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周叔弢和他的105张酒票
▲周叔弢在宴会上喝了黄酒，必把酒票保存下来，有时还附上一纸写下感想，也常与好友劳笃文对饮
【导读】当时京津的大饭庄只卖饭菜，不卖酒。在饭庄设宴，或是自己带了整坛酒去开坛，或是命饭庄通知酒庄送酒来。酒有不同好坏，以价钱区分。例如说，多少钱一斤的酒。那时的酒庄往往是看人行事。来人叫送酒时，酒庄往往问是谁要酒，或者，饭庄派来的人就先帮助某某人叫的酒。酒庄知道某某人是懂得品酒的，又是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就送好酒去。若是某某人即使有地位，但不懂酒，酒庄也会以次充好地送差一些的酒来蒙事。送来酒一尝说不好，命令酒庄重新送的事也是常有的。
我父亲的好友劳笃文先生曾写赠我父亲一字幅，上写朱希真《鹧鸪天》词，并有长长的识语谈我父亲和酒。其辞曰：
东坡云：“吾饮酒至少，常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吾中了然，益莫能名其为醉为醒也。”叔弢之嗜饮正似坡公，然其辨酒品之精、知醉趣之深，虽侪辈号称酒家者所莫能及。朱希真 《鹧鸪天》词：“欢后笑怒时瞋醒，醒来不记有何因。”不了然处正是了然，语尤质率可喜。偶为叔弢诵之，因属书壁，将以劝有酒不肯饮而恶居醉名者。辄为挥汗写似。
癸酉（一九三三年）闰五月小暑笃文
于此，我父亲于喝酒方面的情趣可略见一斑。
我父亲喜欢酒，但他只是欣赏酒。酗酒一类的事自然是没有的，也从未见过他一次喝很多酒。甚至于，像有些人每天固定喝个一二两之类的习惯他也没有。几十年来，我所见到的大体有两种情况。一是他工作一天回来，稍事休息时偶然喝一杯。这时喝的多是稍高度数的洋酒，如白兰地等。一般是，他常用的一个玻璃高脚杯一杯，少数情况也有喝一杯之外再加一点。总之，其量约一两多不到二两。较少的情况是喝白干酒。另一种情况则是在亲朋、友好的宴席上喝酒，这时喝的是黄酒。凡稍喝点酒的人，有时对洋酒和中国酒有不同的态度。有人喜好中国酒而不喜欢洋酒，认为洋酒没有什么酒味。另一些人则喜欢洋酒。这些人多半认为洋酒醇香为中国酒所不及。当然也有许多人不那么轩轾分明，无可无不可。我父亲便是不论中国酒、外国酒的风格、类型如何不同而一律接纳。若是酒好，我父亲都喜欢；若是酒不好，我父亲都不喝。父亲虽喝得不多，但喜欢酒、能欣赏酒这一点，大概他的朋友们都知道。记得在他五十岁生日时，他的好友李勉之先生就赠送他一瓶五十年陈的白兰地酒和一个茶色水晶酒瓶。
到新中国成立为止，国内（至少在天津、北京）洋酒的供应以及大家对西方的酒文化的了解都是有限的。我在家中所见到的高度数酒中，白兰地酒只有轩尼诗（Hennessy牌），威士忌酒则只有俗称“黑方”和“红方”的威士忌（Johnnie Walker牌），另外有哥登牌金酒或杜松子酒（Gordon’s Gin）、法国葫芦状瓶装薄荷酒等等。其品牌大多只有这某一种，没有其他品牌供应。白兰地酒流行得相对较广，甚至上层有些老太太也有喝白兰地的。有时有人胃不舒服，也认为喝一杯白兰地可以好些。但流行的白兰地酒只有大家称作“斧头三星”，就是Hennessy牌。瓶上有一个手臂拿着一个斧头，并且画有三颗五角星。不过，当时白兰地的颜色是浅黄色的。