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圣母大学阿拉伯语与中东研究教授郭黎： 追寻“活的”阿拉伯语文学的历史印迹（下篇）

▲合赞汗的出巡

报：您长期生活在美国，又活跃于西方的阿拉伯—中东文化研究的核心群体中，请您介绍一下西方的阿拉伯语研究重镇、它们各自的风格及代表性学者。

郭黎：我只能局限于我更熟悉的美国学术界作较浅层次的回答。

首先我澄清几个术语：（1）殖民时代地理术语“近东”和“中东”是指同一地区，但前者是美国人使用的，后者是英国人使用的。此外，在美国学术界，“近东研究”代表中世纪与前现代时期，而“中东研究”则指的是现代，而在欧洲学术界则没有这样的区分。（2）“阿拉伯研究”或更常见的“阿拉伯—伊斯兰研究”是近东研究中的一个子领域的广义名称。作为学术课程，它通常设置在近东语言与文明系或近东研究系内（如密歇根大学与普林斯顿大学）。它很少会是一个系的名字（乔治敦的“阿拉伯研究系”也许是个例外，最近更名为“阿拉伯—伊斯兰研究系”）。在较小的大学里，阿拉伯语课程常常设置在亚洲和中东语言文学系等系中。在圣母大学（和南加州大学），阿拉伯语课程则是在古典系。也有一些重叠，但它是经过有意安排的。例如，在一些主要大学中，“伊斯兰研究”项目也可以在宗教研究系（或神学院）中找到，而同时近东语言与文明系内也有“阿拉伯—伊斯兰研究”的项目。

当谈到美国阿拉伯—中东文化研究的学术强校时，我们常常会想到有着悠久近东研究历史的精英大学。总的来说，这些大学的阿拉伯语研究课程是以欧洲东方研究为模板的，特别是英国学派的汉密尔顿·吉布（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牛津大学与哈佛大学）与伯纳德·刘易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与普林斯顿大学）更以历史研究为导向，而奥地利—德国学派的冯·格鲁内鲍姆（芝加哥大学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伊斯兰教研究）、西格·博纳巴克（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语文学研究）、弗朗茨·罗森塔尔（宾夕法尼亚大学与耶鲁大学）与约瑟夫·沙赫特（哥伦比亚大学的伊斯兰教法研究）则更以语文学为中心。上述均是美国阿拉伯研究的创始人。

在老一辈阿拉伯研究者们的掌舵下，几代学生得到了训练，其中的许多人自己成了老师，接过了老师递给他们的火炬。然而，随着近期的老一辈研究者们的退休（如耶鲁大学的古塔斯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研究现代文学的罗杰斯）与去世（如哈佛大学研究古典文学的沃夫哈特·海因里希与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文学的皮埃尔·卡夏）以及人事上的变动，许多重要的研究课程正处在转变过程中。美国阿拉伯学界的图景正在发生变化，而课程的声誉也是如此，因其取决于教师的专业知识和在学术上的卓越表现。我简单地介绍每个课程及其著名之处。我的列表是基于我自己的认知的，故远非全面。

报：西方阿拉伯语研究的繁荣，和其境内生活的相当数量的阿拉伯裔移民有着相当联系，而同属闪语系的犹太裔，以及宗教信仰不同的阿拉伯裔基督徒中也是人才辈出。不同的族裔和文化，对学者的学术取向、研究风格有什么影响？

郭黎：第一批在西方精英大学中担任教授职位的阿拉伯人是阿拉伯基督徒，如菲利普·希提（普林斯顿大学）和阿尔伯特·霍拉尼（牛津大学），两者都写下了关于阿拉伯人与阿拉伯社会历史的权威著作。他们都出生在黎凡特（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在那里接受英国殖民和美国教会学校的系统性教育，并在欧洲完成研究生学习。这似乎是第一代在西方大学人文科学领域内工作的阿拉伯学者的一个普遍概况。他们都受过英国史学方法的训练，同时精通自己的阿拉伯文化遗产。研究中世纪伊斯兰人文主义的乔治·麦格迪斯（宾夕法尼亚大学）与阿拉伯科学史的专家乔治·萨利巴（哥伦比亚大学）也是类似人物。

