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记忆| 他是刘少奇的大舅子，也是飞虎队王牌飞行员，被誉为“一滴汽油一滴血”的抗日英雄

【导读】王光复的家族书香世代，是天津望族，他的妹妹王光美女士是刘少奇的妻子。1943年，王光复被派往中美空军混合团三大队七中队，奔赴抗日前线，圆满完成七十五次抗战任务，歼日机八架半，是混合团的王牌飞行员，也是最著名的飞虎英雄之一。

▲自左至右依次为王光杰、王光复、王光英、王光美

2005年9月3日，受邀参加中国抗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会并发表讲话，被授予抗战纪念章，2008年7月病逝，享年92岁。本文节选自著名历史学家禤福辉、夏沛然先生2002年采访王光复的录音整理资料。

血洗荆门

在两年血战中我执行了75次任务，飞遍了祖国大地，先后击落日机八架半，其中1944年10月27日荆门扫荡日机一役我感到最为自豪。 当时空军为了激励士气，规定击落一架敌机可领奖金一万元，只是，那时通货膨胀很厉害，奖金辗转发下，拿到时一万元只能买两条香烟而已。不过，当时大家只求打垮日本，一则还没有结婚，二则整天泡在机场里，金钱实在没有多大意义，因此都毫不在意。

▲1943年王光复摄于印度拉卡拉奇马利尔空军基地

10月27日执行任务时由中队长瑞德少校领队，带领16架P-40攻击汉口。瑞德为人正直，和蔼可亲，而且做事认真，很得同袍的爱戴。当日从梁山出发，目的是攻击汉口至蒲圻的平汉路交通线，在那里摧毁了一列有十五节车厢的火车。由于天气变坏，云雾浓密，逼得返航。

▲中国空军基地

途经荆门机场，看见一群日本战斗机正在掩护轰炸机群降落，完全不知道P-40已经近在咫尺，大家非常高兴，马上展开攻击。我一马当先，摧毁一架轰炸机、两架战斗机，稍后又击落另一架战斗机。原以为有一天打下四架飞机的辉煌战绩，但是，后来情报官从照相鉴定，认为最后一架是与帕克斯顿中尉（1st Lt. Heyward Paxton）一同打下的，因此，当天的战绩只算三架半。

▲中美空军混合大队的中国飞行员

血洗荆门一役打得非常漂亮，我们一举击落五架轻型轰炸机，十一架单座驱逐机，另击毁地面停放的四架轻型轰炸机。从此日人闻风丧胆，轻易不敢出战了。

那时帕克斯顿刚到三大队不久，我奉命尽量照顾这位初出茅庐的师弟。自荆门一役后，帕克斯顿成为我的好友，他十多年后到台湾时，一下飞机便直奔我家，昔日老搭档，感情很深。瑞德队长与我也很要好，彼此合作无间，惺惺相惜。1944年底瑞德升任三大队大队长，升职不久，奉命掩护前往汉口轰炸的B-25机群。瑞德当仁不让，一马当先，抢着执行任务，带领多架P-40出战。

▲地勤人员在维护飞虎队的飞机

回航时天色已经很晚，刚好梁山基地有日机来袭，挂起三个警报球，由于灯火管制，机场一片漆黑，无法降落。只好飞往白市驿，但是那里天气极差，也不能下降；于是再飞回梁山，可是这时汽油已尽，与瑞德一起执行任务的三人都急忙跳伞求生，安全着地，但是瑞德跳伞时可能失误，落地后头颅破裂，不幸身亡，为抗日大业壮烈牺牲。“将军一去，大树飘零”，使人扼腕三叹。

在新年来临前，我奉命驾驶新到的P-51攻击上海江湾机场，挂了下油箱自老河口起飞，在目标区上空曾与日本战斗机短暂接触，但没有缠斗，我方毫无损失，安然返航。老河口到上海相当遥远，往返超过七小时，是抗战期间最长的一次任务。

轰炸汉口

三大队在1944年底决定再往东移，改驻湖北老河口。这时日军的攻势非常凌厉，全国形势极端严峻。第一批20架最新式的P-51C野马式驱逐机刚由五十一大队送来，首先分给三大队七中队和十六中队（后者隶属十四航空队五十一驱逐大队），以便展开更猛烈的战斗，防止敌人向大后方猛攻。这时的P-51C 不仅速度较快，而且航程更远，大概可以飞900哩，后来较新式的更可到达1000哩左右，足以对日军产生极大威慑。1945年元旦托马斯·雷诺兹少校（Major Thomas Reynolds）走马上任，接替瑞德少校，担任七中队美方队长，决定采取更大胆的策略，频频向日军发动大规模攻击，对敌人产生极大冲击。