不像今日，各品牌如马爹利（Martell）、人头马（Rémy Martin），包括轩尼诗（Hennessy）本身，其颜色都是深褐色的，再也不见浅黄色的了。至于低度酒如葡萄酒类，国内普遍概念中，葡萄酒似乎只限于那种甜的、开瓶后仍能保存一定时间的葡萄酒。类如现在的中国红葡萄酒，这或可归类于波特酒（portwine）。而在欧美，特别在法国饮葡萄酒的主流，所谓软饮料葡萄酒、或被称为 桌 酒 （table wine）的 ，如 干红、干白之类，则全无概念。除烟台张裕公司和北京阜成门外天主堂（好像名叫“尚义”）生产少量且供应面极窄外，基本没有其他的供应。只是在改革开放之初，上世纪 80年代，才开始引进干红、干白葡萄酒。那时，许多人不适应、不习惯。由此可见，此前大家全然不知道有这种味道的东西。然而，即使全然对于这种酒文化陌生，但对于酒有品位的人，好的东西就是好，是吃得出来的。记得在上世纪40年代，约在1942到1943年间，父亲发现张裕公司售出的酒有解百纳和雷司令，认为很好，大为高兴，买了许多瓶在家里喝 （还有一种酒名叫大宛香，我已印象不清，不记得是干红或干白了）。解百纳是赤霞珠（Cabernet Sauvignon）类葡萄酿成的干红葡萄酒。雷司令是雷司令（Riesling）品种的葡萄酿成的白葡萄酒，可酿造干白、甜白葡萄酒及香槟酒。张裕公司卖的雷司令是干白。这些酒在市面上并不很流行，知道的人不多。我父亲也是直到那时才知道的，大大夸奖这两种酒的品格。不知他怎么知道的，他说这种酒开瓶后不能久放置，要很快喝完。他还把雷司令放在冰箱中稍稍冰冷后喝，说这样喝更好。父亲的习惯，买白兰地、威士忌、甜红葡萄酒等都是买一瓶喝光后再买，而买这两种酒时却是每买即各五六瓶。这一切，完全是西方喝干红、干白这类桌酒的习惯了。他还说，雷司令是源于德国莱茵河一带。我常想，这种种他是怎么知道的？在他往来朋友中诚然有在国外留学或出过国的，但从未听到父亲谈起和朋友谈论干红、干白一类的事。他怎样知道这些，我再也无法弄清楚了。不过，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张裕的酒好，他能辨别得出，能欣赏。发现了好酒，使得他那样高兴，尽情欣赏。1941年冬，日本人发动太平洋战争，日本帝国主义进驻天津的英租界。天津英国人的乡村俱乐部被接收后，对中国人也开放了。他从俱乐部买来许多西班牙的葡萄酒。有波特酒，有雪丽酒（sherry），都 很 好 ，是西班牙名酒庄山德曼（Sanderman）酿制的。其中，我父亲特别赏识雪丽酒，说有中国黄酒之风。我只是最近才在一处文献中看到，说世界上最好的雪丽酒是山德曼酿制的。我父亲对洋酒的接触就是这样零零星星，但也得到享受。
在新中国成立前，我家不太喝白干酒（对高度数的粮食酒的统称）。原因是北方的白干酒固然有强烈的香气，但同时也有一股臭味。这股臭味应该是来自酒糟。喝酒时总随带着一些臭气。喝完后酒杯上这种气味尤其浓（当时没有西凤、大曲、茅台等酒，这类酒是没有臭味的，但都是新中国成立后才出现在京津一带）。有时要喝一点度数稍高的酒时，就喝茵陈酒或五加皮酒。这都是药酒，但这些用来泡药的酒都比较纯，没有坏酒，喝起来比橘子酒一类令人放心。后来见到有位亲戚家用大量红枣泡在白干酒内，枣味大大压低了坏味。于是，我父亲也买了两坛白干酒用红枣泡了喝。其色绛红，蛮好看。味甜而有枣香。今日在京津买到的北方白干酒，如衡水老白干、二锅头等，已基本没有那股臭气了（只在最普通的一级的二锅头还稍稍有一点那气味）。但是，与此同时，那股强烈的香气也没有了。北方的白干酒已非复当年。
