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留校时，陈子展先生指导我阅读《诗经》
▲1981年，陈子展工作留影
▲陈子展长乐路旧居（从942号大门进入）外景一瞥
陈先生在探讨《离骚》等议题时，喜欢提出和郭沫若不同的意见。但他对郭沫若评价还是很高的，认为，“首先用唯物史观来研究三代之书，语言文字，历史文学，这是郭沫若最大的贡献”。我曾经注意到，陈先生研究《诗经》，论及《北门》《定之方中》《黍离》《兔爰》《楚茨》《生民》等篇，都对郭老有关的成果作了汲取。在坚持唯物史观这点上，陈先生和郭沫若是一致的。
在王运熙先生引领下初访师寓
我毕业以后留在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古典文学教研室当老师，到教研室报到时，王运熙先生是教研室负责人，他对我比较了解，和我谈论我的进修问题。他认为我历史、哲学、思想史、学术史等方面的书读得太少，要补补课，多读经史。经主要是四部，《论语》《孟子》《诗经》《左传》，有条件就读读《尚书》；史主要是前四史。我遵嘱开始读，颇有收获。
1962年10月下旬，王运熙先生找我谈话，传达中文系开会讨论的决定，为落实周扬同志抢救遗产的指示，决定派我去向陈子展先生学习 《诗经》《楚辞》。陈先生当时年纪比较大了，他的学问要有传人。王先生自己毕业以后也主要是跟着陈子展先生的，当时陈先生是系主任，王先生帮他处理一些系务，所以他和陈先生比较熟悉。当时复旦条件比较好，青老挂钩，年轻教师都有老教师带领。
某日下午，王运熙先生带我去陈先生家，自复旦乘1路有轨电车到静安寺，转乘公共汽车到常熟路下车，转弯到长乐路，再步行到先生寓所。陈先生家在长乐路946弄2号，这里是个小弄堂，大门其实在942号，但一般是不开的。第一次与陈子展先生见面，我印象很深。陈先生当时大约六十三、四岁，个子不是太高，戴一顶法国帽，身体看起来还比较健康，思维、交谈亦很敏捷，只是抽烟挺厉害。唯一让我感到先生有点苍老的，是他的眼睑微微隆起，我想这是人生契阔与岁月沧桑在他身上留下的印记。
见了面，先由王运熙先生介绍我近期的读书计划，也就是多读经部和史部，他重点讲了八部书——《论语》《孟子》《左传》《诗经》《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围绕经史，再读一些经学方面的书以及学术史、文化史方面的著作，比如皮锡瑞的 《经学历史》、周予同的《群经概论》、梁启超的 《近三百年中国学术史》、顾颉刚的《秦汉的方士与儒生》等。陈先生认可了这一计划。王先生继续问，《史记》有三家注，有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读哪种好呢？陈先生主张《史记》应读泷川资言的《史记会注考证》，《汉书》应读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史记》我早就读完了，读的是三家注点校本，《汉书》读了将近一半，读的是颜师古注，为此不免心生顾虑。我和陈先生如实讲了这些情况。陈先生说这也可以，继续读下去吧。他对年轻人是很好说话的。不过，陈先生也说，以后碰到问题可以查考一下《史记会注考证》和《汉书补注》。作为补偿，此后我读《后汉书》就用了王先谦的《后汉书集解》，《后汉书集解》的注释体例和《汉书补注》一样，在章怀太子注的基础上，增列了非常丰富的文献资料。我读下来觉得很有好处。
另外，我和陈先生第一次交谈，相互语言不通，他说湖南长沙话，我说江苏无锡话，各自都听不大懂对方说话的意思，影响到了相互交流。但人对语言的适应能力其实很强，也很神奇，我和陈先生只是碰面了一两回，似乎方言的隔阂就不存在了，心里也放下了一块大石头。这样一来，和陈先生的交流基本也没有问题了，陈先生与我商定，以后每两周见面一次，时间定在星期四上午。开始一段时间一直如此，后来因为课程安排等原因，有所变动。