至于今天仍在工作的阿拉伯基督徒学者，除了传统的经由黎凡特基督新教机构培养出来的群体之外，埃及科普特人也值得一提。这是一个非常小的团体，主要研究科普特教会的历史和埃及的历史，他们中有一人因其成就脱颖而出，即艾伦·米哈伊尔。他之前负笈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过系统训练后成了奥斯曼历史学家，现在在耶鲁大学任教。艾伦·米哈伊尔还撰写了一系列有关中东环境史的获奖书籍。他的工作被广泛称赞为开创性的。与大多数埃及裔奥斯曼历史学家不同，他广泛地使用阿拉伯语和土耳其语的档案资料。他的研究重点并不像其科普特同胞那样，仅限于对科普特人以及埃及科普特教会历史的特殊兴趣。

▲FranzRosenthal

▲DimitriGutas

▲BernardLewis

谈到少数族群的研究兴趣和倾向时，还必须提到什叶派穆斯林学者。据我的观察，他们倾向于关注中东思想史中理性方面的主题，如哲学和科学史，而这可能不是一个巧合，因为新柏拉图主义思想对什叶派及其分支伊斯玛仪派有着深远的影响。（向听众解释此特点的一个简单的方式是伊斯兰教两大教派所持的相反立场，即正统逊尼派传统上强调教法和“被传授的”知识，而什叶派则强调“获得并证实的”真理主张，而这是获得天启的另一种方法。两派不同立场背后的政治主张非常明确）我举个例子吧，穆赫辛·马赫迪（在芝加哥大学与哈佛大学任教）是伊拉克什叶派穆斯林，他曾在贝鲁特美国大学（AUB）和芝加哥大学接受教育，他写作过有关法拉比（al-Farabi,卒于公元951年）和铿迭（约公元801年至873年）这两位最早的阿拉伯哲学家的论文。这一趋势似乎仍在继续，因为许多什叶派背景的阿拉伯学生和他们的非阿拉伯什叶派同侪一样，倾向于在他们所定义的“思想史”范围内写作论文，与此同时逊尼派的学生倾向于关注宗教本身教法。当然，上述是我非常简单且笼统的观察。

谈到贝鲁特美国大学（AUB），我还应该提到开罗美国大学（AUC），它们是年轻阿拉伯学者和未来领导人的培训基地，不论其是逊尼派穆斯林、什叶派穆斯林还是任一教派的基督教徒，他们都可进入这两所大学，先在开罗和贝鲁特接受良好的教育，随后进入美国和欧洲的高等项目，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这些阿拉伯裔移民的兴趣和方法与其领域本身一样多样化。

那么逊尼派穆斯林学者呢？毕竟他们仍然是中东国家阿拉伯研究的中流砥柱（当开罗美国大学的阿拉伯教师分裂为逊尼和科普特两派时，没有任何什叶派穆斯林在贝鲁特美国大学阿语系中获得教职），在美国学界则愈发如此。

与在欧洲接受教育的老一代阿拉伯基督徒学者不同，许多阿拉伯逊尼派精英在美式教育体系中接受训练。历史学家塔里夫·哈立迪在芝加哥大学取得其博士学位（Tarif Khalidi，原先在剑桥大学，现在在贝鲁特美国大学），而他的侄子拉希德·哈立迪（Rashid Khalidi）曾在耶鲁大学和牛津大学（师从霍拉尼教授）接受教育，现在则是中东现代历史教授，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爱德华·萨义德讲座教授”（Edward Said Chair）头衔的首位拥有者。叔侄两人来自一个传奇的巴勒斯坦逊尼派学者家族，该家族在耶路撒冷的家族图书馆藏有大量珍贵书籍和手稿。

说到一流的逊尼派穆斯林学者，芝加哥大学阿瓦隆基金会伊斯兰思想学荣休教授瓦代德·高迪（Wadad Kadi）也值得一提。她在贝鲁特美国大学获得了学士和博士学位，并在图宾根大学进行了一段时间的研究。她的著作聚焦于古典阿拉伯散文和中世纪阿拉伯文化思想。她曾担任美国东方学会会长，并长期担任芝加哥大学近东语言与文明系主任，还曾在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任教。她是一位鼓舞人心且要求很高的老师：在学生论文中，她使用六种颜色的笔做标记，每种颜色表示一种类型的错误：“音译”、“翻译”、“事实”、“参考”以及“逻辑”等等。她的学生都训练有素，现在在一些一流的美国和欧洲大学的阿拉伯—伊斯兰研究项目中任教。