（一）
各种酒中，我父亲最喜欢的是黄酒 （或称绍兴酒）。他认为黄酒的品格在一切酒中为最高。当我十多岁听他如此说时，也觉得就是这样。我不善于描绘，说也说不清。只觉得黄酒香气高雅、醇厚，自然是酒中最好的了。父亲喝黄酒多在酒宴席上，在家中很少喝。
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止，父亲所参加的宴席上是喝黄酒的。这好像形成一种规矩或惯例。我从未见过或听说过，酒席宴上有喝白干酒的。喝黄酒有专用的酒杯。喝黄酒的酒杯有一定的形制。喝黄酒用的酒杯像饭碗形状但小而稍扁，其容量为二两（十六两一斤的旧制）。新中国成立以后，一些风俗习惯都在改变，那种宴席上喝黄酒的风气早已消失。直到二十多年后，约在1977年左右，我在天津街头一个摊上看到把整套一百多件的宴席用的瓷器拆散处理、零售。那是邯郸烧的瓷。我在其间竟然发现了喝黄酒的杯子。如睹故人，欣喜过望，赶紧买了一些回来。
那时，周围的人已不知道这小碗是干什么用的了。回家后，取家中旧存的黄酒杯注满水，满至碗沿。然后把水倒入新买的杯中，竟然也是水齐碗沿，不多不少。真是，二三十年以来，风习早已改变，而仍烧制这黄酒杯，且仍然规规矩矩遵守二两的容量，可谓典型俱在了。黄酒杯只容二两是有其原因的。黄酒是要热了喝，若杯中酒多，未喝完时杯中酒就凉了。所以，一杯的酒也就是喝两三口就喝光。酒席上照例预备两个酒壶。因为热酒要一定时间，一壶热酒拿上席来供客人斟饮时，另一壶酒则正在热水中加热准备着。轮流交替。这样，热酒的供应就不会间断了。
前面我说，宴席上只喝黄酒是惯例。从我父亲收藏酒票看，也可见其一斑。我父亲收藏的酒票竟有一百多张。这就是说，到新中国成立为止的二三十年间，我父亲在宴席上喝新开坛黄酒就有一百多次。此外，没有整坛而只从酒店零买的情况还未计算在内。所以，只就我父亲一人的社会交往经历，也可看出当年宴会喝黄酒的风习了。
当时京津的大饭庄只卖饭菜，不卖酒。在饭庄设宴，或是自己带了整坛酒去开坛，或是命饭庄通知酒庄送酒来。酒有不同好坏，以价钱区分。例如说，多少钱一斤的酒。那时的酒庄往往是看人行事。来人叫送酒时，酒庄往往问是谁要酒，或者，饭庄派来的人帮助某某人叫的酒。酒庄知道某某人是懂得品酒的，又是社会上有地位的人，就送好酒去。若是某某人即使有地位，但不懂酒，酒庄也会以次充好地送差一些的酒来蒙事。送来酒一尝说不好，命令酒庄重新送的事也是常有的。也有喝了送来的酒就发脾气的，说酒中掺了水了。这就说不清了。送酒的小伙计只好听着人家发脾气，然后再送稍好一些的酒来。
黄酒是什么样的香气？什么味道？什么颜色？这样的问题初看起来有点问得莫名其妙。黄酒么，谁不知道，还要问？可是，就只这样一个问题，却困扰了我几十年。实际上，当年喝的那种黄酒，如今已不存在了。在我幼年以至青少年时期，我所见到的、吃到的黄酒，其颜色是浅黄色的，或者说是正黄色的液体，而不是褐色或咖啡色的（像今日的加饭或善酿等那样）。那时的黄酒是清澈的、透明度相当高的。其香味是一种清醇气味，没有丝毫糟味。口中味觉方面，也是非常清爽；有酒味，但没有糟味。有人说这是“京庄黄酒”。姑且以此为名，以便于行文。可以拿日本的清酒来对比。京庄黄酒和日本清酒有类似的方面：颜色清澈（京庄黄酒为浅正黄色，日本清酒的黄颜色则更浅）；味觉醇厚，但无酒糟味；香气清雅。两种酒在这些方面都和加饭显然不同。但是京庄黄酒和清酒也有所不同。其香气不是同一类（京庄黄酒和加饭都属黄酒一类气味），含在口中，则感觉京庄黄酒是酒，日本清酒在口中则是水的感觉。