▲中美空军混合大队的中国飞行员

汉口是日军极端重要的交通枢纽，因此是混合团的首要军事目标，经常调派战机前往扫荡。规模最大的出击，要算1944年12月18日十四航空队策划的行动。整个混合团各中队全员参与，空巢而出，并且由十四航空队派出B-24重型轰炸机，由大批P-40护航，日夜不停地分批出动，猛轰汉口的机场、铁路、仓库和其他目标，使敌人受到重大损失。大家都全力以赴，表现不俗，二十六中队乔无遏中尉的成绩尤其骄人。

▲王光复经常驾驶的P40飞机

1945年1月战绩辉煌，由于天气很好，七中队执行了47次任务，而且战绩骄人，创下有史以来最辉煌的一页。1月初七中队在雷诺兹少校的策划下，在1月5日、6日和14日先后三次对汉口发动大规模攻击，三天内击毁日机71架，击伤57架，大获全胜，使日军元气大伤。

1月5日第一次出击时由七中队、八中队、十六中队和三十二中队共同派出31架P-40 和P-51，浩浩荡荡，飞往武汉，主要以汉口和武昌的机场为目标。雷诺兹少校率领8架P-40，一马当先，长驱直入，来回两次以杀伤炸弹轰击汉口机场，另由4架P-40扫荡武昌机场，我随帕斯顿中尉（Heyward Paxton）和谭鲲上尉率领5架P-51和4架 P-40负责高空掩护，遭遇三四十架日机迎击，在高空爆发一场恶斗。同时地面炮火也十分猛烈，但是，我们不顾一切，投下大量杀伤炸弹，稍后高射炮火就渐渐减弱了。

▲接受飞虎队训练的中国飞行员

这次任务胜利完成，结果在空中摧毁敌机39架，在地面摧毁26架。雷诺兹少校成绩最佳，在空中击毁轻型轰炸机两架、单座驱逐机三架、双座驱逐机一架，击伤轻型轰炸机一架、单座驱逐机一架；叶望飞击毁单座驱逐机两架；王启元击毁轻型轰炸机一架、击伤双座驱逐机一架、单座驱逐机一架；我击毁轻型轰炸机一架、击伤双座驱逐机一架。这天收获甚丰，大家喜出望外。当天地面炮火十分猛烈，就像放焰火一样。我的飞机弹痕累累，幸亏没有击中要害，安全降落老河口基地。

不过，我们也有相当损失。八中队的陈华熏和三十二中队的宁世荣在汉口被敌军击中，跳伞逃生，不幸被日军俘虏，后来都惨遭杀害。谭鲲（三十二中队）也被击落，幸而安全脱险，返回基地。七中队的佩雷卡中尉（1st Lt. Perelka）在汉口机场以西遭遇4架敌机，马上对敌射击，击中其中一架，但是他也被敌机击中，情况很糟，马上掉头回航。但是飞机已失去控制，只好在途中跳伞逃生，幸而距老河口不远，有惊无险，过了两天就安全返回基地。

▲战机编队飞过天空

第二天（1月6日）再次攻击汉口，仍由雷诺兹少校率领，派出5架 P-51和19架P-40，遭遇的敌机不多，只有四架前来拦截，其中两架看见P-51后，竟然不知去向，逃去无踪，另一架也落荒而逃，还有一架被我们包围，终于击落。可是地面炮火极端猛烈，我们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雷诺兹少校依然身先士卒，率领三四架P-40，前后三次以杀伤炸弹攻击汉口机场。我奉命跟随雷诺兹少校出击，共同进退。在汉口机场上空，先后击中轻型轰炸机四架、单座驱逐机两架，看见全都冒烟了，但是，竟然没有起火燃烧，因此记录上只列击伤六架。法兰克·克鲁普上尉（Capt. Frank Klump）专门负责攻击武昌机场，帕克斯顿中尉则带领5架P-51作高空掩护。

叶望飞正要投弹时，一颗子弹把他的衣领打穿了一个洞。于是立刻回航，他的僚机也跟随返回老河口基地。不过，这次的收获也不错，大伙击毁日机九架，击伤十三架。雷诺兹少校仍然保持最高纪录，击毁轻型轰炸机两架、单座驱逐机两架，击伤轻型轰炸机一架、双座驱逐机四架。

