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记忆 | 1976年，我在毛主席纪念堂设计雕像
▲作者为后排右一
【导读】王志强是国家一级美术师，1976年赴北京参与了毛主席纪念堂的雕像设计工作。今天正值毛泽东同志诞辰125周年纪念日，报APP发布王志强先生的这篇回忆文章，记述一段不为人知的上海艺术工作者为毛主席纪念堂做贡献的故事。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举国上下沉浸在万分悲痛之中。
1976年10月8日，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建立毛主席纪念堂。11月上旬，上海市文化局收到文化部的函，要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派两名雕塑家参加《毛主席纪念堂》雕塑创作。我和老师李唐寿十分荣幸被挑选进京。陈逸飞等同事得知此消息后向我俩表示热烈祝贺。陈逸飞说：这是你们的喜事，也是单位的喜事！他和另两位同事快步到办公室，领了一张大红纸在办公室立即写了喜报，红纸上的墨汁还未干透就急匆匆拿起浆糊桶和浆糊刷，跑向长乐路165号大门口，在黑色的大铁门上贴上喜报，当进进出出的同事看到大红喜报时，似乎和我俩一样沉浸在欢乐中……
接到进京通知的第二天下午，文化局派了一辆面包车为我们送行，工宣队、军宣队和主管文化局社美处的领导把我们送到候机楼贵宾厅，再三叮嘱我俩要为上海人民争气，出色完成创作任务……直到广播中通知我俩该上飞机时，他们才与我们握手告别。
《毛主席纪念堂》雕塑组设在国务院第二招待所，由中央美院、浙江美院（现中国美院）、鲁迅美院、广州美院、上海油画雕塑创作室、北京建筑艺术雕塑工厂等八家单位20多名老、中、青雕塑家组成。我当时只有32岁，是组内作年轻的。组长由中央美院党委书记、著名雕塑家盛扬教授担任。我组的任务是：设计纪念堂北大厅的毛主席坐像以及设计纪念堂南、北门广场各两组群雕。纪念堂整个工程包括雕塑工程，必须在1977年8月前竣工。时间紧、要求高、任务重。组内每个雕塑家都怀着对毛主席无比崇敬和爱戴的心情，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全力以赴，拼命工作。
进京后三天内，我们每人都拿出了25厘米高、用橡皮泥做的毛主席像构图稿。全组人员对每一件构图稿一一“过堂”，认真讨论研究，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毫无保留地谈自己的意见和设想。然后集思广益，取长补短，民主集中，归纳了四份送审方案稿。组内20多人即分成四组，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以最快的速度，日以继夜地工作，突击完成了四尊高40厘米、姿态不同、艺术风格各异的毛主席雕塑稿，送中央挑选。1976年12月中旬，毛主席坐像经中央审定后，由三位组员代表大家立即在两周内制成1.4米高的正稿（放大用），再按正稿放大成2.8米高的大稿。
毛主席坐像泥塑大稿的放制工作在北京建筑雕塑厂雕塑大厅内进行。因放制大稿不需要太多人，盛扬组长决定由孙家彬、叶毓山、张松鹤、白润生、李祯祥、沙志迪、蔡修齐和我，投入毛主席坐像的泥塑放制工作，其他人投入纪念堂广场上四组群雕设计的工作中。我们八人团结成像一个人，心朝一处想，汗往一处流，劲向一处使，在短短两周内完成了毛主席坐像泥塑整体造型任务。因纪念堂广场四组群雕创作时间也十分紧迫，工作任务相当繁重。盛扬组长把沙志迪、蔡修齐和我调去搞广场群雕设计，留下五人继续深入塑造，直至被中央领导审定。
毛主席坐像泥塑审定后，即翻制成石膏像，以石膏像为准，采用北京房山所采的汉白玉，经北京建筑雕塑厂数位石刻高手合作奋战三个月，雕刻成汉白玉毛主席坐像，安置在纪念堂北大厅中央。
广场上的四组群雕是纪念堂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连续开了几天创作会议……谈着谈着，有一组员站起来大声说：“我们这样谈下去，可能收效不大！还不如发动全国各地的雕塑家大家参与，群策群力，这样收效一定又快又好……”大家认可这个好办法！盛扬组长即向上级汇报并得到支持。于是八个参与单位都派一人，拿着文化部介绍信回各省市发动各地雕塑家参与四组群雕创作。一周后纪念堂雕塑组派出的八位组员个个满载而归，四川、广东、东北、西安、杭州、上海都以快件运来七八箱设计构图稿，一路上客运站都开绿灯，一帆风顺地运到北京。北京的中央美院雕塑系和雕塑研究所、北京中国雕塑厂雕塑室也送来很多方案……
这样在全国很多方案基础上，确定北面两组群雕表达毛主席一生的丰功伟绩。几天内全体组员齐上阵，赶出两套（八组）方案稿，送到基层，请工、农、兵、学校师生提意见，然后再集体研讨，研讨中又请来党史专家，美术界长者，全国文联、中国美协老领导，请他们观摩设计稿指导创作……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次修改，不怕疲劳连续工作，终于在1977年春节前搞出两套完整方案稿送中央审定。
中央审定的纪念堂广场群雕方案为北广场两组、南广场两组。北广场群雕主题是歌颂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和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胜利的丰功伟绩；南广场两组主题是继承毛主席遗志，建设祖国，保卫祖国，将革命进行到底。当时考虑把各主要少数民族形象放进构图里去。我们组负责保卫祖国主题雕塑创作。
