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养老 | 农村的人在离散，但为了幸福老人村，他们又聚到了一起
▲ 我在幸福老人村住了一晚。吃了一顿龙虾宴。
老话说“六十岁学吹打”，老蒋是59岁学的开车。练车的地方在松江区小昆山镇，从叶榭镇堰泾村骑摩托车过去45分钟。前前后后学了一年多，理论考还挂了一回。
开了5年的摩托车，100块钱卖掉。老蒋有点肉痛，“车子一次没坏过”。
老蒋是多喜欢摩托车的一个人。女儿蒋秋艳十年前就想让他学车，他不肯，他要喝酒的，有时早起就是一顿羊肉烧酒。
现在嘛，没办法，为了买菜。菜太多了，摩托车吃不消。
离散的人聚到了一起
老蒋每天四点半起床，先喂鸡喂鸭，再去食堂帮厨，接着开车去菜场，买齐一天要用的食材。
他出发的时候，堰泾村有上百号老人正朝他家方向走去。“幸福老人村”六点开饭，老人们分批就餐，先是40位常住老人，再是村里的搭伙老人——供应给这些高领、困难、独居老人的早餐是免费的。
“幸福老人村”是蒋秋艳创办的农村互助养老社区，地方就在她家边上。2015年她租下周围九户人家的十处农宅，改造成收住老年人的场所。住进来的老人绝大部分来自本村，有几户住的就是自己家——他们是户主，也是养老院的住客。
幸福老人村和人们通常见到的养老院很不一样，这里没有新建建筑，只在两层高的农房内部作了改造，房子原有的外观和格局不变。如果不是围了围墙，很难看出这儿和村里其他地方有什么不同。
▲ 幸福老人村距离黄浦江仅有500米左右，周边的树林便是临江的涵养林。
幸福老人村的老人平均年龄有87了，这把年纪，没人想去外面养老。对他们来说，哪怕叶榭镇上的养老院都有点远。在乡下舒展惯了，换成宿舍式的房子恐怕会拘束。现在，房子还是那些房子，乡邻还是那些乡邻，大家都说本地话，腿脚好使的人偶尔还能回家看看自留地。
“医生是退休村医，厨师是退休工人，十个阿姨有八个是村里退休女工，另外两个是镇上的。保安是我大姨夫，行政主任是我小姨夫，后勤是我爸爸。我嘛，也一直在。”蒋秋艳说：“同一个村里，彼此都是熟人。当你要做事时，大家都会来帮忙。”
食堂里有个帮工老韩，是老蒋同岁的发小。他因为脑膜炎而智力受损，独自生活，有几年一度从堰泾村消失。幸福老人村建成之后，老蒋把他找了回来——那时老韩受雇替人看羊，住在羊圈边上随便搭的小屋子，每年有300元收入。现在大家叫他“韩经理”，他听了总是憨笑。
“我爸爸就是这样，照顾所有他能顾上的人。”蒋秋艳说，自小老蒋就要求他管老韩叫舅舅，不能有任何不尊重。
▲ 年轻人在外面吹牛的下午，老蒋在给大家准备家宴。
老蒋从来不休息，他身材矮墩墩的，肤色很深，脸泛红光，走到哪里，皮带上挂的钥匙串就响到哪里。他喜欢热闹，爱交朋友，一高兴就召集大家吃饭。女儿的朋友们、老人村的志愿者和帮工，经常围着老蒋家的大圆桌吃饭。老人村有两个老人喜欢喝酒，但是食堂不允许，老蒋就时不时带他们到自己家碰个杯。
老蒋原先计划的退休生活是找个地方打工，“做做保安”，等到八九十岁“真的老了，没办法了”，就去养老院——很多农村人都那样，人是退休了，力气还有一把，不甘心在家闲着。村里到处冷冷清清，不如找点事做打发日子。
农村的人一代比一代更加离散，仿佛是谁都没法改变的事实。但是因为幸福老人村，人们重新聚到一起，老蒋应该挺高兴的。
老蒋在城里住不惯
蒋秋艳直到17岁之前都生活在堰泾村，初中毕业之后再没在家长住。工作成家以后，定居松江城区，每两三个月回村子一趟。
