，即所谓自然、自由地生长；全面、不受限制地发展自我。

这种构想的不成熟之处在于，它完全以个人成就为中心，既不考虑教育资源的总体约束，也不顾及群体、社会、国家何以成立。这种一厢情愿的美好愿望犹如对独生子女的溺爱与望子成龙的叠加，一切皆备于我，无兄弟，无分工，无担当。

古今中外，任何一种真正的教育思想都不会放弃通过教育构建社会、国家和文明的关怀。在我国已经形成的现代教育体系中，考试竞争和专业化虽然背负大量骂名，却实实在在地发挥着公平、正义和凝聚的社会性作用。所以，这种只考虑自我的“素质教育”思想并不健全，不能独立构成价值，它如果不与考试选拔体系、专业与职业分化体系相结合，将会使整个教育系统失灵、倒退。政府在其中应该扮演维持整个系统的“执中”角色，因为一些盲目的试图通过削弱这些基本制度来实现“理想”教育改革的措施往往南辕北辙——改革的实际效果背离它的初衷。

回到素质教育这个概念，广义的素质教育内涵包罗万象，基本上等同于“教育”“育人”，它具有绝对的正确性，但改革主张不明确。狭义的素质教育针对应试教育、过度专业化等实实在在的弊病，这确实捕捉到了现行教育活动中的重要问题。它界定了问题，但尚未厘清改进的途径。实践的脱轨归根到底是由于理论的驾驭力不足。

发展素质教育挑战重重，不是头痛医头却忽视对整体的弊害，更不是从“应试”极端走向另一个“反卓越”的极端。

因此，我们要发展素质教育的挑战在于：首先，能否提出与其他伟大教育思想比肩的符合当下时代要求的素质教育思想。它不是反对苦学，而是反对死学；它不是反对把公平考试竞争作为选拔手段，而是反对把考试当作学习的终极目的；同时反对不科学、不体现能力的落后考试内容与方式。它更要通过培养精神、树立志向和社会关怀与责任感，反对分数至上和自我中心的竞争主义。

其次，这种教育思想的价值在于使我们的教育政策在更高的层面上找到一种有活力的平衡。正如我们要重新审视素质教育推进理论创新一样，当前需要以真正的道路自觉和实事求是的自信来全面审视和确立中国的教育体系，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却忽视对整体的弊害，更不是从一个“应试”的极端走向另一个“反卓越”的极端。(陆一：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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