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连载｜金庸为何在隆重宴席间提出换位子——我与金庸先生的交往（之十八）

金庸先生到陕西参加“华山论剑”活动，受到了陕西省委、省政府领导的高度重视。为欢迎金庸先生和参加“华山论剑”活动的嘉宾，陕西省委、省政府举行了隆重的晚宴，省委书记李建国，省长贾治邦，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陈德铭，省委常委、宣传部长马中平（记忆中有5位常委，还有一位记不起来）等领导出席，并与金庸先生夫妇同坐主桌。应邀参加欢迎晚宴的陈忠实、贾平凹等作家学者则坐在另一桌。两桌间相距5米左右，可以互相打招呼。

我坐在主桌的下首。刚入座没几分钟，金庸先生召唤我到他身边，悄悄地对我说：“万先生，我想坐到那一桌去。”我连忙问为什么。金庸先生说：“陈忠实先生坐在那一桌，我想与他坐在一起，聊聊天。”我随即把金庸先生的要求告诉了马部长。马部长一听，马上就说：“这好办，我与忠实先生换个位置就行。”

我陪着马部长到了另一桌，邀请陈忠实先生到金庸先生身旁就座。陈忠实先生走向主桌时，金庸先生已经站起来迎候。他把陈忠实先生请到一边，悄悄对他说：“陈先生，您的《白鹿原》写得真好！您这部书还被评上了茅盾文学奖。”陈忠实先生握着金庸先生的手说：“查先生，您看懂了。”

《白鹿原》是我介绍给金庸先生的。一次，在采访金庸先生时，金庸先生问我大陆文坛的情况，问我有没有出版什么好的书。我向他推荐了《白鹿原》。我介绍说，这是一本史诗级的小说，作者对民国时期乡绅群体的写法有很大的突破，把白嘉轩这位乡绅写成了一身正气、刚正不阿、为民请命、受到乡亲拥戴的正面典型。我告诉金庸先生，我的一批朋友对“三农”（农业、农村、农民）产业有兴趣，他们认为，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不能以农民离土离乡和土地被蚕食为代价，而农民不离土离乡，又需要有能够凝聚人心带领乡亲们走致富道路的领头人。因此，已经有“三农”专家提出在农村培养新乡绅群体的观点，新农村需要白嘉轩，但白嘉轩这样的新乡绅群体又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养成的。

金庸先生很认同我的说法，他请我帮助购买一本《白鹿原》，邮给他。

那天的宴席上，金庸先生与陈忠实先生如久别重逢，频频对视举杯。

10月10日上午，金庸先生与陕西省考古界的一批专家学者座谈。金庸先生向专家们求教：玄武门之变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取得成功，李世民的兵埋伏在哪里？高祖李渊三天后就改立李世民为太子，是迫于无奈还是主动所为？座谈中，金庸先生提出了“民族融合论”的观点，并且以唐朝时和亲和众多高官与异族联姻为佐证。金庸先生表示，唐代之所以能够有盛唐之称，国家版图在西部和北部的疆域能够扩展到前所未有的辽阔，就是国家实施了民族融合的政策，各民族之间和平共处，休养生息。在座的专家学者对金庸先生的博学表示钦佩。

2005年，金庸先生获颁英国剑桥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名衔。他随即以81岁高龄远赴剑桥攻读历史学硕士、博士，并在2006年12月完成剑桥大学硕士论文《The imperial succession in early Tang China》（初唐皇位继承制度），获得指导老师David McMullen的高度评价。2010年7月，剑桥大学校方负责人及David McMullen特地到香港向金庸先生颁授哲学博士学位。可见金庸先生对玄武门之变及唐朝疆域扩展的原因已经有独立的见解和深度的研究。金庸先生几次对我说，自己学问不够，需要继续读书求学。在报读剑桥大学课程之前，金庸先生接受我的专访时明确表示，自己去剑桥求学是只求学问，不求学位。那是后话。

西安碑林博物馆，因其内碑石耸立如林而得名。它始建于北宋哲宗元佑二年（公元1087年），距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收藏有自汉代到清代的各代碑石约3000多件，是收藏中国古代碑石时间最早、数目最大、名碑最多的一座艺术宝库。10月10日下午，金庸先生在这里与数十位国内一流的作家、学者相聚，共同参加“金庸小说高层论坛”。

论坛开始前，金庸先生早早来到西安碑林。他酷爱书法，自成一体，有书评家称金庸先生书法为“启功体”，金庸先生也以此自喜。徜徉在碑林之间，观赏着历代书家的书法精品，金庸先生有些陶醉。

下去3点多，金庸先生步入论坛现场。这是碑林内的一个会议室，空间不大，许多媒体记者只能在外面看视频直播。只需看出席论坛的嘉宾，就可以看出论坛规格之高。除了金庸先生外，有著名作家陈忠实、贾平凹、高建群、肖云儒，著名剧作家魏明伦，北京大学教授严家炎，苏州大学教授汤哲声，暨南大学教授费勇，学者李震，香港作家蔡澜，等等。

主持人开场白：金庸小说的流行，是近年来跨越雅俗文化界的一个奇特现象。我们邀请众多文坛著名人士，来对金庸作品作一次评说。这次评说，价值在于交流。希望各位以自身所携带的文化信息，在论坛上迸发出各自的火花。

金庸先生向与会的各位拱手作揖。（未完待续）

作者：万润龙
编辑：蒋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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