也许是遗传了父亲的热心肠，她很多年前就开始参与公益活动，做过弃婴救助、自闭症关爱、儿童性侵防范，当然也有养老院服务——那是在早期，她想做好事但不知道该做什么的时候，竟然和伙伴们去养老院除了半年草。
“东一枪西一枪，做了很多事情，总觉得不落地。”尽管一直活跃在松江地区的公益圈子，甚至注册了公益机构，蒋秋艳仍然在找“更想做”的事。后来她从报上看到一条消息：床位数达到10张以上就可以申办养老院——2013年国家民政部把开设养老院的床位门槛从50张下调到10张，上海的地方法规也随之调整，蒋秋艳和两个公益圈认识的朋友“脑袋一拍，开始找地方建养老院”。
养老院哪那么好做，打探过成本才知道自己太天真，找地方的经历一句话概括：“租不起，不是别人看不上我们，就是我们不被别人看上。”
那段时间蒋秋艳经常回堰泾村看外婆。老人家一个人住，做一次菜吃好几顿。蒋秋艳陪她吃饭，揭开桌上的饭罩子，两个小虫子在飘啊飘。她看不下去，把菜倒了，再打开冰箱一看，很多菜都发霉了。
她的视线就这样绕回了农村。“农村独居老人多半都这样，子女离开，自己对付着过。房子要么闲置要么出租，我们村里很多农宅租了出去，乱糟糟的……”她问公益圈的两个朋友：“要不，我们把那些房子租下来，建养老院？”
▲ 蒋秋艳的朋友们，也常常来幸福老人村做义工。
就这样，三个人“共同发起”，开展了针对近千名老人的调研，确认农村老人有需求、有意愿，接受不超过退休工资的养老开支，然后——就动手了。现在回头看，有点无知者无畏的意思。
蒋秋艳没有想到，后来幸福老人村创造了一种新的农村养老形态。上海城市的养老服务几乎都是基于城区生活形态产生，一些公共服务在城乡社区无差别推行，但落地情况大不一样，典型的如养老院，城里的一床难求，郊区的大量空置，除了需求测算、配套选址等等因素，城乡老人生活习性的差异也是一大原因。
“农村家庭，只要子女还在，一般都跟老人同住。老人只要走得动，就不会去养老院。” 松江区民政局副局长石宝孙说，迁居和流动对农村老人不是件容易事，他们要调动很多机能，才能适应离土、离乡、离亲、离群的新环境。
蒋秋艳曾经把父母接到松江城区住，夫妻两个不习惯，总觉得那样下去要生病，半年之后回了乡下。
“如果住城里，爸爸退休以后该干什么？妈妈一天两场麻将，上哪找搭子？”蒋秋艳自己都觉得城里少了点人情味，“我在城区住了十几年，不知道对面邻居是做什么的。”
两个失智阿姨想要种地
回到乡下，人就“放飞”了。没外人时，蒋秋艳会坐在道边石沿吃饭，或者端着碗去老人屋里串门。夏天快要到了，老人睡得很早，蛐蛐和青蛙彻夜不眠，“花草、蜗牛、星星，很难说到底喜欢什么，就是觉得舒服。”
老人在这里，过的不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手脚能动的人总在找活干，立夏时分，一排人在路边席地而坐，剥蚕豆、削莴笋、聊闲天。幸福老人村的自留地和屋里屋外的绿植花草，都靠老人一起维护。村里过来搭伙的老人，常常顺手带上一把自家种的菜，早餐人手紧张时，年轻老人也搭把手，分粥、端菜，甚至给高龄老人喂食。
他们并不因为垂垂老矣而比年轻人少一些喜怒哀乐。有个80多岁的阿婆在母亲节那天收到了“干女儿”（爱心结对人士）送的花，内心的得意都写在脸上；有两个90岁上下的阿婆彼此不对付，经常拌嘴，一言不合就用拐杖戳来戳去；84岁的老叶前阵子失恋，到现在都怀疑是老人村跟他儿子告的密——老叶经常在大家面前秀女朋友的照片，没事就骑三轮车出去玩，他喜欢买衣服、买鞋子打扮自己，甚至还在屋里备了一双女式拖鞋。