新中国成立以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私人酒庄没有了。有了国营的制酒企业。产品标准化。于是有了加饭、善酿等标准品牌、标准质量的黄酒。再也没有像以前那样，每一坛酒的色、香、味都各有不同的情况了。这时，京津一带的北方出现了过去从未见过、从不知道的茅台、泸州大曲、五粮液、西凤等等高度数白酒。这些酒非常精彩，但同样是在改造、合并中形成的国营酒厂产出的标准品牌的酒。京津一带的人惊讶地欣赏、品评茅台、泸州大曲、五粮液、西凤等这些有着特殊香气、而无北方白干原有那种臭气的各样好酒，他们同样品评、称赞着加饭、善酿等酒。我父亲也是如此。我同样地欣赏这些前所未见的白酒。确是好酒。只是在偶然的时刻，我仍怀想起旧时那既有浓烈的醇香气、又有惹人厌的臭气的俗称“烧刀子”的北方白干酒。那种酒，气势庞大。每逢严冬腊月、北风劲吹，一些人围火锅而坐，那时，非北方的烧刀子在手不足以壮其意。相形之下，那些曲香、酱香的酒虽好，却显得太细腻了。其香、其烈，皆不足以副。今天北方也有二锅头，也有衡水老白干。不知怎的，我总觉得没有当年的香烈了。
（二）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社会生活有了很大改变，那种喝黄酒的宴会没有了。父亲只是偶然在家中喝些茅台、泸州大曲、五粮液、西凤等白酒。有时有人从国外带来白兰地或威士忌，也有喝加饭（嫌善酿偏甜）的情况。我却常常发生疑问，为什么原来的京庄黄酒不见了，而流行起加饭一类的酒呢。
其实，京庄黄酒还以某种形式存在了一小段时间，大约到上世纪60年代末为止。在那时，酒是可以零打的。我记得很清楚，在食品店中零卖，茅台酒零点四三圆一两、泸州特曲或五粮液零点三圆一两、泸州大曲零点二八圆一两。在副食店（即油盐店）零打善酿零点九三圆一斤、加饭零点八五圆一斤。在此之下，还有零点七七圆、零点五五圆两等，没有名称，似乎是已等同于料酒了，那正是我所寻找的浅黄色的京庄黄酒。自然，其质量不会太高。但它对于我来说，犹胜于加饭。故时时买来喝，直至买不到为止。那时的生产，是有统一的规划和安排的。我想，当时的高下取舍思想大概是取其浓酽、弃其清醇吧。
以上只是我个人胡乱猜度，没有什么依据。只是当我见到唐鲁孙的文章后，才恍然大悟，了解事情的端的。
（三）
唐鲁孙1908年生，是满族人，属镶红旗。他是珍妃、瑾妃的侄孙。其曾祖、祖父在清代都做过高官，可称是世宦家族的子弟。因此，各种“场面”（包括饮宴方面）他都见过。他本人好吃，加之因工作关系游走全国各地，经验丰富，见识极广。1946年唐鲁孙去到台湾任某烟厂厂长，几十年来未从事写作，只是到了1970年退休之后才开始写回忆过去之作。陆陆续续竟写了百万字以上，出版了十余本书。自称其中百分之七十是讲吃的。他的经验是十分宝贵的，所写的东西多数是可靠的。
