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 金 廿六夜
1977年12月25日至29日,政协上海在“文革”之后召开五届一次会议。巴金在此次会议被选为政协副主席,刘火子为政协委员。徐开垒这篇散文打印后交巴金审读修改,题目初定为“七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新年访巴金”(原件改动较大,已由徐开垒1991年1月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这篇散文其实经过巴金两次修改,第二稿题目改为《春回人间——访巴金》,他在1977年12月30日致徐开垒信中又写道:“文章我又看了一遍,有几个错字改了,还改动了一些字句,是否妥当,请您斟酌。”这篇散文发表的那天,政协上海五届委员会公布了政协领导的名单。
创作《巴金传》的真实记录
巴金先生致信徐开垒,还有很大的部分是围绕《巴金传》展开的。徐开垒从1986年开始到2005年的二十年时间,完成了被称为“为二十世纪的良心塑像”的《巴金传》。写作《巴金传》期间,徐开垒多次拜访巴金,采访并记录了有关史料。
巴金致徐开垒书信中谈到写作《巴金传》有四封之多,他在1986年6月10日的信中为徐开垒写作做了周详的安排:“写传记的事,最好拖延,您如下了决心,那就先积点材料也好。下半年我可能空一点,您不妨每月来谈一两次。我也会考虑慢慢地给您准备一些材料。”1988年3月10日,巴金在看到上海文艺出版社主办的《小说界》连载的《巴金传》后,又写信给徐开垒:
开垒同志:
九日来信收到。我最近身体不好,精神差,需要休息。我们见面的时间推迟到本月底或下月初吧。第一章我还不曾读到一半,有些事情需要查对,有些事情显然弄错了,例如,去广元是坐轿,不可能步行,过河时轿子也给抬上了渡船。又如,我也是吃奶妈的奶长大的,并未受到特殊待遇。
到时我会通知您。关于三十年代我手边并无什么资料。
祝好!
巴 金三月十日
后来《巴金传》结集出版时,徐开垒按照巴金的意思修改了有关内容。可以说,《巴金传》是在巴金先生的关注下完成的,因而更具有权威性和完整性。这当中,还得提到巴金的弟弟李济生先生,他陪同徐开垒拜访巴金,赴北京、成都等地采访参观,掌握了许多第一手材料。他也与徐开垒互通了许多信函,在信中订正事实,补充材料。因此,徐开垒在《巴金传》出版时,曾经在后记中谦虚地写道:“李济生同志既是我的责任编辑,也是我的顾问,按理说应该与作者共同署名的”。
徐开垒在与巴金先生征询传记有关章节材料的同时,一起探讨当时的文艺现象。进而在1989年1月,在沪港两地的《报》及《月刊》发表了巴金与徐开垒共同署名的《作家靠读者养活——关于传记及某些文艺现象的对话》一文。巴金有感而发:“现在看来,‘你出主意,我写作',这样的方式从事写作,总是要失败的”。该文发表前,巴金亲笔增删了不少文字。
后来,巴金将此文作为附录编入《巴金全集》14卷,可见对这篇文章的重视程度。这篇“对话”文章对徐开垒也极具重要意义,既是他记者生涯的收官之作,又是对巴金的意义深远的“访问记”。
巴金先生致徐开垒的书信是一个时代的剪影,又是珍贵的文学史料。因此,徐开垒在他生前最后几年无法握管写作的情况下,几番翻箱倒柜,把他认为重要的作家书信挑选整理后,从1999年4月到2011年9月,分四批慷慨地捐献给上海图书馆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其实,在徐开垒的晚年,他还把相关的书信、手稿、著作等珍贵资料相继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图书馆、报社等文化单位。也许,这是徐开垒竭力所能做的最后的善行。
2005年10月17日,巴金先生以一百零一岁高龄离开人世,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徐开垒在巴金逝世后六天迅速写下了纪念长文《聆教五十年——忆念巴金先生》,全面回顾了与巴金交往过程。他又满怀悲痛地参加了巴金先生的追悼会,《新民晚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徐开垒参加追悼会时怆然涕下的照片。后来他这样解释当时近乎失控的神态:对于巴金的逝世,虽然早有预感,但是却无法一下子直接面对,因为,他的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徐开垒曾经与巴金先生亲密接触交流,长时期撰写过有关巴金的文章和传记,同时经历了相同的时代风云。徐开垒也已逝世数年,他对巴金充满感情的话语,迄今言犹在耳。
摘自《档案春秋》(ID:dacqbjb)
作者:马国平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卫中
*独家稿件,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