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数以万计的海外文物回归故土,这篇《回归之路》或许有所启发。
《回归之路》
在近四十年大规模的城市建设的背景下,中国文物流失的情况是非常的严重。相对于正规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而言,这些未经考古发掘出土的文物,都可以归入到流失文物的范畴内。这其中除了很小一部分成为博物馆馆藏外,大部分的流失文物都囤积在大大小小的收藏者和文物经营者手上。相当数量的文物还以各种途径流失到了海外。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至少有超过1000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日本及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其中一、二级文物的数量达100余万件。
在科学的考古发掘时,往往需要详细记录文物出土的地层及出土位置等原始信息。这些资料和信息是开展考古科学研究的基础。而流失文物由于盗掘者的任意破坏,往往缺乏明确的地层和器物共存关系等关键信息。当这些流失文物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时,专业学者普遍不愿意主动去研究这些新出现的材料。这是文化上的巨大漏洞,对中华文明和民族文化的完整性和连续性造成了巨大的缺失。
另一方面,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重要的文化现象的突破和繁荣,许多是来自于一次次的意外发现。如宋代石鼓文和钟鼎彝器的发现,促成了中国金石学的诞生,涌现出《集古录》、《考古图》、《历代钟鼎彝器款识》等一大批重要研究成果。19世纪末期,大量被当成中药材买卖的刻字“龙骨”的发现,直接导致了甲骨文这一文字形态的确立,产生了罗振玉、王国维、郭沫若、董作宾、唐兰、陈梦家、容庚等一大批重要的学者!事实上,当时这些意外的发现并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考古概念,所有的学术成果几乎都是建立在对流失文物的关注、收集、整理和研究的基础之上。
近年来,一些非国有的文化机构通过多方的努力,相继让一些珍贵的流失文物回流中国,并且以开办博物馆的方式让这些文物得以成系列的聚拢、保存和陈列。然而,所有这一切其实只是实现了流失文物在物理空间上的回流,并未真正实现其价值的回归。许多机构只注重流失文物的投资价值,而完全或部分忽视了流失文物的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研究,是这类流失文物无法得到专业学者和权威学术机构认可和采信的重要原因。只有坚决摒弃以保值、升值为目标,摒弃以肤浅的拍卖价格进行简单比对的商业诉求,让流失文物回归到考古类型学的基本学术研究体系中来,才能重新恢复其应有的文化地位。
这里提到的文物上的采信,指的是考古界、博物馆界普遍相信的某种学术事实或学术结论,并以此用来作为研究同类文物的依据。流失文物的回归,本质上就是通过多方学术努力以恢复其可“采信”身份的“回归之路”。至少应该包括三个方面的基础工作:
第一、系列化和专题性的收藏,在藏品达到一定数量后,是可以发生质变的。中国一批新出现的非国有专题博物馆,比如以“建立中国古陶文明坐标”为目标,由路东之先生创办的北京古陶文明博物馆;以收藏越地文物为特点的绍兴越国文化博物馆;以收藏系列中国北朝石刻艺术为专题的深圳市金石艺术博物馆,都是这方面的代表。
第二、公开的展陈是回归的必要条件。在接受观众检验的同时,也给更多的学者提供了深入研究所必要的资料。我们从十年前开始举办专题展。2011年在深圳举办的《永远的北朝——北朝石刻艺术展》历时四年三个月,累计总参观人数超过100万人次。2018年在深圳举办《翟门生的世界——丝绸之路上的使者》,三个月参观人数突破10万人。期间吸引不少海内外的学者专程前来观摩和研究。
第三、围绕系列化和专题性的藏品为研究对象展开跨学科的交叉研究,是通过多方求证达致价值回归的必由之路。我们历时多年精心编撰的《永远的北朝》一书,通过对流失海外北朝围屏石床文物的系统研究,其中的资料和观点被海内外学者在相关学术领域不断引用。今年11月中旬将与日本学界联合举办《翟门生的世界——石刻上的南北朝》学术研讨会,都是往这个方向的努力和举措。目前日本学者研究深圳市金石艺术博物馆馆藏文物的学术论文数量,已经超过了中国学者。我们希望对馆藏文物的研究不仅限于本国的学者,而是欢迎有不同国籍背景和视野的学者来共同参与。不仅仅限于本领域的权威学者,也欢迎跨学科的学者共同参与研究。
由于历史的原因,发达国家的博物馆拥有和保存了发展中国家的大量文物。在遵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0年《关于禁止和防止非法进出口文化财产和非法转让其所有权的方法的公约》的前提下,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学者可以共同加强对这些流失文物的交流和研究,其合作成果可以通过合办展览的形式与发展中国家的民众共同分享。因为这是人类共同的精神文化遗产。
作者:吴强华 深圳市金石艺术博物馆理事长
编辑:郭超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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