下午三四点钟是广场舞时间，音乐响起，能够走动的老人全都出门锻炼，工作人员也陪着跳舞。高龄老人能做的肢体动作其实相当有限，无非是伸伸胳膊动动腿，但他们的表情是开心的、生动的。有个长期卧床的老人，跟着节拍在床上摆手。
▲ 下午的广场舞时间，这位奶奶90岁上下，笑得很有感染力。
“养老是指把人养起来吗？我觉得不对，应该让人有事可做。”蒋秋艳相信“有事可做”才能维持人的生命力，尤其对于“闲不下来”的农村人。
老人村有间屋子叫做“慢时光蜗牛吧”，有人来访可以小住，也是朋友聚会谈天说地的场所。蒋秋艳打算在“蜗牛吧”外面的空地上为失智老人引进园艺治疗项目，“两个失智阿姨总想种地，但她们的身体状况不适合频繁地蹲下又站立。听说园艺疗法可以用于失智干预，我们准备架两座高台子，让阿姨站着‘干活’。”
幸福老人村怎么复制
农村的年轻人回到农村做养老服务，激起很多人的好奇。幸福老人村从2016年2月收住老人至今，来这参观、视察、调研的人群没有断过。
石宝孙说：“很多人觉得幸福老人村创造了一种养老模式，概括起来就是‘原生态的农村互助养老’。它受老年人欢迎，最重要是可以不离乡、不离土、不离亲、不离群，在生活方式几乎不变的情况下，让老人获得长期稳定的照料服务。”
幸福老人村很难复制。蒋秋艳异想天开的念头最初几乎不被支持。对职能部门来说，这种全新形态的农村养老社区没有建设和管理依据，农村宅基地可以这样使用吗？宅基地改造的养老院适用什么建设标准和消防标准？民间互助性质的养老场所如果出现安全问题向谁问责？
幸而松江民政部门认为此事值得一试，全力支持蒋秋艳。“每次事情进行不下去，民政部门就牵头开协调会，不知道开了多少次。”蒋秋艳性子直，跑窗口办事没少跟人吵架，“老人村有餐饮服务，要办许可证，窗口跑了二十几趟，吵到最后也没批下来。后来是民政局和几个部门协调出来的。”
▲ “蜗牛吧”，朋友来了可以谈天说地，也可以小住。
另一重挫折来自场地筹措。老人村的房子一家家谈下来，过程异常艰辛。跟所有人都沾亲带故的“土著”身份帮不到蒋秋艳，一听老蒋家女儿在借房子，乡邻之间猜测四起，有人担心她要屯房子等拆迁，怎么也不肯放手。
“有一户人家，我叫舅舅的，一开始同意出租，后来又改主意，房前屋后都不允许施工人员经过。”蒋秋艳指了指幸福老人村内的一栋房子，“为了绕道他家，施工没法进行，不得不把医务室大门的朝向改了。”
有的乡邻为了表示不满，往家门口栓条大狼狗，天天朝工人叫唤。蒋秋艳反反复复沟通，最后出钱为户主造了个全新的大狗棚。有的户主在出租房子时对合同条款全无异议——不带走的东西视作无用，由租户处理，结果养老院刚一开业，户主想起来落了一只火表在屋里，要找老人村赔付。
“很多人的反对都没有太具体的原因，可能就是源于某个多年以前的小过节。农村人祖祖辈辈相处，互相之间的情谊和过节都可以追溯到很多年前。”所以老人村从建设开始，就很注意维系跟常住居民之间的关系，“我们定期举办家宴，一定邀请那些邻居参加；逢年过节准备点小礼品，送给周边人家；凡是家里有高龄老人的，免费早餐算一份。一点一滴，慢慢改善。”蒋秋艳觉得，民间力量自行置办物业成本极高，幸福老人村如要复制推广，必须要解决这一环节的问题。