王启元中尉回航时有点失误，越过了机场，结果在50哩外撞毁。幸亏他没事，但飞机报销了。

天气渐渐变坏，有好几天不能起飞，第三次出击汉口要到14日才能实现，可惜我无缘参加。

稍后我们发现，敌人的地面攻势十分猛烈，单靠空军的优势已无法扭转乾坤。

一滴汽油一滴血

1945年3月23日我带领赵立品和徐思义，装上250磅炸弹，从老河口起飞，在河南中部的平汉路以西、许昌附近的舞阳执行巡逻任务，展开地面搜索，发现有日军的辎重车队南下，于是马上打开电门（保险门），调好瞄准镜，占据有利地位，准备强行拦截。当时决定分头进行，一架飞机负责高空掩护，我带领另一架僚机，低飞到一千呎左右，准备攻击。

不料飞机突然被地面炮火击中，我腿部受伤，血流如注，马上告知僚机，并把飞机拉高，上爬到了三千呎，立刻投弹。但是，飞机爬高后，眼前一黑，什么都看不见，僚机问：“队长，你怎么了?”我极力保持镇定，立即把油门加满，拼命往上冲，但是，飞机失速，反而向下俯冲，头部充血，情况危急，飞机差点着地了。我心里明白：这次可能完了。然而，拼命把飞机再拉起来，在上空盘旋约十分钟，开始看见眼前的东西了，这时才松了一口气。于是把受伤的消息告诉同僚，请他们先飞回去。但是，大伙不肯，围绕着我，护送回去，不久在老河口基地降落，得以大难不死。

▲2005年王光复在抗战胜利60周年纪念会上发言

从飞机爬出来后，腿上红肿起来，不能走动，医护人员立刻前来抢救。经美国医官检查后，马上派出一架C-47专机，亲自把我送往重庆，住进歌乐山医院。医生立即为我开刀，把子弹取出，发现只是一颗高射机关枪小弹头，并无大碍。手术后护士拿出两块夹板，把腿包扎好，要我在医院休息两个星期。

当时的名记者刘毅夫在报上详细报道，大书特书，誉为“一滴汽油一滴血”的抗日英雄，马上引起人们注意，前来医院慰问的人络绎不绝，非常风光。邻近病房的老头儿也赶紧把鸡汤送来，护士小姐把我团团围住，殷勤侍候。更难得的是，许多老百姓看报后，纷纷跑到医院慰问，送吃送喝，十多天不断，非常感人，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飞虎队队员奔赴战场

但是，我刚出院，即奉命带十多人去印度，负责接收P-51型新飞机。大概因为我1月中也去过印度，负责接收新机，驾轻就熟吧。这次我还把拐杖带去，在印度经医官检查，证实受伤的那条腿已经慢慢痊愈，才高兴地丢了拐杖，然后带领同袍把16架飞机带回来。这批飞机是最新的P-51D和P-51E，性能远比P-40优越，马力较大，航程较远，设备更佳。飞机都漆上鲨鱼头，飞行员还涂上名字，我常用的飞机漆上“太公令”三字。

在抗战结束前半年，大概是1945年3月下旬，七中队发生了极端不幸的事件。中队长叶望飞奉命出任务，立即装上500磅炸弹，挂了下油箱，准备起飞。但是，飞机升空不久，可能因为发动机马力不够，无力继续爬升，情况危急，他只好紧急降落，飞机降落时在地上打滚，结果不幸身亡。3月22日司令部任命我接替他的遗缺，担任七中队队长，这时徐华江也晋升三大队的大队长。

1945年3月底，我们不得不忍痛放弃老河口基地，硬着心肠纵火焚烧停在机场待修的几架飞机，然后七中队就转驻安康。

是年8月抗战胜利，芷江受降，三大队奉命自安康调往上海，稍后改驻徐州。 这时国共已初步进入和谈状态，8月20日美国人就拉队回国了，中美空军混合团也在9月正式撤销，中方人员恢复从前的编制，返回中国空军原来单位，中美合作抗日的篇章从此结束。

作者：王光复    （原文整理：禤福辉 夏沛然） 

编辑： 卫中

责任编辑：邢晓芳

摘自《档案春秋》（ID：dacqbj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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