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全集》初版的一场战时风波

▲生活书店关于《鲁迅全集》的预约通知

生活书店总店自1937年9月由上海迁往武汉并改为总管理处后，现金流短缺一直是个问题。总管理处在1938年7月30日向分支店及办事处发出通告：

本店预约鲁迅全集计一千三百部，应付国币一万六千三百八十元，除已汇出三千三百元及新华透支五千元（八月须划还）外，尚须续付八千余元，八月底又需结付版税约七千元，暨生活日记造货款一万四千余元，需款浩繁，务希各店将现款集有成数随时汇寄，以应急需为荷。

当时，生活书店总管理处还在武汉，虽然各地网点已经铺得很开，但毕竟处在“战时”，销售或结款都不在一个常态下可期可预。于是，各分支店预约的《鲁迅全集》款项不能及时上缴，再加上1939年度的《生活日记》正待开印，造货款不能及时支付，显然也是一个难题。这种窘状，想来已经受到《鲁迅全集》出版方、《生活日记》承印厂的压力了。

不知是否因为汇款不及时，生活书店8月6日出版的《店务通讯》曝光了《鲁迅全集》预约的周折：

鲁迅全集预约事，最近各店均已陆续将定单集中寄交粤店，业经统计结果，至少需预约一千三百部。经一再电沪要求重版，复社以全集再版版税增加，成本提高，不拟续印，除已交到之四百八十部外，余均一律办理退款，或掣给优待凭单，在将来重版时仍得享受预约价优待权利。我店为顾及双方信誉及读者利益计，经与该社驻汉负责人几番交涉，又数次电沪婉商，结果需每部增加预约费二元，否则决不重印。据粤港方面传来消息，该社疑我店塌便宜货，多为预定云。兹又经一再声明，根据实际情形交涉，并在短期内将预付款如期付清，该社已允即日重印装运矣。

生活书店很气愤！被复社怀疑塌便宜货，多报预订数企图囤积，待重印涨价时出售，以谋大利。

《鲁迅全集》初版印数究竟多少

这里，还出现了一个问题，复社《鲁迅全集》初版一印究竟印数多少？除了已经发给生活书店480部之外，是否因为货款未到而暂缓发货？还是因为著作权方不同意重印而只同意再版，再版则需增加版税，这么复杂。交涉后，双方同意每部增加预约费二元再印，“全为文化而工作”，生活书店在9月3日的《店务通讯》中再次披露了这件很不愉快的事情：

“鲁迅全集”前以初版书售完后，复社不拟重印，在四百八十部发齐后，所有不足之数，由本店凭预约单一律发还定费，几经将我店在发行上、信誉上种种困难与之解释和交涉后，始允再版，照我店预约总数改为一千三百部发齐。最近忽又生变故，据称因再版时版税提高，纸张涨价，成本加重，至少每部需增收二元，方能付印，拟用复社及我店名义，会同刊登广告或发通告，每部加预约费二元，否则一律退还定费，我店此次担任全集预约，一切条件均照复社提出者，一字不易予以签订，全为文化而工作，殊知竟发生如许波折，使我店对读者发生不良印象，现尚在交涉中。

这次的说明，显示涨价二元不仅仅是版税，还有纸张涨价、成本加重等。那么，这增加的二元由谁承担呢？让各地的订户“每部加预约费二元，否则一律退还定费”，这不大像话，“现尚在交涉中”。

9月17日，第二十六号《店务通讯》在“出版消息”栏中介绍：

鲁迅全集加价事，经港店与复社张宗麟先生几经交涉，据理力争，该社仍蛮横无理，非加二元不可，最后由我店牺牲，每部补贴复社亏本款一元，共一千三百元，全部款项计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元，限二十日前完全付请，闻书已通知上海运发矣。

蛮横无理的复社，经过多次交涉，张宗麟先生终于妥协，这个妥协还得益于在港的双方朋友如杜重远、茅盾、萨空了诸先生从中调解后才有的结果。条件是：生活书店同意每部补贴一元（含之前的480部），一共补贴1300元；所有款项限在20天内全部付清，“闻书已通知上海运发矣”。这个消息，有点悬念，生活书店未闻书已加印，而是“闻”在香港的复社张先生通知上海运发。