由于我平时不大上街，先生家又在上海市比较繁华的地带，所以从学校到先生家，仿佛穿越一条都市风景线，带给我长久难忘的感受。自复旦乘1路有轨电车到静安寺，刚好1小时，然后沿着宽阔的华山路步行，穿过延安路时可看到延安饭店，折入常熟路，虽街道不宽但景象繁华，随在所设的商铺亦益极精致，至常熟路长乐路口，能够见到斜对面安放着一面大圆镜，防止路过的车子相撞。那时常熟路以西、乌鲁木齐以东的长乐路尚未拓宽，路面狭窄犹如里弄，行人很少，也没有车辆来往，很幽静。陈先生自言“门无车马之声”。在常人看来，“身居里巷一隅，门无车马之声”，是寂寞了些，但对陈先生而言，却是做学问极好的环境。那时常来看望陈先生的，只有范祥雍和杜月村两位先生。在春夏间，有时942号大门开着，我就从大门进去，要经过一个院子，院子里种了几簇夹竹桃，开满红红白白的花，微风吹过，花瓣落地，悄然无声，看到陈先生在屋子里站着查考图书的身影，由此更能体会到他治学境界之高。陈先生书斋墙上挂着一张大胡子的相片，我跟随陈先生学习的时候，也没有太注意，这其实就是陈先生自己。后来杜月村先生告诉我，陈先生在摘掉了右派帽子以后，就把胡子刮掉了。
▲20世纪50年代末，陈子展摄于昆山
关于读书方法和研究途径
在谈到陈子展先生具体怎么教我读《诗经》之前，我想先强调一下他传授给我的做学问的通识。
第一点，陈先生强调多读基本古籍。中国古典文献的要籍，是核心部分，要尽可能多读。在与我谈话中，陈先生多次援引《北史·崔儦传》的记载，谓崔儦“每以读书为务，负恃才地，大署其户曰：‘不读五千卷书者，无得入此室’”。其用意在于强调，阅读基本古籍要达到一定数量，俾在自己的知识结构中形成比较坚实的核心部分，亦是垫底的基础部分，便于融合其他知识，而不是具体需要研究什么问题时，才临时去读这些书。譬如经部和史部的书籍或重要的文集，就要提前打好基础。杜甫在诗中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这些数量较多的基本古籍，犹如压舱石，读过以后一生受用不尽。这其实也是古代读书人十年寒窗的基本功。
那时复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培养青年教师，王运熙先生曾提出要做到 “六书通”。不管搞哪一段文学史的，都要力求读通《诗经》《楚辞》《史记》《汉书》《文选》《文心雕龙》等六部书。当然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要真正读通这六部书谈何容易，但认真阅读总比不读要好。这一点对我影响很大，脑海里也一直想着应多读要籍。“文革”刚开始时，大家都没法好好读书，后来有几年时间，也干不了其他事情，我便读了不少书，那时候主要是看古籍，每年大约看六百至七百卷。“文革”十年，我大概有五年时间是在点校二十四史，其他有三年时间，都在读书。能够坚持下来，和陈子展先生的教导是分不开的，这也帮助我形成了一个比较合理的知识结构，特别是经部和史部，后来经部读得少了，二十四史是读了差不多大半的。
第二点，陈子展先生提倡的读书方法是“精读与翻阅相结合”。陈先生认为，古籍浩如烟海，读书不可能将所有的书都读得很细，也没有必要将每一部都读得很细。故除精读之外，还应该有翻阅，或者略读。他经常引用《魏略》记载诸葛亮读书“独观其大略”，陶渊明《五柳先生传》谓其“好读书，不求甚解”的故事，以为这些记载对我们有启示，说明读书应将“精读”与“翻阅”两者结合起来。陈先生曾以上述两条记载为考试题目，让参与考试的学生发表自己的看法。
陈先生自己也很注意这方面问题。老先生之间常要比比学问，譬如有关阅读史书，朱东润、蒋天枢、刘季高等先生都说曾将二十四史“读过一遍”。二十四史，顾颉刚读过两遍，吕思勉读过三遍，中文系的老先生能读一遍已经很好了。陈子展先生则说“精读及翻阅十七史数遍”。讲到翻阅的时候，特别讲到自己的经历。上海解放前夕，陈先生遵照李维汉同志的嘱咐，较长一段时间里借住在李青崖先生家里，足不出户。李青崖（法国文学翻译家）家里有一套《丛书集成初编》，先生在借住期间，将其翻阅了一遍，认为很有帮助。有些书很难找，但是在这套初编里面可以找到。譬如毛奇龄的《白鹭洲主客说诗》，陈先生尤为欣赏。陈先生治学，有独特的一面，他对于沈钦韩和毛奇龄特别偏爱。
第三点，陈先生强调要“博观约取”。陈先生常说，从事科学研究，必须做到“博观约取”，观察接触的东西务求其博，而研究的题目不能太博，必须约束在一个合适的范围以内。博观约取一途，博观是手段，约取是目的，博观是奠基，约取是在基础上进行建筑，博观是增加感性认识，约取是经过理性的思考。这两者之间，博观还比较容易做到，真正难的是约取，能不能在博观的基础上做到约取，这需要有高度的识见和熟娴掌握火候的能力。