在唐鲁孙的一本名为《中国吃》的书中有一篇文章题为《说酒》。其中有一句说：“北平虽然不出产绍兴酒，凡是正式宴客，还差不多都是拿绍兴酒待客。”这句话正给我壮了胆。我前面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止，父亲所参加的宴席上是喝黄酒的。这好像形成一种规矩或惯例。”我也只能说了句“我从未见过或听说过，酒席宴上有喝白干酒的”。我所见所知能有多少？或不足为证。而经验丰富的唐鲁孙这一句话就证实了当年京津一带确是如此。
在唐鲁孙同一篇文章《说酒》中还有非常重要的两大段，他说：
大家都知道南酒的，都是浙江绍兴府属一带出产。可是您在绍兴一带，倒不一定能喝到好绍兴酒，这就是所谓出处不如聚处啦。打算喝上好的绍兴酒，那要到北平或者是广州，那才能尝到香郁清醇的好酒，陶然一醉呢。
绍酒在产地做酒胚子的时候，就分成京庄、广庄，京庄销北平，广庄销广州，两处一富一贵，全是路途遥远，舟车辗转，摇来晃去的。绍酒最怕动荡，摇晃得太厉害，酒就混浊变酸。所以运销京庄、广庄的酒，都是精工特制，不容易变质的酒中极品。
以上两段文字中我注意到有两点：
首先，他说在绍兴一带，倒不一定能喝到好绍兴酒。他说若打算喝上好的绍兴酒，那要到北平或者是广州。过去我们在京津见到的确是黄酒的上乘，而在绍兴喝的黄酒却不是。
其次，他说绍兴酒在产地做酒胚子的时候，就分成京庄、广庄，京庄销北平，广庄销广州。帮助造酒开始，就已决定是销往北京、广州，而不是在当地销售的。这也就是绍兴当地的黄酒和京庄、广庄黄酒不同的原因。
总之，唐鲁孙的文字澄清了我几十年的迷惑，肯定了京庄黄酒的存在和地位。至于为什么后来生产加饭、善酿而不生产京庄黄酒，则恐怕和酒厂领导的知识和品评习惯有关了。
（四）
我父亲是个在生活中颇有情趣的人。几十年间，凡在宴会上喝了黄酒，必把酒票保存下来。有时还附上一纸，写下他的感想。久而久之，酒票竟积存了一百零五张，他本人附于酒票的题字也有十四张。
▲久而久之，周叔弢的酒票竟积存了105张
过去装黄酒的坛子约七十公分高，上粗下细。坛口约十五公分直径。装好酒后，用泥封口。坛子侧面印有酒庄字号和印记。坛子顶部封泥名为“泥头”（见老云集酒票），泥头上也有酒庄字号，并有造酒年号。如我父亲藏酒票册页第四、五、六老云集酒票上，还画出了这两处的图记式样。酒票则是在纸上印有酒庄字号、地点、主人名姓、分号地点等情况，并用木戳钤印上造酒年号。封酒坛时，把酒票叠小，放置坛口处，再用泥封口。这可说是一种老式的防伪措施。只有在开坛后才能拿到酒票，证其造酒作坊字号名称、造酒年代。“酒票”二字是我听我父亲如此说，想是当时一般的叫法。在我父亲所藏酒票的册页中，一些酒票内文字中，还有“信票”、“内单”、“内票”等称呼。再者，在这批酒票中绝大多数都有年代的戳记。也有少数酒票上没有年代的戳记。这种情况下，有时我父亲在酒票上以小字注上年代。我猜想，这应该是从泥头上得知的了。另外，也有个别情况，酒票上既未印有年代，也无我父亲的附注，因此不能确定其年代。这可能是泥头上原未写有年代或有年代而剥落了的情况。
