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辰生陪同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钱伟长(左)考察三峡文物保护
1995年,谢辰生从国家文物局顾问的岗位上离休,此时他年过古稀,并查出身患癌症。而恰恰这时,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却四处告急,每一道拆迁令,每一条胡同的命运,都牵动他的心,使他无法停下脚步。
2000年,在危旧房改造中,一片片老城胡同在推土机的轰鸣中消失,令文保界扼腕痛惜。
“我小时候住在白塔寺的小水车胡同,回想那时家里一进进的四合院,垂花门、丁香花、藤萝架,真漂亮!”谢老说,“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在全世界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错误的危旧房改造方式,对胡同、四合院大拆大建,推平头、盖大楼,对古都风貌造成了相当严重的破坏。”
他甚至认为,拆掉古建就是拆毁历史。2002年,他和郑孝燮、侯仁之、张开济、吴良镛、罗哲文等25位老专家一起致信中央领导,紧急呼吁“立即停止二环路以内所有成片的拆迁工作”。
2003年3月,谢辰生又两度因四合院的保护问题致信北京市领导,他写道:“四合院是古城的细胞,毁掉四合院,古城的生命也就消失了。”
同年8月,心急如焚的谢辰生再度提笔,写信给中央领导,表达对北京旧城改造的忧虑,呼吁尽快出台措施对四合院严加保护,禁止拆除,并写道:“今后我只要有三寸气在,仍将继续为保护祖国文化遗产而努力奋斗,向一切危害我们党的事业的种种不良现象作不懈的斗争。”最终,国家领导人在谢辰生来信上就历史文化遗产和古都风貌保护作出重要批示,大规模拆除被喊停。
也正因此,北京制定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明确提出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保护原则,并对保护“胡同—四合院”传统建筑形态做出具体规定。可以说,正是在谢辰生和一批文保专家锲而不舍的努力下,旧城改造从此走上了坚持政府主导、公益性优先的道路。
老城改造每到关键时刻,都会听到谢老的声音。故宫博物院院长单霁翔这样评价他:“在一次次呼吁、一封封上书中,许多文化遗迹、名城街区得以存世保全、传承后代,许多错误做法得以及时纠正、惠及后人。”
那些年,许多认识不认识的人都会向他求助,他家的电话也几乎成了民间“文保热线”。
2013年,当他听说始建于隋唐、有1500年历史的陕西韩城古城正遭到破坏,要打造旅游景观,他对此感到非常气愤。紧要关头,谢辰生紧急请求建设部叫停这种破坏。他又致信中央领导,呼吁必须制止盲目重建古城。最终,这封信得到了中央领导的重视和批示,支持了他的意见。“可以说,我们打了个大胜仗。”老先生的语气里满是欣慰。
时至今日,谢老常常回忆起自己在抗美援朝战场,听到祖国慰问团唱的一句歌词:“我保卫什么?保卫家乡,保卫家乡门前的老松树,叫它千年绿来万年青。”在他心目中,文物就是家门前的那棵“老松树”,是他永远的“乡愁”,让他愿意倾毕生之力为之奋斗,为之守护。
▲1995年,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成员商讨《中国古代书画图目》。左起为谢辰生、刘九庵、杨仁恺、谢稚柳、启功、徐邦达、傅熹年
记者手记
青山在,人不老
谢辰生先生曾说:“我痴迷于文物保护,是因为我爱我的国家,爱我的民族。”
如果问谢老的长寿秘籍是什么?这,或许就是他的答案。采访中,谢老的学生告诉记者,身体不舒服时,他常常用手抚摸前胸,表情也有些痛苦,但每当有人跟他谈起文物来,他的状态就会明显好转,似乎忘掉了身体的不适。
2018年,由于身体原因,谢老大幅缩减了工作,但4月出版的《谢辰生口述:新中国文物事业重大决策纪事》,因他在书中详述的新中国文物事业诸多重大决策的过程,以及他从70年文物工作的实践中摸索得来的精深识见,使他再度走入公众的视线。
“他是真正的士,以天下为己任,以民族大义为己任。”这部书的撰写者、南京大学的姚远教授告诉记者,谢老在讲述中多次嘱咐他,务必要讲清楚“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这16字方针的内涵,谢老认为“离开了保护就不可能发挥文物的作用”这一重要原则,是近70年来中国文物工作基本经验的科学总结,应当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
谢老对文物保护的态度,总是那么掷地有声。采访中,最让记者难忘的,是谢老反复数次谈到北京城的保护,几乎在讲完每个阶段的回忆后,都会提一句北京城,如同一个饱经风雨的老人对后辈的絮絮叮咛与嘱托,听了让人为之动容——
“北京城,已经拆了的没办法,没拆的一定不要拆了,必须要保存。”“北京的文物不能再少了,北京城的轮廓不能变。”“北京城仅有的这些东西,剩多少就要保多少。”……
从中我听到了他对古城保护的坚定、坚韧与坚守,听到了他对祖国珍贵文化遗产所怀有的深切的爱!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这是谢老所钟爱的孟浩然的诗句。多少世事皆成过往,只有那些经由他奔走呼吁而保存下的古城与文物,最终沉淀为祖国文化遗产的珍贵记忆,永不褪色。青山在,人未老,惟愿谢老身体康健,仍能以不灭的激情继续守护着祖国的文物与瑰宝。
作者:本报驻京记者 李扬
策划:陆正明
编辑:王秋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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