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又要来了，能让足球运动员服气的足球题材影视剧有吗？几乎没有。可是，能让花滑运动员疯狂追剧的花滑影视剧有一打了
足球运动普及度高，球迷多，与足球有关的电影和动漫也是体育类型剧中的比较大众化的选择。但是，能让足球运动员认可且疯狂追看的作品，似乎还没有出现。反而在相对小众的花滑领域，接连出现以花滑为内容的电影和动漫成为爆款。这些作品不仅把体育中“美”的一面发挥极致，更让观众感受到体育和文艺殊途同归，都是为了热爱，为了实现更好的自我，以及自由。
在真人电影《我，托尼娅》成为今年奥斯卡季热门影片且拿下最佳女配角表演奖前，日本动画片《冰上的尤里》先一步引发了跨界的轰动，这部12集的动画之所以成为现象级作品，在于它不仅以极高的美学完成度吸引了挑剔的电影迷和动画迷，作品的专业思路在花样滑冰业界也吸引了大批拥护者，很多现役、退役选手在各种场合表达了自己对这部动画的喜爱之情，这是非常罕见的。这股风潮波及赛场，不仅有两届世界冠军、俄罗斯姑娘叶甫根妮亚·梅德维捷娃在表演节目中cosplay动画片的主角“勇利”，更有国际滑联花滑大奖赛在开幕式和闭幕式表演中用到了《冰上的尤里》片头曲。
《冰上的尤里》和《我，托尼娅》以及俄罗斯电影《花滑女王》这些话题度颇高的影视作品有一个共同点，它们讲述的主角职业生涯起伏都能在现实中找到原型。《我，托尼娅》以黑色喜剧的形式，讲述前美国女单冠军托尼娅·哈丁从童年踏上冰场到1994年利勒哈默尔冬奥会陷入丑闻事件的波折，《花滑女王》借鉴了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双人滑冠军，俄罗斯姑娘叶莲娜·别列日娜娅的事迹，当年她奇迹般从瘫痪和失语的死亡边缘回到赛场、获得金牌，《冰上的尤里》的主要情节来自前日本花样滑冰男单选手町田树的经历，他曾从事业低谷顽强奋起。三部作品都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其中，《冰上的尤里》跨界成功的现象级效应尤其值得深思。
把体育题材融入文艺创作时，花样滑冰有着天然的优势，因为这项运动本身就是体育精神和艺术之美的精妙结合，运动员的每一场比赛都是在难度和艺术、能力和心态之间的平衡博弈。《冰上的尤里》中设计的花滑节目不但可以在现实中滑出来，甚至可以按照现行赛事规则算出分数。这份认真和专业性为故事本身的合理奠定了基础。当然，在影视作品中，由于制作层面的技术问题和非运动员出身的演员实际能力局限，花滑场面的叙事功能远远高于它作为奇观的欣赏功能，所以眼花缭乱的动作背后，重要的还是情节和人物塑造里蕴藏的不服输的精气神。
《花滑女王》和《冰上的尤里》有着相似的叙事结构和戏剧情理逻辑，核心都是一个优秀的花滑选手经历了人生和事业低谷，在旁人全力且无私的支持之下，重新回到事业顶峰的故事。两者也都有恋爱的元素，有非写实主义的夸张喜剧化风格。相比之下，《冰上的尤里》更胜一筹，因为剧作中人物感情的起承转合、人物心境的低谷和高峰，严丝合缝地紧贴着花滑运动的细节，在训练、比赛、克服心中障碍的过程中，真正做到运动和人生的无缝对接。
《冰上的尤里》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细节，是这个故事中不存在反派。创作者塑造了不同国家的运动员的群像，他们努力拼搏，公平竞争。不存在因为嫉妒而扭曲的竞争对手，不存在为了个人利益而抛弃同伴的队友，每个人要超越的对象只有自己，要较劲的对象也是自己。这是一种孤独的运动，每一场比赛的本质是对自我能力和心态的挑战，不断地超越自己，这是冰场上的唯一和全部。
相对于《冰上的尤里》和《花滑女王》表现运动员在爱与信念的驱驰下披荆斩棘，《我，托尼娅》这部电影反其道而行之——它拆碎媒体制造的幻象，揭示美国体育官员的阶层歧视和伪善。和另两部作品中的主角不同，托尼娅是个以技术见长，而艺术表演水平受质疑的选手。她竞技时代挑选的曲目是《蝙蝠侠》和《侏罗纪公园》一类的电影配乐，在一大片古典音乐中相当扎眼。出身贫寒，性格孤僻执拗的托尼娅如荆棘一般扎在花滑运动光鲜的表面上，最终在自我偏执和他人偏见的合力中，被推向不名誉的深渊。这部电影的特别之处在于用伪纪录片的方式，还原再现了许多当年的比赛场景，在那场关键的托尼娅跳出三周半跳的全美锦标赛中，连电视台解说员的解说词都和“原始版本”是一样的。而与此同时，拍摄使用阴暗的打光和过分高饱和的色块，制造出“间离”的效果，高度风格化的画面提醒观众，电影里上演的“纪实”和“真实”其实都是“表演”，毁掉托尼娅的，恰恰就是“粉饰”。
即便如此，花滑本身仍是美丽的，因为运动是美丽的，运动员对自我极限的挑战和突破，也是美丽的。被美国冰协剥夺了一切竞技可能的托尼娅·哈丁，在转为职业拳击手之后仍然会去冰场练习，远离了竞技、荣誉和名利之后，她也许比任何人更洞彻地领悟了——我们为什么热爱运动？是为了穿过藩篱、逾越限制，为了填补生命的空虚，彻底实现抱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身上黑暗的东西将变得透明。这是体育的魅力，也是文艺的魅力。
作者：郑熙青 中国社科院助理研究员
编辑：王磊
责任编辑：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