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魏晋风度”到“文学是人学” ——琐记钱谷融先生

▲钱谷融先生

钱谷融先生最为人所知的是他的《论“文学是人学”》一文，该文写于1957年2月，为参加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学术会议而写。钱先生时常称自己是个无能懒惰之人，以前听到他说这句话总觉得他是自谦，前不久读到他的书信时才明白其中的深意。“把懒惰作为一种处世方式，正像为了止痛而求助于鸦片。”一个文人为求自保，逃避批判而“懒惰”，这背后渗透了何等的悲哀与无奈。

《论“文学是人学”》就文学的任务、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创作方法的区别、人物的典型性与阶级性等五个问题进行了探讨。钱先生反对把反映现实作为文学的首要任务，尤其反对把人作为反映现实的工具与手段。“一切都是从人出发，一切都是为了人。”“人道主义”是这篇论文的关键词，在他看来，“所谓人道主义精神，在积极方面说，就是要争取自由，争取平等，争取民主；在消极方面说，就是要反对一切人压迫人、剥削人的不合理现象，就是要反对不把劳动人民当作人的专制与奴役制度。”字字珠玑，其内蕴弥足珍贵。对于文艺界所争论的李后主词，钱先生认为文艺对于人的表现是通过作者个人的感受反映出来，“如果他唱的很真挚，很动听，为什么又不能引起我们的喜爱，激起我们的同情呢？只要这个人不是人人痛恨的恶人。”

这些论断也许今天的我们觉得并不稀奇，当时，钱先生的文学是“人学”的提出缘于何种勇气？或者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天真”与“率性”。钱先生说写作此文，“我那时也不懂得什么顾虑，只求能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写出来就是了。”他的这一表述不失其真。钱先生“天真”与“率性”究竟来自于哪里？在我看来，它来自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自庄子的俯仰天地的“逍遥游”，更直接的来自魏晋风度：放达与刚烈，潇洒与淡泊。魏晋之际竹林的啸吟任诞，玄度之筐篚苞苴，管宁之割席物外……令人心灵悸动，追怀一个真致不穷的往昔。

钱先生一生受其师伍叔傥影响颇深。“伍先生向往魏晋风度，襟怀坦荡，独立不羁，时时处处都能率性而行，不事矫饰，对一切追荣逐利、沽名钓誉之徒夷然不屑。”其实，他自身亦师承了伍先生的魏晋风度，“散淡”精神便是其中的一面吧。钱先生喜读《论语》《庄子》《世说新语》，也时有推荐学生去读。我去过钱先生家两次，他都问过我读不读《论语》《世说新语》。现在想来，这些经典，人事隽永奇魄，人物皆有生命。鲁迅先生言《世说新语》：“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钱先生评之：“一个适度的颦笑，一种从容的步态和手势，都可以使一个人显得分外的美。那为后世人所万分向往的魏晋风度，那真率，那洒脱，那光风霁月的襟怀，那雍容逸畅的神宇，又何一不是身心的谐和之发，何一不是灵魂的内在节奏之美呢?我们看《世说新语》里所记载的魏晋人的谈吐，那种清亮英发之音，那种抑扬顿挫之致，再加之以手里的尘拂的挥琶，简直如同欣赏一出美妙的诗剧，怎不给人以飘逸之感，怎不令人悠然神往呢?”我想正是这种率性与洒脱使其喜欢随意地、自由自在地、漫无目的地读书，享受跳出现实的拘囿，天南地北，海阔天空畅想的乐趣。我想正是这种真率与洒脱成就了钱先生，使其由“魏晋风度”走向“文学是人学”。

我与钱先生接触并不多，前后加起来不过五次，其中两次是去他家。当时我在华东师大读博，和其他两位同学一起去钱先生家探望他，知道钱先生喜欢下棋，我仨便和钱先生下起棋来。开始我仨说不会下，请钱先生让我们一“炮”一“马”，钱先生爽快地答应了，我仨奋力拼杀，鏖战数个回合，最后和棋结局。这时钱先生从深思中貌似恍然大悟，笑呵呵地对我们说，你们三个小鬼，还说不会下棋呢，机灵着呢。钱先生的笑容里带着光，我仨亦被他的天真的笑照亮。

2009年10月，在上海鲁迅纪念馆举办“纪念靳以先生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暨学术研讨会”，钱先生应邀出席。当主持人介绍钱先生是靳以先生的“生前好友”时，钱先生立即纠正道：我与靳以先生并不十分熟悉，我是出于对他的敬意才参加这次会议的。主持人一时哭笑不得。这些生活的细节展现出钱先生的可爱与真率。钱先生是我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主席，也是我的师爷，我的导师杨扬老师时常向我提起他。钱先生的去世让他十分难过，从与他的电话联系中，我能感到他的悲伤，他与钱先生的感情如同父子，我想这也正是钱先生人格魅力的体现。钱先生培养的许多学生已经成为中国文学与文学研究领域的中坚。

时间过去了一年，还记得去年此时在龙华殡仪馆送别钱先生的场景，如昨日历历在目。只是现在于钱先生的音容笑貌且近且远了，唯有翻开他的文集，重温他的思想与言说……

作者：徐从辉
编辑：薛伟平
责任编辑：金久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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