鲁迅曾拿“斧子”来说明这点。斧子的斧背一定要厚，而与被劈的事物接触处必须锋利（不能太厚，要薄），斧背越厚劈起来愈加方便。陈子展先生自己的研究当然也是贯彻这一点的。陈先生为研究《诗经》作了长期积累，经学、史学、文学、语言文学（陈先生自己强调，对《说文》《广雅》两本书花了很多时间）、古代社会研究、文物考古（他特地订阅《文物》杂志随时参考）、生物学（特别是动物学，花了很多功夫）等等，都有涉猎。比如“关关雎鸠”里的雎鸠，根据陈先生的研究，就是金嘴鹗，实即在湖泊港汊及河道里常见的鱼鹰。有段时间，我对柳宗元的《罴说》有所思考。罴到底是什么呢？在印度梵文里，熊和罴亦有相对应的词儿。我去内蒙古大学参加教学检查，一位副校长是专攻蒙古学的，说蒙语词汇里，有“熊”和“更大的熊”之区别，后者又被称为“可怕的东西”，两者不一样。诗经里面也讲到了罴。后来我看陈子展先生的文章，讲得很详细，把动物学家的研究结果都讲清楚了。罴就是生活在亚洲体型特大的棕熊，熊这一类动物中间体型最大是棕熊，黑熊亦不能与之相比。看到这些，我觉得很亲切，也对陈先生做学问的博观约取有了直接的体会。
第四点，陈先生强调要“绳索贯穿散钱”。先生屡引明人笔记中的一段话，用绳索和散钱来比喻观点和材料的关系，指出只有用观点的“绳索”将分散的材料贯穿起来，才能成为一种融会贯通的学问。他研究《诗经》，正是在观点和材料的结合上，对这份珍贵文化遗产进行系统的整理，试图从中发现带有规律性的东西。
▲陈先生《诗经》研究的独特贡献及其他
阅读、提问请益与完成作业
在学习《诗经》的时候，我自己定了五种本子，对照阅读。陈先生很开明，认可我的方法。
一本是《毛传郑笺》，这一般都放在孔颖达的《毛诗正义》里，我读的是从家乡带来坊间所刻的读本，只有《毛传郑笺》而不及其他。此书天头很大，可以在空白处过录别的本子的一些说法。无论《毛传》还是《郑笺》，都属于汉学的范围。
第二本是朱熹《诗集传》（中华上编1958年出版）。这是宋学的代表作。
第三本是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广雅书局光绪十四年刻本）。清代《诗经》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最重要的当然是陈奂的《诗毛氏传疏》，其他有胡承珙的《毛诗后笺》与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这是清代中期之三大部。到了清末，就是王先谦的《诗三家义集疏》了。这是清学。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是和上面《毛传郑笺》相配套的，选这本来读便于前后对照，愈能顾忌学术观点的传承和系统性。
第四本不是经学中的代表作，姚际恒的《毛诗通论》（中华书局1958年），在分析词章方面却有一定特色。
最后是陈子展先生的《国风选译》《雅颂选译》（两书皆由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在1957年出版）。
我选以上几种，是兼顾学术思想的系统性和书籍内容的简明扼要，此外，这些书在当时也比较容易找到。
读下来之后，可以谈谈陈先生的观点与前人有何不同之处。先生用韩诗的说法来解释《汉广》这首诗，强调《汉广》涉及了一个流播于当时当地的神话传说，颇有神话学研究的味道，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我把与《毛传郑笺》相异的一些主要观点，过录到《毛传郑笺》那本天头很大的本子上去，做了不少记录。
我和陈先生是怎么交流的呢？主要就是提问请益，每次提出十个问题，希望老师开示解答。
首先，在提出问题之前，要把两周内所读的《诗经》作品梳理一下。这等于是将所读诗篇复习一遍，有助于熟悉已读作品的内容。
其次，在上面梳理的基础上，提出须由导师解答的十个问题。提问题同样要开动脑筋，不能在没有问题的地方去提问题，不能反复类似，防止无意之中说外行话。陈先生也确实表扬过我，谓我能“不说外行话”。
再次，先生看过问题纸单，按次序给我以解答，或紧扣题目简单作答，或根据记忆述其大略，或述及一事而举一反三，或旁敲侧击譬晓密微，对我都有很大的启发。