这一百零五张酒票应该包含了绍兴黄酒制造史方面丰富的信息。我不了解绍兴黄酒制造的历史，只是略略翻阅一下这些酒票。首先，我略计算了一下，这一百零五张酒票中，只有十七张酒票没有提到运售到京都和闽广，其余八十八张都写到造酒运售京都和闽广的情况。在造好了酒、封坛口时就已放置写明运售京都和闽广的酒票，这正印证了唐鲁孙先生所说“绍酒在产地做酒胚子的时候，就分成京庄、广庄，京庄销北平，广庄销广州”。例如，编号第一、第二两张最早的酒票：一张是道光二十三年癸卯（1843年），一张是道光二十八年戊申（1848年）。酒庄名“万昌永”，主人为曾子范。酒票开头即写：“本号在浙江绍兴府山阴县三江所，精造重料佳酿，运往京都及闽广等省。”又如编号第七，酒庄名为“章东明坊”、同治十年辛未 （1871年）的酒票写：“本号系浙绍山阴县阮社村章东明坊，重加工本，自造绍酒，南北驰名，已历有六十余年。咸丰十年间在天津北门外侯家后开设全城明记利川字号绍酒局，并带运南来一切杂货。今于同治八年在上海大东门外洪升码头中间开张章东明真利川绍酒栈。……”它不但运销京都及闽广，而且在运输去往京都及闽广的重要水路码头天津和上海开设了转运、销售的酒店。应该是销售量很大才会有此必要吧。
在全部酒票中，章东明坊酒票占的比例在一半以上，计五十九张。尚有版面模糊、字迹完全不能辨认的酒票二三张，其中有的版面形态和章东明的酒票相似，个别字可以对上、可以认定是章东明的。这五十多张酒票的印制和版式亦有不同。最早的、编号第七号、同治十年（1871年）的酒票版式是并列两围框，而文字却连贯跨框界而行。其他多数是单一围框。早期多数是木版雕印，后期改为铅印。文字大同小异。木板雕印的酒票，即使同一样式、同样文字的，有时也似乎不是出于同一块雕版。铅印的酒票，甚至有版式、文字都相同而小围框的花纹却不同的情况。章东明在天津、上海开设酒店是在清末，所以在天津设在侯家后，在上海设在大东门。这都是当年最繁华的地方。不过，以天津而论，辛亥革命以后，侯家后逐渐没落，天津的繁华中心早就逐渐移转移到了天津南市和法租界劝业场一带了。而在这些酒票中未见有所反映。我自幼就知道，我家历来是到一家名叫长源酒店的店去买黄酒。而在上海开设的酒栈，在章东明铅印酒票中有少数几张中，“由咸丰十年在上海大东门外开设章东明绍酒栈，真利川为记”一段文字已改为“由咸丰十年在上海法租界开设章东明绍酒栈，老正号为记”，这大概是由于繁华中心转移到租界，因此酒栈也迁移到法租界了。酒票上文字显然是在原有文字上挖改而成，未经仔细斟酌。因此，若按文字理解，还以为咸丰十年酒栈就设在法租界了呢。
因为章东明酒票数目较多，占的比例大，有一情况这里须说一下。在木刻版的章东明酒票中有两类：一是版面并列两框，一是全票面正文只有一框围绕。两者主要相同之点有二：一是声明“本号系浙绍（另一种票“浙绍”作“浙江”）山阴县阮社村章东明坊”；另一点是，在天津北门外侯家后开设全城明记利川字号绍酒局，在上海大东门外洪升码头中开张章东明真利川绍酒栈。两框票末署“山阴章东明主人”，一框票末署“山阴聚德全主人”。这或是同一家的两种写法，或是两家，都无碍。但有一点差别令人不可解，只能说是矛盾了。两框票写的是，“咸丰十年间在天津北门外侯家后开设全城明记利川字号绍酒局，并带运南来一切杂货。今于同治八年在上海大东门外洪升码头中间开张章东明真利川绍酒栈”。而一框票则写的开设年代完全不同：“咸丰二年在天津北门外侯家后开设全城明记利川酒局。正卿荣堂字号为记，不致伪误。由咸丰十年在上海大东门外开设章东明绍酒栈，真利川为记。”一个是咸丰十年和同治八年，另一个是咸丰二年和咸丰十年，这样的矛盾是无法解释的。由于兄弟各支都有酒坊开设，用祖上同一字号是可以理解的，但似乎不可能两家同样在天津上海两地、同样市区地点，开设同样字号的酒栈吧！这样的问题只有留给专家去研究了。
