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轶：他年海上饶相忆 ———苏曼殊与上海

2018年是苏曼殊逝世100周年。百年来，这个名字一直魅惑不减———其“断鸿零雁”的生涯、“披发长歌”的壮怀、“白马投荒”的执著、“沿门托钵”的苦行、“冥鸿物外”的放达、“行云流水”的浪漫、“以情证道”的虚妄、“此志落拓”的抱憾……，永远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千千结；他“言辞孤愤”的杂论、“事辞相称”的译作、“灵月镜中”的诗格、“哀感顽艳”的说部、“自创新宗”的绘画……，总是富有解读不尽的召唤力。很多文人皆为其著言立说，如早期的陈独秀、章太炎、柳亚子、柳无忌、周作人、郁达夫、陈子展，晚近的任访秋、李欧梵、马以君、陈平原等，我个人在2005年也是以苏曼殊研究取得的博士学位。在日本和我国港台地区，也有不少学者做过或做着苏曼殊研究。

苏曼殊短暂的一生既孤苦飘零，又逢缘时会，他与上海的交遇成就了一种独异的风华。苏曼殊视这个东方大都市为自己的“根据地”、“大本营”：无论是东渡日本探母，还是效仿法显西行取经做“白马投荒第二人”；无论是任教新加坡，还是屡屡行脚香港；无论是游历苏州、杭州还是任教南京、长沙等地……他劳劳行脚一次次从上海出发，再一次次回到这里，交游、编报、写诗、养病、吃花酒，镇日欢场忙不了；而他大量的诗文小说和绘画，创作于上海，也多发表于上海的　《国民日日报》　《太平洋报》《甲寅》　《新青年》　等报刊。细究起来，苏曼殊与上海的缘分中有几个年头尤为重要。

苏曼殊1884年出生于东京，中日混血儿兼私生子和弃子的身份成为其“难言之恫”。五岁以前，他随义母河合仙生活在横滨和东京，被认亲后回到广东香山　(今珠海)　度过了一段梦魇般的生活。苏曼殊最早与上海结缘是在1896年，他到当时中国的文化、经济中心上海投奔经营茶业的父亲，进一所教会学校读书。西班牙籍英文老师罗弼·庄湘博士像慈父一样关爱他，帮他打下了坚实的英文功底，为其以后从事文学翻译、报刊编辑和教授英文打下了坚实基础。

苏曼殊与上海的第二段深缘是1903年。甲午一役后，对待日本的认识丕变，留学日本渐成风潮。1898年初春，曼殊随表兄林紫垣从上海赴日本横滨求学。1902年冬，他加盟青年会，初识陈仲甫　(独秀)。1903年，沙俄入侵东北，留日学生发起“拒俄义勇军”，陈独秀遭遣返国，辗转到上海与章士钊等创办　《国民日日报》。正在日本求学的苏曼殊也参加了义勇军，并因此惹起资助人林紫垣的不满，苏曼殊被迫回国，并在航行中发出一封伪“遗书”，从此宣告与苏氏家族永诀。9月，苏曼殊就任　《国民日　日报》　主笔，其现存最早的诗作《以诗并画留别汤国顿》　(二首)　就发表在该报上。在诗中，他以誓不帝秦的鲁仲连和勇刺秦王的荆轲自况，表达反抗外侵和推翻满清的豪情。而这一阶段他最重要的文学成就，是意译了雨果的小说　《悲惨世界》，经陈独秀润色后连载于　《国民日日报》，后又由上海镜今书局出版。此后，苏曼殊艺术上如鱼得水，同盟会元老冯自由曾评曰：“其文字始见于上海国民日日报，寻而诗文并茂，名满天下。”在此期间，苏曼殊与陈独秀结下了深厚友谊，余生称其为“仲兄”或“畏友仲子”。其实，二人性格和风度迥然相异：一个率真任性、愁绪满怀，时而游弋世间，时而冥鸿世外；一个执拗倔强、时有偏激，终生执著于现实，屡遭顿挫而不悔。但是，年长四岁的陈独秀可谓曼殊的良师益友，指导他学习汉语、作诗译文，帮助他走上文学之路。

