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记忆| 周恩来秘书纪东回忆周总理① “做人啊,不能做势利小人”

2018-12-04信息快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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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中央文献出版社推出的《难忘的八年》,是曾经担任周总理秘书的纪东的回忆录。作者自1968年8月始,至1976年1月止,一直在周总理身边工作。他记录了这八年间的亲历亲闻,书中追述的真实故事,有珍贵的史料价值。

“做人啊,不能做势利小人”

在那段特殊历史时期,周总理为保护和照顾党、政、军的领导干部们,煞费苦心,竭尽全力。总理保护、照顾老干部是多方面的,生活、医疗、工作……凡是与老干部有关的事,只要总理知道了,他从不拒绝,不推诿,总是周到细致,千方百计地作出安排。

1969年的冬天来得早些,中南海里也早早地烧起了暖气。那些受到冲击的老同志,虽然有总理的保护和照顾,但对他们来说,这个冬天仍然显得格外寒冷。

一天下午,我接到李富春同志办公室的电话:“李富春同志和蔡畅大姐要你们向总理报告:家里温度低,身体又不好,有些冷。请总理给有关单位说一下,能不能把暖气烧好些?”放下电话,我急忙向总理报告此事。他听了之后,双眉紧皱,气呼呼地说出了三个字:“势利眼!”总理接着对我说:“做人啊,不能做势利小人,特别是在人家倒霉的时候!你告诉中央警卫局的领导,要保证富春和其他同志家里的暖气供应,要烧暖和。他们年纪都大了,身体又不好,富春还有气管炎,冻坏身子怎么办?”

总理说的“势利眼”三个字,对我震动很大。尽管当时我对种种情况并不完全了解,还不能更深刻地理解其中的含义。但我也知道,在1969年4月召开的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李富春同志和陈毅等几位老帅都没能进政治局。李富春同志只是中央委员和国务院业务组的成员。这对个别“势利眼”的人来说,就真的看“势利”了。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连暖气都供应不足,李富春同志和蔡大姐如果不是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又怎么会因为这样的事来找总理,让他操心、发话呢?

我领悟到:“势利眼”是不看历史、不顾将来的。有句俗话“看人下菜碟”,也是说的这个意思。这辈子,我牢记总理的教诲,努力做到真诚对人、平等待人,努力做个一生正直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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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六年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合影

我立即把总理说的话报告了杨德中。杨德中深得总理信任,他执行总理指示坚决、认真、细致。过了两天,他就到西花厅向总理汇报了落实情况。临走时,他像往常一样到我们秘书值班室坐了一会儿,并告诉我们,他去李富春同志家里和住在中南海的朱老总、陈毅等几位老同志的家里转了一下,室内的温度都可以了。他还说:“还去了刘少奇的家,温度也可以,只是看到刘少奇自己在缝上衣的扣子。那么大岁数了,眼睛又花,唉……”他摇了摇头,没有再说下去。杨德中最后说:“检查的情况都向总理报告了,总理放心了,没再说什么。”说完,他就急急忙忙地走了。

一天,我们收到了从国务院北门警卫值班室转来的一封署名“林彬”的信。说实话,我当时真不知道这个“林彬”是谁。我把信拆开,里面就一页信纸,字数也不多。仔细一看,才知道“林彬”是北京军区原司令员杨勇的爱人。信上说,杨勇同志在石家庄摔了一跤,腿骨骨折了,希望总理批准他回北京治疗。

总理得知这个情况后,非常着急。亲自给有关方面打电话,安排飞机接杨勇回京,使他的腿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后来,杨勇去新疆军区任司令员,总理在大会堂接见了他。杨勇对总理的关心非常感激,见到总理眼睛都湿润了。总理看到杨勇走起路来很正常,没有留下残疾,也非常高兴。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总理抓住机遇,在征得毛主席的同意后,排除“四人帮”的种种干扰,“解放”了一大批靠边站、受审查的干部,其中包括国务院的不少老部长、省里的负责人和部队的领导。这些同志有的长期被关押,有的住在牛棚里隔离审查,有的在农村或偏僻的地方劳动改造。他们回到北京后,获得了自由,那种感觉真像是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一样高兴。多年不见的老战友、老同事、老朋友奔走相聚,促膝长谈,共话沧桑。

这时候,却发生了一件让总理非常痛心、非常难过、非常惋惜的事情。内务部部长、被毛主席称赞为“满门忠烈”的曾山同志,1972年4月16日突发心脏病去世了。4月17日上午,我们得到消息。总理听后非常惊讶,自言自语地说:“怎么回事?前几天还好好的。”我就把详细情况给他说了一遍:最近几天去看望曾部长的老同志不少,晚上聊天时间长,非常兴奋,这样引起了心脏病突然发作……总理立即交代:“要告诉这些老同志,要节制情绪,要注意休息。好长时间不见面了,要说的话很多,可以理解。但聊天的时间不能太长,特别是晚上,不能太兴奋。”后来,在国务院会议上或在同国务院领导谈话中,总理又多次强调:要提醒刚解放出来的同志,一定要珍惜自己的身体,不能太累、太兴奋,相互串门聊天时间不要太长。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际,要保护好他们的身体,注意他们的健康,今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他们去做……关怀之殷,寄望之切,语重心长。

为保护领导干部和各界人士的身体健康,总理指示有关部门,对在京及疏散到各地的副部长以上的高级干部普遍进行身体检查,并改善他们的就医条件。总理并要政协机关调查上层爱国人士的医疗、生活状况,了解、掌握他们的健康情况。

为了给解放出来的老干部们安排工作,总理也是费尽了心机,多方运筹,寻找机会,创造条件,具体落实。四届人大筹备期间,总理收到许多刚解放出来的老同志来信。他对每一封信,都亲自过目。

我记得农垦部部长王震写来一封厚厚的信。这位当年率领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威震全军,人称“王胡子”的将军,“文革”期间也赋闲在家。我把他的信送给总理时,总理示意我拆开,看看是什么内容。我拆开一看,真是字如其人,页数不少,字字斗大,16开的信笺上,每页也就十几、二十来个毛笔字,字体粗壮有力。信中在汇报了思想情况,检查了自己的“错误”之后,强调说自己的身体很好,还可以干体力活,还能扛200斤的麻袋。最后,他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出,希望批准他组织一支以知青为主的垦荒部队,像当年南泥湾大生产那样,到陕北垦荒,改变延安地区的贫穷落后面貌,并表示一定做出成绩来!

总理听我读完信,笑着反问我:“你相信他说的是真话吗?”

“王震同志很坚决啊!”我回答。

“哈哈!这你就不懂了,他这是在要求给他安排工作。”总理又笑着说:“他的信先放着吧,这件事我记着了。”看得出,这封信,让总理非常高兴。

过了没几天,总理找国务院业务组成员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李德生等几位领导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商量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事情,那一天把王震也请来了。会议中间,总理对王震说:“胡子,主席想让你当个副的,你是想管外呢,还是想主内呀?”

听了这话,王震有点发懵,但也听清了总理的问话。他马上站起来,神态既激动,又不好意思。这时,我看不到他那种叱咤风云的英风豪气了,倒显出了几分腼腆。他“嘿嘿”笑了两声,小心翼翼地用一口湖南口音回答:“总理,您知道,我不懂外事,我还是在您和各位老领导的下边做具体工作吧。”就这样,在四届人大会议上,王震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主管国内有关事务。

至于那封请求到陕北开荒的信,在总理心目中,是不是真的起了作用,我就不得而知了。

内容摘自《难忘的八年》

编辑制作:徐璐明

责任编辑:范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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