1977年3月上旬，毛主席纪念堂雕塑组通过文化部发函，又从各省调集近80位雕塑家。他们和我们原来组的20多人共计103人，组成一支庞大的群雕放大制作队伍。四组群雕分为四个创作组，盛扬组长委派我任《保卫祖国》创作小组组长，副组长龙德辉。纪念堂雕塑组由国务院二招迁往北京西部的一所大学内进行。参加工作的雕塑家起早贪黑地连续工作……北京市内的工人、农民、解放军战士和民族学院的年轻教师带着自己的民族服装争着为雕塑放制工作义务当模特儿，人人都以能为纪念堂建设出一份力而感到无比荣光。
1977年6月中旬，我室陈逸飞、魏景山也来到我们的工作现场（他们当时受军事博物馆委托，完成大型油画《蒋家王朝的覆灭》，送画至北京）。他俩看了四组群雕后异口同声地表示：真的不简单，在短短三个月内就赶制出来了！而且每个人物造型都不错。最为惊奇的是，这么多人物像是只出于一、两个作者之手，如此统一，实为罕见，真是可载入我国雕塑史册的空前大协作。
6月底，我们出色完成了四组大型群雕的泥塑放大任务。谷牧、李瑞环同志、刘开渠大师等一起审定了泥塑放大稿。
四组群雕审定后，北京、上海和全国各地调来几十位翻模工人连夜翻模。原来这四组群雕应采用花岗石雕凿而成，因石刻工期长，故只得用水泥拌细石、石英砂，仿花岗石制成。当时大家都是一吃完早饭即上脚手架，一直忙到晚上11点左右。
1977年9月中旬，毛主席纪念堂工程建设总指挥李瑞环同志设宴答谢全体参加工作的雕塑家、翻制师傅和工作人员。我代表上海的同志被安排在主桌，李瑞环同志十分平易近人，又很健谈，我们一边尝着美味佳肴，一边听李瑞环同志讲着一个接一个趣闻。当时我们没有照相机，很遗憾没有与李瑞环同志留个影，但包里恰巧带着纪念堂的纪念册，我马上拿出来，请他题写几个字，留个纪念，他即写了“努力学习，不断进步。——李瑞环”。直到现在，我依旧珍藏着这本纪念册。
1977年11月，中央领导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纪念堂雕塑组在京的雕塑家，并与大家一起合影留念。在纪念堂工程建设总结、表彰会上，我组三分之一的同志被评为毛主席纪念堂工程建设先进工作者，大部分同志获得表扬奖状。我也光荣地被评为毛主席纪念堂工程建设先进工作者，这是我一生中获得的最高荣誉。
毛主席纪念堂工程是百年大计的工程，而我组的雕塑是在九个月中赶出来的，广场群雕还是仿花岗石代用品，故纪念堂的雕刻艺术工程一结束，雕塑领导小组立即成立雕塑修改小组，负责群雕的修改工作。刘开渠任组长，我也是修改小组成员。修改工作搞了两年多，在北京、上海、重庆、长沙等地开过好几次研讨会，大张旗鼓地发动全国各地的雕塑家为纪念堂群雕修改献计献策，献上新的设计方案。在这两年中，全国又产生几百件新的设计方案，定期归纳后向中央汇报。1981年中央研究后认为，如广场群雕做大改动，在全国乃至国外都会产生负面影响，最后决定四组广场群雕整体维持原状，不作大的修改。只对北广场西侧群雕进行部分修改，其他就不改动了。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纪念堂大厅中央的毛主席坐像方案，中央选定交腿的方案。坐像交腿还是不交腿，创作中始终有两种不同看法。有人认为交腿像生动、亲切，但与纪念堂庄严肃穆的氖围不够协调。纪念堂落成后，全国人民都来京瞻仰主席遗容，尤其外国首脑和外宾前来纪念堂，交腿坐像显得不合适，有的直言不讳指出：“这有点大国沙文主义傲气……”
后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讨论了这些意见，决定重塑一尊毛主席平腿坐像，把交腿像换下来，并由国务院发函给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授权由其执行。
当时纪念堂雕塑创作组办公室主任韩福裕同志（原周恩来警卫员，后任纪念堂管理局领导）认为执行该决定难度很大：因汉白玉坐像重好几吨，施工必须用大吊车，还要拆门破墙，停止瞻仰活动，影响很大……苦思冥想好几天，他终于想出办法：在坐像周围放鲜花把交腿部分遮掉，坐像在鲜花簇拥中，有“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意境。他说服了管理局其他领导。当得知某天小平同志要来瞻仰毛主席遗容时，他们事先在毛主席交腿坐像四周安放了几层鲜花遮掉了交腿……当邓小平同志向毛主席坐像三鞠躬后，韩福裕走到小平同志身边，把政治局决定换像的来龙去脉和管理局执行换像的困难向小平同志作了汇报，又就现在用层层叠叠鲜花遮挡坐像交腿的方案向小平同志汇报。小平同志一边听一边看着鲜花簇拥的毛主席坐像，思考了几分钟说：“这样效果不错，行！不必换像了。”
据此，纪念堂管理局即向党中央、国务院汇报了小平同志的意见，这样毛主席交腿坐像就不更换了。
回忆那光荣而又艰巨的大型创作，追忆那激动人心的难忘岁月，一股暖流涌上我的心头，真是心潮澎湃，感慨万千……这是我一生中参加的最难忘的集体创作。
作者：王志强（原上海油画雕塑院雕塑室主任）
编辑：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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