谈到我认为是导师和朋友的高迪，还有两点可能也值得关注。先是阿拉伯研究的贝鲁特美国大学“门派”是将基于语文学的东方学与阿拉伯人学者对其自身传统的深入了解相结合，而这如今在西方被证明是一种经过实践检验的，极为可靠的进行阿拉伯研究的有效方式。其次，近年来，高迪和耶鲁大学一位年轻训练有素的文学学者比拉勒·欧法利（Bilal Orfali,此人现在是贝鲁特美国大学阿拉伯语系主任，该系在阿拉伯国家学术界的地位相当于北大中文系）开始了一场“运动”，鼓励在西方学术界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工作的阿拉伯学者在使用欧洲语言之外，还应用阿拉伯语撰写论文并将其出版，以此努力弥合西方学术界和阿拉伯国家学术界之间的差距。

至于犹太阿拉伯学者，在欧洲的阿什肯纳齐犹太人（如刘易斯与罗森塔尔）长期以来一直在上述的东方主义阵营内工作的同时，来自中东特别是伊拉克，讲阿拉伯语的塞法迪犹太人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其中几位杰出的学者（以文学研究者为主），是以色列阿拉伯研究的骨干，而他们之外的一些人在美国学术界找到了归宿。他们是一个走向湮灭的悠久传统的最后遗存。

报：您在讲座中一再强调自己是偏爱“东方学家”的研究路数的。不过自从上世纪70年代以来，传统的“东方学”研究——即重视古典文献，偏重严谨的语文学训练和研究的范式逐渐过渡为广泛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的“区域研究”，在您看来这个转型的内在原因是什么？它所带来的研究方法上的创新或者局限表现在哪里？而在实际研究中，如何做到在两种研究范式（东方学-社会科学）之间保持平衡？

郭黎：这是一个复杂的话题。我只能结合自己的经验和观察简要介绍。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身份政治”的图景迅速发生变化，“语文学家”这一身份标签迅速成为学术界中一个微妙的贬义词，尤其是在美国。现在，从基于语文学的东方学与社会科学导向型的“区域研究”之间的过渡、转化或分离已成为现实。促成这般变化的因素多而复杂，思想上有后殖民话语体系、萨义德的东方学批评等等；政治上则有民权运动、女权主义和多文化多元主义等等。这种变化也与社会科学中每个学科的发展有关，例如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因为新的概念框架已经出现，以取代旧的概念框架。

在对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世界的研究中，绝佳的例子是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的一个有影响的理论——“宗教作为文化系统”。他在《伊斯兰观察》（Islam Observed,1968）和《文化解读》（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1973）中具体阐述了该理论，而这两本以印度尼西亚和摩洛哥作为案例研究的书中没有涉及任何两国的伊斯兰教相关文本。很明显，这种趋势不利于基于文本的东方学的发展。

在当今美国学术界，专业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我有时会发现自己很难指定我的“专业领域”。我是阿拉伯学者吗？还是文化史学家（像许多志同道合的同行那样称自己）？这让我想起了我还是研究生时的一次谈话：在讨论论文主题时，季米特里·古塔斯（Dimitri Gutas）警告我说，我学术身份的标志是根据我将要撰写的论文的主题来决定的，我可能因此成为“文学学者”、“历史学家”或“伊斯兰教学者”等等。这听起来非常片面且任意，但我的同学们传统上的确是在近东语言与文明系里工作，或在文学系、历史系以及宗教研究系任职。所以这不仅是我老师所认为的，是人为强加给“专业领域”的分类方式，而且也是此种身份认知的现实。（我插一句，罗森塔尔和古塔斯——他本人意识形态上是一位坚定的、亲巴勒斯坦的“萨义德主义者”——两人就古典和希腊—阿拉伯传统的知识分类问题上写了大量的文章。伯纳德·刘易斯也值得一提，他是普林斯顿大学著名的历史学家，其在1980年代期间与爱德华·萨义德就东方学展开了激烈辩论，由此构成了一篇包罗万象的文章，其中包含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抒情诗[Ghazal]的翻译，此书已于最近出版。）