解答问题用时约一小时。在此之后，陈先生尽兴畅谈，海阔天空。先生见多识广，思想活跃，所讲的事情也很有趣，让我知道很多掌故。比如讲复旦的老师，他评价比较高的，有历史系蔡尚思先生，哲学系胡曲园先生，认为蔡先生才思敏捷，读的书多；胡先生厚积薄发，精耕细作。在涉及某些学术问题时，又常常提到胡厚宣先生和章巽先生。陈先生经常谈到中文系自己的那些学生，说鲍正鹄先生最聪明，杜月村先生最用功，还说王运熙先生将来是长寿的，因为古书里说：早衰，寿之征兆也。王先生早先体弱多病，所以对自己健康的认知比较理性，而王先生后来确实也获享高寿。
最后环节是完成作业。我写了一篇《〈诗序〉作者考辨》的读书报告，作为作业。
阅读《诗经》的作品，首先注意的是其内容主题，这是阅读作品时大家普遍最关心的问题。《诗经》传播史上有三家诗与毛诗之争，汉宋之争，遵《序》与反《序》之争，这都和《诗序》有关，《诗序》的作者到底是谁？说法很多。《四库全书总目》号称“治经者第一争诟之端”。这个问题，我也想一探究竟。
选题初步择定后，我曾就这个议题向陈先生请教，陈先生的回答大致如下：
他原先认为《诗序》是东汉卫宏所作，我问他的时候已经改变了。卫宏所作之《序》实别为一篇，于中古后渐渐佚失，非郑玄所笺而为今吾人所见之《诗序》。
接着先生又给我介绍《诗经》研究史上一项认识的突破，此种观点起始于唐代，拓张于宋世，至清代《思路总目提要》汇集大成，其要点则是针对《诗序》内部的文字结构进行区分辨析。以为今吾人所见之《诗序》按其冠于每篇之首二句，如“《关雎》，后妃之德义”、“《葛覃》，后妃之本义”、“《鸿雁》，美宣王也”，当为最初撰成之古序，而以下续申之辞，乃后人所添加者也。《四库总目提要》谓，首二句为毛苌以前经师所撰，其后续申之辞为毛苌以后经师所缀。陈先生认为《四库提要》的说法基本合理，倘将其间所说之“毛苌”改为“毛亨”，则庶几全可信从矣。
这个说法我觉得有道理，诗经是教科书，历史上的经师世代相承，传授生徒，会在课本上一点一点添加内容。所以我接受陈先生的观点。
我的作业不是直接的考证，而是从这个问题的起源讲起，自郑玄笺《诗》谈到近世《诗》学，试图从源流的探讨中来弄清问题，观点延续了陈先生的说法，所作的主要工作是为这些说法找到证据。
其一，根据一般记载，毛诗《诂训传》的作者是毛亨，说明《提要》所说之“毛苌”确实应改为“毛亨”。
其二，从三国吴人陆玑《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条辨《毛诗》师承源流。全书最后，对齐鲁韩毛四家诗的传授源流各有记载。在有关毛诗的这条记载里面，既说卜商 （子夏）为之《序》，又云卫宏作《毛诗序》，显而易见两者应分属不同之两篇（我写了这个意见，先生看我的作业，评为“此古人所未道”）。又另外列举七证，说明卫宏所作之《毛诗序》，肯定不是郑玄所笺而为今人所见之《毛诗序》（先生评为“此今人所未道”）。
陈先生还写过一篇文章《与友人陈允吉同志论诗序作者书》，当时是用来给我参考的。
我的作业共22000余字，用文言写成，得到陈子展先生的热情肯定，当时我写文言的水平不高，陈先生还为之精心阅改。这篇文章，鲍正鹄、王运熙、章培恒先生都曾看过。1980年此文在 《中华文史论丛》上发表前，蒋天枢先生尝数度予以指教，又蒙上海古籍出版社陈振鹏先生在文字上加以润色。
值得说明的是，陈先生倾向三家，蒋先生独主毛传，尽管门径不同，但蒋先生对我的观点还是予以肯定，而我的观点其实是从陈先生那里来的。所以，我们系里的老先生治学态度实事求是，服膺真理，敢于突破门户之见，缘此让我十分感动。
我跟随陈先生学习 《诗经》,计时一年不到一点。1963年下半年开始，读书环境大变，以后无法再这样系统跟随陈先生阅读古籍了。对于这段时光，我很是留恋，也从读书过程中体会到这是很好的培养方法。
▲陈子展题赠陈允吉的《诗经直解》
我研习《诗经》，到《大雅》部分，甚觉难读，以此深知研究《诗经》之不容易。陈先生《诗经》研究的成果，最早的是《诗经语译》（太平洋书店1934年）。中期有上述1957年的《国风选译》《雅颂选译》。过了中年，他的治学境界日臻成熟，故后期有更深入的研究成果，包括上下本《诗经直解》(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诗三百解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陈先生研究《诗经》的时间，前后相加超过50年。