绍兴黄酒的生产，都是手工业作坊，家族企业。几代之后，各房子弟都用同一字号，难免产生矛盾。如第三号票中所云，“奈本号各家分造者多碱砆，美璞辨别綦难。”又如第二十二号票中所云，“向来四房分造。今因子孙苗莠不齐，将此照牌租卖异姓。”这种情况，在田姓德润征记票中也有充分的反映。这些票在正文中开头都写“本号向在浙绍山阴佳制德润征（或‘德润号’）倬云显路酒”等文字。再加上有“倬云显记”印章。看来，“德润征”、“倬云显”都是他们全族共享的老字号。至于两者关系则不得而知了。票的上端横列大字，有四家用本房专用名号，共十五票。有两家用各房共有字号 “德润征记”，共二票。还有一家，除各房共有字号“德润征记”外，下又一行横列本房专用名号，共四票。最后还有一张票上端无大字横幅，只在文字最后署“德润征记星农主人谨啓”。除有“星阶监造”印之外，另有木戳印记“章锡候章仲候督造”，则已经不是田姓造的酒及酒票了。今将此田姓酒坊各票开列于下，以便考究。
﹝一﹞票顶横列端大字：“培初坊造”。有印章：“倬云显记”、“田培初造”。第八、九、三十八号票。
﹝二﹞票顶端横列大字：“培初定记”。有印章：“倬云显记”、“田定轩造”。第十、十一、二十一、二十二、三十九票。文字中有“我父培初公”等字，知是田培初之子。但仍得另立字号。可能兄弟不止一人也。
﹝三﹞票顶端横列大字：“祉脩坊造”。有印章：“真倬云显”、“田祉脩造”。第十六、三十四、三十六、一百零二票。文字中有“我祖培初公”等字，知是田培初之孙。
﹝四﹞票顶端横列大字：“画九坊造”。有印章：“倬云显记”、“田画九造”。第二十、五十四票。
﹝五﹞票顶端横列大字：“德润征记”。有印章：“老倬云显”、“田百初造”。第十三票。
﹝六﹞票顶端横列大字：“德润征记”。有印章：“倬云显记”、“田虞耕造”。第三十票。
﹝七﹞票顶端横列大字两行：“德润征记”、“星农监造”。第三票（无印），第二十四票（有“申甫”印），第三十五票 （有 “德兴昌造”印），第五十八票（有“申甫”印）。
﹝八﹞票顶端无大字横幅。文字最后署“德润征记星农主人谨啓”。除有“星阶监造”印之外，另有木戳印记“章锡候章仲候督造”。
从上面所开列的酒票情况看，已可以看到家族企业的种种纠葛情况之一斑了。另外，关于黄酒的名称得说几句。第十五号，萧源顺高记号的酒票，其中有“聘请特等技司督造善酿、花雕进京”等字。第十四号票中写明酒名为“竹叶青”。前述唐鲁孙文中也列举“花雕、太雕、竹叶青、女儿红”等等酒名，这都是新中国成立前的情况了，可知京庄黄酒有时会给以种种名称。但是，在我印象中，当时只是某酒庄给他们自己的酒取的名称 （或许按他自己定的等级，但没有各酒庄公认的定义），好像没有哪个人能够喝了一杯黄酒后能说出这是花雕，还是竹叶青，或这是善酿来的。也就是说，这些名称不代表某一特定类型的酒，只是如此说说而已。但是到了1949年以后，黄酒统一由国营酒厂生产，有统一的标准，有统一的名称，情况就不同了。加饭有加饭的质量标准，善酿有善酿的质量标准，我们喝一口就知道这是善酿或加饭，因为善酿偏甜。也因为没有（那时代也不可能有）别家造出同样的酒而另取名称来造成混淆。因此我可以在本文中用加饭来代表那深褐色、较浓酽、香气不及京庄的绍兴酒，在本篇文字中是不会发生混淆和误解的了。但是，请注意，改革开放后造酒企业的头绪又形成多端了。命名、质量，又都不统一了。现在黄酒又出现各种酒名，虽然颜色仍都是深褐色的。前些时我想买一瓶黄酒待客，在超市找不到加饭，我就拿了一瓶花雕回来，想不会有什么差别的。