不管怎样，这种业已发生或正在发生的变化是真实可见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甚至完全更改了其东方研究系的名称（现在称为近东语言与文明系，NELC）。即使像耶鲁大学的近东语言与文明系这样的地方，也不能再承受外界的过分关注。20世纪90年代，当我还在那里的时候，该部门实际上要求研究生参加一定数量的系外课程。对于现代中东历史，我在历史系同一位研究前现代和现代伊朗以及什叶派思想的专家一起学习。我还坐在耶鲁神学院的穆斯林—基督徒对话课上，该课程由一位著名的研究教会和世界传教相关主题的历史学家任教。但我一点都不喜欢学校这样搞，但系里要求这样做的理由很明确。

谈到“区域研究”，几乎所有一流的美国大学都有一个“中东研究中心”，作为一个“守旧派”和“革新派”共存的机构中心。这些中心除了获得所属大学的财务和行政支持外，还获得美国联邦政府资助。以芝加哥大学为例，中东研究中心（CMES）汇集了近东语言与文明系（NELC）——人员主要来自该系、历史系、人类学系、社会学系、音乐系、神学院、比较文学系和艺术史系等院系的教师，并授予本中心的跨学科硕士学位。芝加哥大学中东研究中心的研究生可以与近东语言与文明系以外的其他院系的教授（仅授予博士学位）合作。该中心组织语言沙龙、文化活动、研究生会议和系列讲座，同时因为中心与各政府机构关系密切，它还提供职业规划与就业服务。

这种趋势也体现在组织上。就历史而言，长期以来，在大多数大学中，研究任何时期前现代阿拉伯的历史学家传统上都在近东语言与文明系（NELC）任职，而现代中东事务专家则在历史系工作。院系设置上的二分法反映了对培训、方法和专业方向差异的认识。一个极端的例子是芝加哥大学，近东语言与文明系设置在人文学院内，而历史系则在社会科学学院内，这样即使是现代中东历史学家也是在近东语言与文明系任职的，但是这种严格的专业划分在其他学校则变得越来越模糊。这样划分通常仅仅是出于行政方便。我认为目前的最佳状态是近东语言与文明系和中东研究中心共存：前者继续是以语文学为导向的学术精英强系，后者则负责为前者提供学术上的基础。现在许多一流大学都有此种双轨制，但就我所知，只有哈佛大学的中东研究中心能授予博士学位。同时，这种双轨制也影响语言教学：在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学生可以在本科和硕士阶段学习现代标准阿拉伯语（MSA），并在博士生阶段参加独立的古典阿拉伯语课程。当然，并不是每所大学都有资源这样做。在我自己的大学里，自去年起，我们除了教授四年的标准阿拉伯语，也开始教授古典阿拉伯语。

关于两者研究方法的优点和缺点，正如他人所说的，“这取决于你向谁发问”。因为一个人可以代表东方学或社会科学中的任何一方参与辩论。对我而言重要的是，最好的工作是在平衡和融合两者所用的研究方法时完成的。罗森塔尔的例子正好说明了以语文学为导向的研究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就（毕竟伊本·赫勒敦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位社会学家）。

此外，我还想讲另一个很好的例子，那就是史蒂文·卡顿所著的《我召唤也门的群峰：北也门部落文化实践中的诗歌》（“Peaks of Yemen I Summon”:Poetry as Cultural Practice in a North Yemeni Tribe,1990）。在这种也门部落诗歌的民族研究中，史蒂文·卡顿揭示了一个丰富的民俗体系，其中诗歌既是艺术创作，又是政治和社会行为。卡顿借助他在北也门三年的实地调查研究，通过分析三种诗歌类型及其在婚礼、战争调停与国家政治话语中的运用，阐明了诗歌在也门社会中的重要性。

卡顿挑战西方文化中的假设，即政治诗歌很少能超越打油诗的范畴，将一类诗歌发展成文化实践。他所作的这本书被誉为真正开创性的作品，在社会科学界中赢得了无数奖项。对我而言，这也是一部宏大的语文学著作，因为他在书中对也门诗歌进行了细致分析，对阿拉伯语韵律和诗学展开了详尽讨论。此书饱含知识，令人着迷，且具有理论上的复杂性和语文学上的敏锐性，以至于经常被研究阿拉伯古典诗歌的学者引用，作为阿拉伯口头文学传统和诗学持续至今的证据。在“跨学科”一词经常过度使用的世界里，这确实是跨学科的杰作。卡顿在芝加哥大学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在那里他还在近东语言与文明系学习了阿拉伯语和古典阿拉伯诗歌，而这是训练中的一个梦幻组合。