幸福老人村不只是老年人的村子，还是数十个企业、学校及个人捐款捐物及参与义工服务的场所，也是蒋秋艳的朋友们经常去放空或“吹牛”的地方。年轻人会在这里谈论乡村建设话题。他们说，宅基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任何涉及到土地的事，首先要顾及农民的利益和情感。生长于这块土地之上的乡村社会关系以及整套乡村文化，是农村互助养老得以产生和运转的根基。任何想要参与乡村建设的力量，都应该用心了解这一切。（文中除老蒋、蒋秋艳、石宝孙以外皆为化名）
【手记】
我在老人村吃了一顿家宴
出租车开到幸福老人村，接近晚上9点。
司机问：“你是来这儿做义工的吗？”
蒋秋艳和她的朋友们知道以后大笑，“是的是的，我们这里有很多义工。”
幸福老人村来自三个做公益的年轻人异想天开的主意。他们辛辛苦苦跟周围农民租下房子，一面吭哧吭哧施工改造，一面在想退路：万一弄好了没人来怎么办？“那我们三家人家，老老小小二十来人，把这里当成庄园，自己搬来住吧。”
最开始被请来入住的几个老人，都跟蒋秋艳家有亲戚关系，“我妈的大姨、舅舅、姑姑，总之三姑六婆。”不过没过多久，人气就不再是问题，老人村的床位几乎住满。
幸福老人村2016年2月开门迎客，4月就有松江的企业家来问，我能给你们捐点什么吗？后来他认购了一整年的“微孝早餐”，也就是给堰泾村几十位搭伙老人购买早饭。蒋秋艳算了算成本：“去掉人工和水电煤，三块钱一顿吧，馄饨、水饺、面条、稀粥，天天换花样。”
第二年，又有其他企业和爱心人士接力，如今“微孝早餐”的服务对象增加到了106人。住的远的老人，专程走两三公里去吃早饭。有个儿子问父亲，“家里又不是吃不起，不难为情吗？”老人家说：“不，过去吃饭我开心。”
▲ 工作人员大部分是说本地话的村民，是老人们熟悉的小辈。
幸福老人村的食堂是堰泾村老人多么重要的社交场所，他们在那儿交换的信息和情绪，不比我们在公司茶水间聊的八卦少吧。
支持幸福老人村运转的公益力量非常多元，单是长期合作的企业、学校、团队及个人就有至少50家。这当然和蒋秋艳的公益出身有关系，但我总觉得不仅是这样。
我在老人村采访期间，见到了做志愿服务的义工、送爱心物品的企业、做农村调研的高校团队，以及蒋秋艳的朋友们。那些年轻人坐在“蜗牛吧”，有时放空，有时爆笑，时不时冒出点“农村文化”“乡村建设”之类的词汇。
年轻人漫天吹牛的下午，老蒋夫妻烧好了二十斤小龙虾，切好羊肉、拌好黄瓜，搬出西瓜、点上蚊香，就地办了场“家宴”。
▲ 老人一般早上5点起，晚上7点睡。我们准备龙虾宴的时候，老人大多已经睡下，这位奶奶精神特别好，拄着小拐，来跟大家一起吃西瓜。
有了老人村以后，老蒋家的圆桌经常是客满的，来干活的、来参观的，自己的朋友、女儿的朋友，任谁都能坐到一起，愿意陪他喝一杯那是最好不过。老蒋做后勤，365天一天也没得休。但是，上哪去找比这个更快乐的工作？
幸福老人村二十人的工作人员队伍，不是亲友就是村民。按照官方的老龄标准，他们几乎都是马上就要成为“老年人”的人。他们有细致的分工，但工作状态不是城市人所说的“上班”，他们工作的样子就是生活的样子。
城市社区里需要辛苦培育的人际联系和“社会资本”，在农村社区以亲缘和人情的形式天然存在，它们是维系社区生态最重要的东西，也许也是幸福老人村吸引那么多外人的原因。
作者：钱蓓
摄影：袁婧
编辑：祝越
责任编辑：钱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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