（五）
前面说过，我父亲是个有情趣的人。他喝黄酒，还收集了这样多酒票。不但如此，他还在酒票后写了十几条批注。好在字数不多，我逐条抄在下面，并稍加注释，作为本文的结束。
﹝一﹞第二号题记：“癸酉闰五月，颂臣约饮道光戊申酒于李园。色淡如茶，味清于水。余携景良去，时年六岁。”
（景良按：李颂臣先生是我父亲好友，是天津本地“八大家”之一“李善人”之第三代。李园，天津人称李家花园，新中国成立后改为人民公园，地在今天津河西区。我记得父亲当时说带我去喝八十年陈酒。戊申是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喝酒时是癸酉年，是公元1933年。是酒已八十五年，说八十年酒只是说其大概。当时是在花园内一座前面敞开（其他三面无印象）的中国旧式楼阁的二楼上设了一桌酒席。我当时年幼，对酒没有那么深兴趣，不安于座，跑来跑去。上酒时，父亲还把我叫到跟前给我喝了一些酒。）
﹝二﹞第四号题记：“老云集数坛色皆重。”
﹝三﹞第七号题记：“同治辛未酒，仲融见赠。味苦、色稍重。时壬申八月。”
（景良按：刘仲融先生，父亲好友。与某著名民主人士同名。）
﹝四﹞第九号题记：“癸酉二月，笃文四十初度。余以光绪丁丑酒为寿。色、香俱佳。”
（景良按：劳健先生，字笃文，父亲好友。)
﹝五﹞第十三号题记：“光绪己亥酒，勉之约饮。色、香、味皆佳，尤物也。”
（景良按：李勉之先生，父亲好友。）
﹝六﹞第十四号题记：“‘竹叶青’三字仅见此票，亦醉乡之掌故也。”
﹝七﹞第三十号题记：“光绪癸巳酒。味微苦，近杏仁。甲申八月沽于长源酒店，良不易得。此酒以缸碗封坛口，亦罕见。”
（景良按：长源酒店之名，幼时常常听到。似乎我家买黄酒只在此一家。）
﹝八﹞第三十一号题记：“宣统辛亥酒，色极淡，而味与香稍逊。内票为全城明，坛外则印德润征，殊不可解。甲申八月。此酒封口亦用缸碗。”
﹝九﹞第三十三号题记：“庚申纪年用墨书，亦罕见。”
﹝十﹞第三十九号题记：“丙戌十二月，勉之召饮。此酒色、味皆佳。泥头仅存‘癸’字。余以此票与壬辰年为一版，故审定为光绪癸巳也。”
﹝十一﹞第四十号题记：“此酒色重。乃从同仁堂药铺散出者。”
﹝十二﹞第四十一号题记：“色淡味不佳，非京庄也。”
﹝十三﹞第五十七号题记：“戊子正月，笃文得此酒于长源。色清而香永，有杏仁味，远胜前瓮。”
﹝十四﹞第六十一号题记：“笃文约饮。色淡似德润征所制。坛外涂红色。丁亥正月。”
感谢国家图书馆出版社，把这一套酒票出版。这不仅可以为我父亲的收藏留一纪念，更可以作为制酒史料提供有关人士作为参考。至于我写的这篇文字，原是谈我父亲和酒。正因为当年他们喝的是京庄黄酒，而今日黄酒中京庄已不存在，不能以今日的黄酒去想象他们当日的品位和乐趣，故不得不加以辨明如此。
作者：周景良（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制作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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