最后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对语文学的争论不仅仅是学术上的争论，而且也是美国国内长期持续的且正在进行的“文化战争”的一部分。我在圣母大学的同事，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特纳就该问题撰写了大量文章，关于古典和闪族语文学在构建现代美国宗教和文化认同以及知识分子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和两者对其态度的变化。艾伦·布鲁姆在1987年出版的  《美国精神的闭锁》（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一书也值得一提。此人倡导以经典著作进行教育的理念，并因批评当代美国高等教育而闻名。

文化战争目前进入了新的回合。在政治方面，保守阵营推波助澜。一些右翼专家如格伦·贝 克 尔（Glenn Becker）考 虑  到大学生在学识上不符合进行研究的标准，甚至敦促大学生不要去参加“名称含有‘研究’两字”的课程，因为这两字已经被用滥了。事实上，包括“区域研究”在内的“研究”项目已经经历了重组和颠覆的过程。俗话说：“老的东西是新的，新的东西也是老的”。

同时，东方学对自身的颠覆也正在进行中。毫无疑问，爱德华·萨义德对东方学的批评对我们的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由于萨义德只关注英国与法国的东方学研究，而忽略了德国的东方学研究，因此其论点仍存有争议。这是因为德国东方学与英国和法国东方学之间有着很多细微差别，而这些都必须被区别和加以评判。

我自己的研究为这场对话提供了一个例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长期以来德国学者“垄断”了对伊斯兰世界，特别是埃及的皮影戏的研究。我的研究表明，德国东方学界对埃及皮影戏所做的开创性工作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而且这些德国学者的动机和方法并不符合萨义德对“东方学”的刻板印象。事实上，最近有关德国东方学的新出版物激增，且其观点和视角非常有趣。所以此事尚未盖棺定论。

报：在阿拉伯文化研究内部，因为使用语言的不同还可以细分为阿拉伯语、波斯语、突厥语三大部分，而蒙古帝国时期这三部分之间交流的密切程度超越以往，达到高峰。因此阿拉伯语（马穆鲁克史），波斯语和突厥语研究者之间经常需要参考彼此的研究成果。不过根据我个人的印象，原先这三部分的研究往往恪守自己研究的领域（如《剑桥伊朗史》的编写者Boyle,Lambton等人在研究中利用的主要仍是波斯语文献）。不过近20年来，各个领域之间的界限有逐渐模糊的趋势，如芝加哥大学约翰·伍兹（John W oods）门下的年轻学者（J.Pfeiffer,S.N.Yildiz等）在研究中均能同时使用上述两种甚至三种语言的文献；而在日本学界较年轻的一批学者中，也能观察到这个趋势。您和芝加哥大学这批学者很熟悉，请问您是如何看待和评价这一趋势的？这是否意味着对今后要进入这一领域的博士生，在语言训练和学术视野上会提出更高的要求？

郭黎：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事实上，如果我们读一下早期东方学家的自传，尤其是奥地利和德国的东方学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已经掌握了三门语言。法语和英语东方学界的情况稍有不同，他们更愿意去掌握阿拉伯语和波斯语。无论如何，东方学者基本都具有以至少两门语言（如果不是三门）进行工作的能力。人们可能会觉得有趣的是，极负盛名的阿拉伯文学史著作的作者，R.A.尼科尔森在剑桥大学担任波斯文学学会的主席。这种对多语种能力的重视也反映在传统近东语言与文明系的要求中。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学科重点和优先事项逐渐转移至其他方面。在一流项目中，对多语种的要求可能在默认情况下仍保持不变，（人们经常开玩笑说近东语言与文明系的课程至少有一百年的历史了），但该要求执行的力度各不相同。

在我看来有两点要做：

第一，语言习得与定期的集中训练有关。鉴于近东地区长期以来的各族裔和各语言共存且互相影响，因而多种语言（和某一语系或语支）占据了突出且具主导性的地位。因此，研究早期伊斯兰教的学生应该掌握一些闪族语言的知识，尤其是叙利亚语（阿拉米语）。对于研究早期的伊斯兰化的埃及，犹太—阿拉伯和科普特语则极为合适。对于研究古典伊斯兰教的学生来说，波斯语非常重要，因为“波斯化”