9月24日，《店务通讯》披露了1300部的订户资料显示，《鲁迅全集》通过生活书店在内地18个分支店预订了1302部。

战时邮路不通地区如何取书

生活书店在10月8日告知各地分支店：“鲁迅全集闻港复社已得沪电，全部可在本月初运抵港粤。”接下来的事情更麻烦了。港粤的读者可以取书了，但对于交通不通、邮路不畅的其他区域，如何使订户获得？

1938年10月15日《店务通讯》刊出《鲁迅全集另定通告读者取书办法》：

鲁迅全集经再四交涉结果，已由复社允予再版，补足一千三百部。该书已电由上海分别运往港粤两地。惟以广州邮局路局，停收汉、陕各地邮件，同时汉、陕交通线，目前因平汉路遭切断，暂时无法寄递。一方面为顾及读者查询与盼望起见，由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及复社在十月十九日（鲁迅逝世二周年纪念日）在以前登过预约的广告之各地报纸，刊登一启事如下：

“鲁迅全集全书出齐，敬告定户：

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与复社印行鲁迅全集，全书二十巨册，计七百万字，普通本与纪念本两种，均已完全出齐，陆续运抵港粤。惟因卷帙浩繁，邮局拒绝运寄内地。兹特拟定变通取书办法如下，望各地读者谅解战时运输困难情形，加以鉴原。（一）全国各地普通本定户均请一律向上海远东图书公司或香港、广州生活书店，凭定单取书。其不在上海、香港、广州者，请委托亲友代取，但至迟以十一月底为限，请在限期内领取。（二）凡无法在上述三地取书者，只能将原书存储上海、香港，俟邮运恢复后，再行邮寄，届时当再登报通告。（三）纪念本定户由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另行发信通知取书。（四）普通本定户请向各地生活书店接洽。（五）纪念本定户请向香港邮箱一六二九号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接洽。”

根据上面的启事，我店办理时注意下列数点：（1）预约定户收款为十六元者，在自取时，应退还二元邮费；（2）能通邮处尽可能分别照寄；（3）自取定户来接洽时，应请留一通讯地址，将来变动时必须来信通知，以便随时通知取书；（4）全集预约截止期为七月十五日，在期满后预约者只得婉言退款（外埠须以邮戳日期为凭）；（5）各店预约单，请集中寄粤店，如有改邮寄为自取或改自取为邮寄，除在存根留底外，应随时通知粵店；（6）代登广告费请速转寄总处，俾便在香港与该社结算。

同期《店务通讯》还刊出《预约鲁迅全集之困难重重》，似乎是想把所有的委屈都说出来：

我店代理预约鲁迅全集，当初由徐先生与复社代表人胡愈之先生商订办法，并由港店甘蘧园先生与复社驻港代表王纪元先生就近接洽一切，订定办法：预约价十四元，另加邮寄费二元（粤港沪自取者不收），各地本店代预约者，除香港部分由沪直运外，其余悉运广州，由粤店分别寄发。该书原定六月底截止预约，旋由汉店通知展期半个月至七月十五日截止。但预约截止以后，因事先总店并无周密规定办法通知各店，故粤店接到各店之预约通知单，除一小部分外，其他颇多延迟寄到或手续错误——尤其是汉店。遂使预约总数无法及早正确计算。影响到复社方面发生种种不谅解，并且连累到迟缓发书，实在感到许多不便。直至九月初，粤店始将全部通知单集齐，合计各店预约总数为一千三百零二部，可是与我店和复社最后交涉预约一千三百部之数还差二部，现在实际上除去港店预约出三八七部已有一部分收到外，粤店方面截至最近共收到第一期书（全书二十册，分三期出齐。第一期出版第二、四、十二、十三、十七，共五本）二九一部；第二期书（第一、三、五、六、七、十一、十九共七本）二○一部；第三期书（第八、九、十、十四、十五、十六、十八、廿，共八本）一九六部。核计与应收九百十三部之数还相差甚远。当粤店收到第一期书籍时，本拟除去门市预约户外，先寄偏远之处，俾可减少日后邮递之困难，但当时外埠通知单多数还未寄来，而事实上又不容积不办，因之先将梧桂湘滇蓉数处较早通知之一部分定户、设法寄发。不过，现在待发第三期书，邮递更无办法，此一部分定户已发而未齐者，顾难预算何日可以寄完，更不知何时才可到达，今后粵汉路邮递困难势必有增无减，广州局势亦难预料，将来须续寄之六百余部（每部七个邮包，合计有四千多个邮包）预约书，诚不知如何结局也。