苏曼殊与上海的第三段深缘是在1912年。1911年12月，身在印度尼西亚爪哇中华学校任教的苏曼殊听到武昌起义的消息后兴奋不已，在给柳亚子和马君武的书札中狂歌走马般无限遐想：“迩者振大汉之天声，想两君都在剑影光中，抵掌而谈。不慧远适异国，惟有神驰左右耳”，“‘壮士横刀看草檄，美人挟瑟请题诗。’遥知亚子此时乐也。”但当苏曼殊“检燕尾乌衣典去，北旋汉土”，已是次年二月，此时孙中山已辞去大总统之职，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民报》　时期的朋友章太炎竟然北上事功了!　苏曼殊除了遗憾，更感到疏懒无趣，于是流连于上海、苏杭的山光水色、杯酒歌妓之间。这种出入花丛、饮酒作乐的作派，在1912年以前的苏曼殊也并不鲜见，就在前边致柳亚子等的书信中，他仍然表达了“遄归故国”，“与……南社诸公，痛饮十日，然后向千山万山之外听风望月，亦足以稍慰飘零”，但归国后的这个“杏花春雨”时节，苏曼殊对国族和个人都陷入绝望，更是游冶欢场而不愿自拔，“随缘消岁月，生计老袈裟”———对于章太炎“兴致不浅”的冷嘲热讽和自称“不慧性过疏懒，安敢厕身世间法”的辩述，是曼殊一贯的人格立场和立身之道，他是愿望以“我佛慈悲”的救世观来看待这次改朝换代的，“何党何会”只不过是实现匡扶人心世道的“方便法门”。4月1日，宋教仁、姚雨平主办的　《太平洋报》　在上海创刊，4日，苏曼殊应邀入聘主笔，与柳亚子、叶楚伧、朱少屏、李叔同成为同事。苏曼殊将在爪哇时所做的　《断鸿零雁记》　续完，交由　《太平洋报》　连载。这是他第一部小说，也可视为其一份自叙传，对五四一代的浪漫文风产生了重要影响。当时，林译　《巴黎茶花女遗事》　久已名重一时，但苏曼殊精通英文，读的多是外版原著，自然对于　《茶花女》　的把握更为融通。这次在上海期间，几家报纸登出他要重译《茶花女》　的广告。《太平洋报》　也有两次报道：“顷曼殊携小仲马原书见示，并云：‘林译删节过多，殊非完璧。得暇拟复译一过，以饷国人。’必当为当时文学界所欢迎也。”“今以天生情种，而译是篇，吾知必有洛阳纸贵之声价也。”但此事终因曼殊之怠惰和行踪不定而作罢。《太平洋报》　仅存半年，10月18日停刊，但在当时的上海滩影响却很大。对苏曼殊来说，1912年发生在上海的另一件要事，是经柳亚子介绍加入南社。在此之前，苏曼殊已有最负盛誉的　《本事诗》　等多篇诗作发表在上海出版的　《南社丛刻》　上，但正式入社后，他与南社诸公的交谊成其晚年最为难得的生命财富：他出游时与南社人邀约宴饮，作诗绘画时与他们切磋唱答，生活上由他们处处照应，卧病时也得他们时时接济。

苏曼殊与上海的第四段深缘是从1917年6月直至次年驾鹤西去。1917年1-4月，苏曼殊基本上在杭州-上海间往返，4月下旬到6月中旬东渡日本伴母，返回上海后就再未离开。这年初秋，苏曼殊因为肠胃病住进法租界霞飞路医院，蒋介石安排陈果夫送去费用，后来又接至白尔部路新民里11号蒋宅居住。冬季，苏曼殊痔疮大发，再次由蒋氏安排送进海宁医院，丁景唐等时来探望，柳亚子等不时予以周济。缠绵病床之际，苏曼殊还期望着“吾病必愈”，曾委托赴京的程演生捎信给蔡元培和陈独秀，欲求公费赴意大利习画。但酷爱糖食的“糖僧”终因偷食糖栗而病情恶化，于1918年春转入金神父路广慈医院　(今瑞金医院)，5月2日　(农历三月二十二)　与世长辞。风流绝代的名僧苏曼殊“鬓丝禅榻寻常死”，临终遗言：“但念东岛老母。一切有情，都无挂碍。”在上海的汪精卫代为发布讣告，料理棺殓，移厝广肇山庄。1924年6月，在南社发起人陈去病张罗下，孙中山“赙赠千金”，徐自华慨然割让西湖孤山片地，苏曼殊停柩六年后终于入土为安。

苏曼殊去世后，上海文人圈发生了鲁迅所说的“曼殊热”。先是南社诸子和五四新作家冯至、沈尹默等，在《语丝》　等杂志上发表大量纪念文章和评论文字；1925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刊行梁社乾　《断鸿零雁记》　英译本，黄嘉漠、郑江涛又将其改编成剧本；1928—1929年，柳亚子编订的　《曼殊全集》5卷本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1933年上海开华书局又推出“普及本”。随后，日本汉学界召开“曼殊研究会”，鲁迅在复增田涉信中说：“对汉学大会，请尽力参加。”当增田涉1931年到上海访问时，鲁迅把　《曼殊全集》　作为礼物相赠。此间的“曼殊热”偏于其落拓不羁的浪漫风度，这或许反映了新文化运动幕落花凋后，部分读书人的一种文化姿态和寂寞心理吧。

一百年前的1918年5月，苏曼殊病逝；10月，李叔同选择剃度，落发为僧。或许，那真是个特别的年份。

作者： 黄轶

编辑：范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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