（Persianate,此处使用了马歇尔·霍奇森[Marshall Hodgson]的术语）在塑造伊斯兰知识遗产方面发挥了作用。至于研究之后的“后古典”时期的话，即马穆鲁克、伊利汗国与蒙古时代，必须再加上土耳其语，正如你所指出的那样。毋庸置疑，在阿拉伯文化研究领域，阿拉伯语仍然处于中心位置，而且是必不可少的。

▲珐琅制镀金瓶，13世纪

第二，就对培养研究13至16世纪中东历史的研究生而言，最佳做法是在所有三种与阿拉伯世界历史相关的主要语言教学水平较高的学校开展相关培养项目。在这方面，我必须说普林斯顿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是其中最为出类拔萃的，这要归功于他们在阿拉伯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这三门语言的高质量教学水准：不仅有大批熟悉每种语言的专家（芝加哥大学拥有三位波斯语正教授），而且也有许多教员自己掌握多语种材料。反过来，教师的水平也会影响研究生的训练。

以你提到的朱迪思（Judith Pfeiffer）和莎拉（Sara Yuldiz）为例，当我在1990年代中期在芝加哥大学认识她们的时候，她们正与研究帖木儿帝国和中亚的历史学家约翰·伍兹以及卓越的奥斯曼历史学家，“麦克阿瑟天才”奖获得者康奈尔·弗莱舍尔（Cornell Fleisher）。

在美国学术界有一种说法，有两种美国青年在研究中东：石油公司高管与外交官的儿子以及传教士和犹太人。伍兹和弗莱舍尔也是如此，他们分别是石油公司高管和外交官的儿子，他们在中东待过很长一段时间，并由此习得了语言技能——伍兹是在伊朗，而弗莱舍尔是在埃及和土耳其。之后他们进入普林斯顿大学读书，而普林斯顿大学除了阿拉伯语之外，对于波斯语与土耳其语的教学研究也有自己的悠久传统。这两个人都能很流利地使用两种或三种语言交流或工作（弗莱舍尔在任职于芝加哥大学前曾在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阿拉伯语），而他们的许多学生都跟随着导师的步伐。朱迪思和莎拉是目前各自领域内冉冉升起的学术新星，两人都在做一些尖端的研究。若没有必要的语言技能作为工具，要做到这些是不可想象的。

你的观点很正确，因为未来专攻13至16世纪中东和中亚历史的研究生的培养，至少需要通晓两门语言（理想状态下是三门）并能够用它们进行工作，这是获得优势的关键。当然，像普林斯顿大学和芝加哥大学那样，“奢侈”地聘用由各种语言的顶尖专家组成的豪华阵容来培养学生，只有少数一流大学才能做到。但对于有抱负的学生，通过其他方式学习语言也是一种明智的做法。

美国阿拉伯学界图景

◆东海岸：

哈佛大学：思想史、古典文学

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史、伊斯兰研究

耶鲁大学：思想史、希腊—阿拉伯、古典文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现代文学、伊斯兰研究

哥伦比亚大学：伊斯兰教法、文学、现代阿拉伯研究

纽约大学：伊斯兰教法、古典文学（纽约大学阿布扎比研究所也值得一提，它有雄心勃勃的阿拉伯文学系列丛书计划，旨在以阿拉伯文和英文出版所有主要著作）

乔治敦大学：现代阿拉伯研究、社会语言学、古典诗歌

◆中西部地区：

芝加哥大学：早期伊斯兰教、伊斯兰思想、古典诗歌

密歇根大学：社会史、伊斯兰研究、文学

◆西海岸：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在阿拉伯语研究方面有着悠久的历史：伯克利分校因其在社会历史、通俗文学和比较文学（安达卢西亚的阿拉伯—西班牙诗歌）方面的成就而出名，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则因其在早期伊斯兰教的和古典阿拉伯文学的成就而闻名。然而，加州大学的系统受到经费削减和管理不善的严重困扰。据我所知，其阿拉伯语的项目面临着一些困难。

在语言教育学和社会语言学方面，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埃默里大学、杨百翰大学和明德学院也都值得一提。

采访：邱轶皓
翻译：上海外国语大学 胡甄卿
编辑：王秋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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