还是难事，到货地只有香港、广州，但又不是整套书一起到货，分了三期，于是“又不容积不办”，但交通变数太大，有的地方发了一期发不出二期，发了一二期发不出三期，有的则出现了预约者失联等等状况……

之后，12月24日的《店务通讯》再告：“预定者可直向沪港本店取书，如有因领取不便，而欲退款者，亦可照办。”

1939年1月24日，总管理处向“分店科代简”：

本店代理预约鲁迅全集，除沪、港两店外，其余原拟由粤店收转分发。现查广州失陷时一部分该书未及取出，而大部分尚在沪、港两地，寄递亦极困难。以后各分店遇有定户催询，请婉为解释，万一定户坚欲退定者，可凭原定单退款，惟退定后请将定单号码、定户姓名通知本科，以便注销，而免错发。倘有改寄地址或查询事项概请与本科接洽。

1939年4月29日《店务通讯》（第四十六号）介绍：

“鲁迅全集”未寄定户，现已拟具五项办法，分别通知。以后遇有改寄地址或退款等情，盼即通知渝店发行科登记，以免错误。

此项工作的善后已由重庆分店发行科接办了。想来，后遗症很多，而且成套的、不成套的都有很多，以至于1940年5月30日《店务通讯》（第九十五号）在“文化拾零”栏目刊出：“塔斯社电讯告诉我们：苏联到去年为止，普希金全集印数达二千九百万册；高尔基全集三千九百万册；托尔斯泰全集二千万册；柴霍甫全集一千五百万册（全用六七十种文字印出）。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自己吧：我们也有一位值得傲视于世界的一代文豪——鲁迅先生，他的全集至今行销了多少呢？据悉，印数只有四千部！”余下还可记述：生活书店销售了1300多部，占了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强，为传播鲁迅精神作出了贡献。

1939年7月15日《店务通讯》（第五十六号）披露，在参与重庆各界慰问出征军人家属，发动各家属写信慰勉前方作战亲属将士时，总管理处“闻某同事个人已超过八百封，有奖《鲁迅全集》之希望云。”也许，起初在发动员工写信慰问制定奖励办法时，把奖励《鲁迅全集》作为一个大奖了，有些高不可攀之意。

友谊的小船在经济大潮中说翻就翻

回想一番，当初是由胡愈之代表复社与生活书店徐伯昕谈妥的。胡愈之既是生活出版合作社（简称“生活书店”）的社章起草者，也是“悉心臂划独多”者，“本店的最有功勋的一位同事”。那么，遭遇这个预订数减发的事情，胡先生也一直在上海、香港、武汉等地宣传抗战，未见为生活书店出力的记载，令人有些遗憾。当然，双方都是关联方，似乎也难以决断。

复社作为一个纪律性不强、人员变动很大的松散组织，眼见初版印刷后销势看好，生活书店预订款又未及时回笼，试图减发或重印加价。在商言商，也不是一件难堪的事。重印加价，是许广平提出版税要涨、印刷工价要涨、还是纸张在涨或者运费在涨？都有可能。但最终还是每部涨了一元多（原定支付16380元，实付17680元，多付1300元。照理第一批到货的480部应为原价，也就是820部涨了1300元，约合每部涨了1.58元），都是事实。

友谊的小船，在经济大潮中说翻就翻。最可惜的是前方战事吃紧，延误发货，直接使一些订户因邮路中断而不能及时收到心仪的《鲁迅全集》。

作者：汪耀华
编辑：朱自奋
责任编辑：金久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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