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连载｜读法律的金庸当年为何选择当《大公报》国际电讯翻译？——我与金庸先生的交往（之二十二）

今天我要回头讲一段往事。

那是1999年暑假之后的一天，我接到了金庸先生办公室秘书吴小姐的电话，说金庸先生有事找我。电话那头传来金庸先生的声音。金庸先生告诉我，过几天要去浙江大学，想转道去一趟上海，计划专程拜访报的总编辑石俊升先生。金庸先生问我是否有时间，希望在拜访石总编时我能够一起作陪。

我自然是十分愿意。金庸先生问我石总编有什么爱好，我估计是金庸先生要准备见面的礼品，于是对金庸先生说，石总编看到过您的书法，认为极有个性特色。如果查先生方便的话，我代石总编求您一幅书法作品。金庸先生很高兴地应诺，并表示也会给我写一幅。数天后，金庸先生专程来到上海。他见到我的时候第一个动作就是双手将两幅书法作品递送给我。我十分恭敬地打开金庸先生的作品，只见给石俊升总编辑的书法是七尺直幅，以刚劲有力的笔锋书写了朱熹的名句“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落款处还用小字书写了长长一段话：报石俊升社长，久未谋面，今日识荆，幸哉幸哉！（大意）给我的书法则是录写唐朝魏征的《述怀》：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录魏征诗为万润龙兄书，金庸。

当时，新民联合报业集团已经成立。记得那天是周末，我陪着金庸先生来到威海路集团新大楼门口时，石俊升总编辑已经在那里迎候。石总编陪着金庸先生参观了报的编辑部，又陪他到了集团总部大楼的47层，这里可以鸟瞰外滩和上海的天际线。

金庸先生告诉石总编，他22岁时（1946年）曾到上海读书，那时称东吴大学法学院，后来并入华东政法学院，插班修习国际法课程，同年秋天，进入上海《大公报》工作，任国际电讯翻译。“当时到上海读法律，本意是想当法官或者律师，但家境不许可，所以进了报社工作。”石俊升总编辑笑着对金庸先生说，您如果当了法官，或许就不会有明报，中国就会少了一位知名报人。

在集团会客室就座后，金庸先生示意我向石俊升总编辑展示了赠送给石总编的书法作品。石总编对书法很有研究，赞叹金庸先生的书法有启功先生的功力。金庸先生笑着回应：“启功先生确实说过我的字像他，更有书评家称我的书法是‘启功体’。”待石总编收起书法作品，金庸先生对石俊升总编辑先致谢意。原来，金庸先生与石总编之间此前已经有过一次书信交往。

1997年10月21日，报第八版“笔会”发表了一篇题为《向金庸先生进一言》的文章，作者根据当时的传闻“金庸将写历史小说为秦桧翻案”对金庸先生提出了批评。金庸先生是视名节重于性命之人，他读到这篇文章后立即写信给报总编辑，信中表示看了文章后感到“不胜骇异”,因为他从来没有说过文章所引述的那一段话。金庸先生随信还附上了自己的一篇评论《论岳飞与秦桧》。石俊升总编辑收到金庸先生的来信和评论后十分重视，立即对《向金庸先生进一言》一文中的内容进行了核查。结果发现，该文作者引用的内容来自一个月前的上海《文学报》刊登的《金庸写作近况》一文，而《金庸写作近况》又是摘自北京《青年参考》9月5日发表的《金庸最近在写什么》一文，而《金庸最近在写什么》又是根据新加坡《联合早报》副刊8月21日第6版同题文章摘录的，《联合早报》一文则是从8月11日台湾《中国时报》的新闻《金庸现在在写什么?》中摘录。

查清来龙去脉之后，石俊升总编辑给金庸先生写了一封亲笔信，将报的调查过程和结论告知金庸先生，并表示将全文发表金庸先生的评论《论岳飞与秦桧》。金庸先生随即表示同意。同年11月2日，报第八版“笔会版”全文刊登金庸的署名评论《论岳飞与秦桧》，并且配发了编后语，不仅将此事解释清楚，并表示，引文、编文须慎重。

说完这段往事，金庸先生起身向石俊升总编辑致谢。他说，没想到报石总编辑如此重视读者的来信，那么快就发表了自己的评论。金庸先生表示，一张报纸，能够在同一版面发表截然不同的两种观点，需要勇气和气度，只有像报这样有历史底蕴的老报纸才会有这样的担当。（未完待续）

作者：万润龙

编辑：蒋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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