陈先生的研究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大革命以前，他有两年时间住在船山学社和湖南自修大学，一直和谢觉哉、李维汉等同志在一起。不仅读陈启修、陈望道、李达自日文重译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还通过日文阅读河上肇、片山潜等翻译的单篇小册子。他对恩格斯《家庭、私有制与国家的起源》一书寄予高度的重视，也熟悉摩尔根《古代社会》所作论述。在这个基础上，陈先生牢固地确立了唯物史观。
陈先生在探讨《离骚》等议题时，喜欢提出和郭沫若不同的意见。但他对郭沫若评价还是很高的，认为，“首先用唯物史观来研究三代之书，语言文字，历史文学，这是郭沫若最大的贡献”。我曾经注意到，陈先生研究《诗经》，论及《北门》《定之方中》《黍离》《兔爰》《楚茨》《生民》等篇，都对郭老有关的成果作了汲取。在坚持唯物史观这点上，陈先生和郭沫若是一致的。孟伟《博采众长，独出新见——陈子展〈诗经〉研究简论》一文就明确指出，陈先生的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对《诗经》做出全面的分析和解释。台湾学者史甄陶在其博士后出站报告 《陈子展研究〈诗经〉方法述评》中，对先生所持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也作了较详细的介绍。史甄陶先生原就读于台师大中文系，去“中研院”文哲所做博士后，目前在台湾大学中文系任教。
陈先生曾经批评过郭沫若和高亨，认为他们在研究《诗经》时，过分相信和使用假借，从而常会得出不够客观的结论。
王运熙先生也和我谈起，当时大家学习《诗经》，用的是余冠英的《诗经选》，但他认为陈先生的《国风选译》《雅颂选译》学术性更强。陈先生当过右派，还有人在报纸上批判过他，可能是因为这些牵连，他的研究多少有点被忽视。后来我看殷孟伦所写的《诗经》研究论著提要，就对陈子展先生的成果作了较高的评价。
台湾“中研院”文哲所的杨晋龙先生则认为，陈子展可作为“民国以来研究《诗经》的代表”。虽然讲得低调，但体现了他的地位。我认为还可以添一句：陈子展先生的《诗经直解》，当为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刊出以来最重要的《诗经》研究成果。
除《诗经》《楚辞》研究外，陈先生还有其他一些不错的成果，比如杂文和专题论文。
上世纪30年代的杂文，当然是鲁迅写得最好。鲁迅以下，有两个年轻人杂文写得甚好，一个曹聚仁，还有一个陈子展，这是林语堂讲的。杂文写得好，肯定是书读得多。黎烈文曾谈及当时 《自由谈》支付杂文稿费的标准，鲁迅是每篇十元，陈子展单篇也是十元，专栏就少一点。
再如《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和《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也有一定的开创性。
另外有一些专题论文，陈先生自己很重视，比如《孝经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所生之影响》《秦汉隋唐间之百戏》。前面这篇，根据有些校史材料讲，金通尹读后大为嗟赏，遂力荐先生从兼职教授成为复旦的专职教授。
《八代的文字游戏》就更有意思。抗战结束以后，复旦所谓的京派四教授：梁宗岱、方豪、蒋天枢、邓广铭（邓当时是副教授），说陈子展是海派领袖，要掂陈先生的份量，让先生为他们所办的刊物写文章，陈先生奋笔疾书，一个星期就交出了文稿。
▲抗战期间，陈子展（前排戴眼镜者）与重庆文艺界人士合影
陈先生倒并不自认为是海派领袖，他说自己是不京不海不江湖。其实先生是标准的湖南学者，连他的笔名也叫“楚狂”。湘学传统和楚文化，对陈先生的影响非常深刻，如王先谦、王闿运、杨树达等湖南前辈学者，乃是他一生崇敬的对象，至于陈先生自己的文章，也大多是带着些辣味儿的。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本文根据作者口述整理）
作者：陈允吉
编辑：范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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