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犹太儿童在上海找到家的感觉：用筷子吃蛋糕|讲堂直击
10月20日-21日，上海社科院国际所、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举办第四届犹太研究青年论坛
1938年11月9日至10日凌晨，希特勒青年团、盖世太保和党卫军化装成平民走上街头，开始袭击德国全境的犹太家庭、犹太商店、犹太教堂、抓捕犹太男子。自那一悲伤之夜以后，标志着纳粹对犹太人有组织屠杀的开始。1938年11月9日的这一晚，被称为水晶之夜，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所研究员、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主任潘光说，水晶太美，如此血腥、伤痛的夜晚，我们更愿意采用“碎玻璃之夜”这一翻译。那一夜不断传来玻璃碎裂的声音，被敲碎的有住家、有商户，甚至有教堂的玻璃门窗，玻璃破碎的声音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
今年距那一伤痛之夜，已去80载。值此之际作为纪念，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所、上海犹太研究中心于10月20日-21日召开了第四届犹太研究青年论坛。为期两天的会议上，与会的三十多名青年学者们以犹太文化、历史、政治的研究为核心，展开了关于犹太历史、文化，当代以色列研究，犹太人与中国关系的讨论。然而，最引起我们关注的是“碎玻璃之夜”对上海的影响，是关于纳粹大屠杀的记忆。那段历史，正如上海世界史学会会长潘光所言，“中国人拯救了一批犹太难民，犹太人也对中国人产生了影响。”
8年间，上海收留了3万多犹太难民，超过印澳新加、南非五国接纳总额
80年前，当纳粹疯狂地迫害、屠杀犹太人之时，世界上几乎所有地方都对急需救助的犹太难民关上了大门。拒绝任何一个挣扎在死亡线上的犹太人，等于是在扼杀一个生命。而当时，上海特殊的社会时代环境，使这里成为了犹太难民的“诺亚方舟”、“世界尽头的最后避难地”，上海成为了难民们的故乡城。潘光认为，自1843年上海开埠以后的近一个世纪里，移民和难民都能轻而易举地在上海、特别是在上海租界找到生存之地。内迁重庆的国民政府无法在上海继续行使自己的职权，外国人进入上海不需要签证和其他文件。这样，上海便成了许多没有身份证明和签证的犹太难民求生的目的地。
接受过学人专访，犹太研究专家潘光在论坛现场就80多年前，来上海避难的犹太难民人数予以了确认。他认为对于人数确认的困难关键在于外国研究专家他们不看中文资料。虽然当时的上海处在特殊开放状态，但还是有可查的统计数据。确切地说，在1933年至1941年之间，所有在上海停留过的犹太难民，包括途经上海或是在上海短暂停留后又去第三地的犹太难民，总计3万余人。其中途经上海的人数大约为5千人。而容易造成混淆的是，1943年，在日本占领上海之后，迫使犹太难民集中到上海虹口提篮桥的隔离区，进行集中管理，人数大约为2万余，这一数字与当年生活在虹口的犹太难民记忆相吻合。然而，当时还有相当一些犹太难民并未进入此隔离区。3万余难民的这个接收数据超过了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南非、新西兰等五国当时接纳犹太难民的总和。
2017年2月24日，学人专访潘光版面
日本当局救了上海犹太人？中国话语的缺位
中文资料阅读的困难，不仅在资料确认上形成了阻碍。事实上，中国在“大屠杀”事件上的悄声细语，也造成了中国在本质话语权上的缺位。潘光在论坛中提及了他在参观一家知名犹太博物馆时的经历。当年犹太难民涌入上海时，恰逢上海正处于无政府状态，留在上海的是汪精卫的汪伪政府，日本人占领着上海，因此在国际上出现了“是日本当局救了犹太人”的观点。在犹太博物馆的“全球救助犹太难民图”上，在上海这个点上，注明救了2万5千犹太人的数据，但却插着一面日本国旗。潘光说，虽然当时上海处于日占状态，但是真正接纳了来华犹太难民的是中国人民。在犹太难民的回忆里，“如果我们口渴，中国人给我们水喝。如果我们饿了，他们给我们米糕吃，尽管我们的日子不好过，但他们比我们更惨。”正如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志愿者、复旦大学秦杨依然所说的，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在对外公共外交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在各方面还存在着许多的不足，有必要在“大屠杀教育”这一世界性主题中加入更多的中国理解、中国声音。
位于长阳路六十二号的"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
犹太儿童更认同上海是家，黄包车夫处境被同情
浙江大学德国学研究所庄玮的研究则是通过文化史、文化学的视角展开的，在他的研究里，流亡上海的犹太人形象显得更为真实。在“犹太人流亡上海（1933-1950）”的文本中，不仅包括当时生活在上海的犹太难民在上海期间创作的文本，也包括他们的后代以及其他族群所撰写的各类相关文学作品。在由文本重构的记忆场里，庄玮重点的描述了两个意象。
《带着的筷子蛋糕——一段在上海的青少年时光》，这是一本德国作家洪菲克所写的德语儿童小说。筷子与蛋糕的相遇，正表征着两个民族文化的相遇。在上海的犹太难民儿童，他们形成了混杂个体的身份认同，他们与中国朋友一起用筷子吃蛋糕的场景代表着中西方饮食文化的邂逅，象征了中西生活方式的交融和混杂。他们比移民来父母有更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是他们在上海的生活写照。
左：德国作家洪菲克著作《带着的筷子蛋糕——一段在上海的青少年时光》，右：潘光著作《来华犹太难民研究》
黄包车夫，是在类似文本中所提及的又一个重要意象。黄包车夫作为当地人司空见惯的场景，但在犹太难民笔下，黄包车夫是不文明的、野蛮的、非人性化、非工业的标志。然而，犹太难民对于黄包车夫的情感是复杂的，黄包车夫是流亡地的象征，同时黄包车夫的生活现状又是难民自身生活状况的窘迫写照。黄包车夫的苦难和绝望，也平行地隐喻了犹太难民在旧上海所处的相似境地，大部分难民作为廉价劳动力同样被剥削且丧失了最基本的社会保障和人性尊严，难民也都因基本生活和医疗物资的匮乏而挣扎在生存的边缘。在上海流亡的犹太难民在黄包车夫身上看到了自身生活的悲凉。
碎玻璃之夜，已经过去了80年，代际更替慢慢造成了遗忘，然而我们不应当忘却。当年鲁迅先生写就《为了忘却的记念》，他不愿用悲痛来纪念死者，而是提倡应该用别样的方式。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犹太研究论坛正是这样一种为了忘却的纪念。青年研究者的研究开始渐渐摆脱了时代束缚，褪去了单纯的时代描刻和历史复述，转向了文化记忆的传承。
作者：童毅影
编辑：袁圣艳
责任编辑：李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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