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也会发生瘟疫？“红墙医生”回忆中南海医疗保健机构的历史

从卫生所到门诊部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3月5日至13日，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此后，中央军委卫生部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曾多次开会对大家进行思想教育。主要是入城后的注意事项和必须遵守的城市政策，并告诫大家牢记毛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两个务必”的教导，进城后不要腐败堕落，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3月下旬，我和中央医院的一些同志分乘五辆大卡车，从朱豪村向北平城进发，4月初入城时先到位于东城的椅子胡同中央军委驻地集中报到。5月我被中央军委卫生部分配到中央统战部设在中南海的卫生所工作（所长李超南，大夫周玉珏，司药两人，护士两人，共计六人）。当时我刚满18岁，能在中央机关工作感到特别荣幸。

刚进中南海时，卫生所坐落在丰泽园附近一处叫西六所的院落里，院子为四合院建筑，房屋很多，离勤政殿也很近，四周都是古建房屋及苍松翠柏，院中有棵大桑树，经常是桑红满地，环境非常优雅。院内还有统战部的好几个部门在此办公。不久，由于将对丰泽园进行整体修缮改造，卫生所迁至怀仁堂南侧的一处大宅院，大宅院为一水的灰色大瓦房，有房屋16间，军委卫生部的领导们视察后决定在此处扩大卫生所的规模。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卫生所改为门诊部，由李朝南任主任，钱纳仁（女）为副主任，中央军委卫生部又先后调入医护人员16名，充实临床和门诊业务，并增设了内科、外科、化验室、药房、挂号室和急诊室等。此时的门诊部，主要负责中南海里所有工作人员、首长及其家属的医疗保健工作。急诊室夜间也有人值班，只要有电话响，在中南海范围内随时可以出诊。当时，门诊部的医护人员已达22人。

新中国成立后，中南海门诊部曾改称为政务院门诊部，其业务领导仍是中央军委卫生部。1950年12月政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成立后，门诊部划入管理局编制序列，受管理局和中央政府卫生部的双重领导，对外称“卫生部第四门诊部”。当时，中央办公厅在南海“流水音”旁边的几间平房里另设一处只有四个人的门诊部（主任郑学文，女），后划归中办警卫局管辖时已增至十多人，主要负责中办系统工作人员的医疗保健工作。1951年，管理局在中海的西岸边上新建了一座门诊楼，此楼分上下两层，有房子26间，进门有个三四十平米的门厅。一层设有内科、外科、化验室、挂号室和药房，还开设了牙科、理疗科、小儿科和妇产科。二层设有内科病房和妇产科病房。记得当年来门诊部就诊的人很多，特别是妇产科的床位十分紧张。此时的门诊部已初具医院规模（主任是金宇，副主任是钱纳仁），医护人员已达35人。

1955年7月，为了医护人员和医疗经费的统一管理与使用，同时也为了中南海各单位干部职工看病的便利，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及中央保健局等有关领导决定将当时中办警卫局管辖的中南海门诊部与国务院门诊部合并，成立新的中南海门诊部。不久，由中办警卫局门诊部调来10名医护人员，其中有大夫刘健、何志泉等，护士刘永明、张丽华、阎玉霞、孔荣、许金鸾，司药焦纪壬等。新成立的中南海门诊部医护人员已增至45人（主任是金学敏，副主任为钱纳仁）。

南海的防疫工作

1949年，党中央刚进中南海不久，中央办公厅行政处招待科一位名叫乔海深的年轻同志，因患流行性脑膜炎病逝了。毛泽东闻讯非常难过，亲自批示：要对中南海进行清污治理。根据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为了防控流行性脑膜炎的蔓延传播，消灭蚊蝇滋生地，中南海开始了环境卫生大整治。1950年初春，一个营的解放军部队开进中南海，彻底清理了海底的淤泥和杂草，海边也用石头砌起厂护岸。

海门诊部划归管理局后，领导上安排我负责各单位及首长驻地的公共卫生工作，我经常在中南海各处巡视，发现有哪处地方存有积水或杂草丛生，就发动大家及时清理。一次，我见到管理局局长余心清（民主人士）时向他建议，能否将长年堆放在紫光阁西侧红墙下的一处瓦砾堆清理掉，余局长当即采纳了我的意见，协商有关部门连夜调来几辆大卡车，彻底清理了这堆碎砖烂瓦。第二天上班时，我看到紫光阁周边环境焕然一新，心情格外舒畅。当时我还分管着局属北京饭店、永安饭店、远东饭店等几大饭店的公共卫生及饮食卫生的监察管理工作。那时新中国成立不久，领导要求我们必须重视食品安全，不能让敌特分子有可乘之机。虽然那时缺乏检验设备，卫生制度也不太健全，但在领导的重视指导下，在各大饭店工作人员的支持配合下，我经常下饭店蹲点检查，制定防范措施，两年间在我的管辖范围内没有发生任何差错，曾受到上级领导的表扬。

学习医学知识和医疗技术

1953年，组织上派我去铁路防疫站专门学习食品化验技术，随后又去隆福医院学习临床化验。从三大常规化验、血清和生化细菌培养起步，通过一年的学习，基本掌握了临床化验技术。后来又安排我去天坛医院、同仁医院实习，使我临床化验操作技术更加熟练，病例知识也越加丰富了，遇到各种问题都能有效地判断出结果。回到中南海门诊部，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帮助下，经过自己的努力，化验室的各项检验项目逐步建立起来。日常门诊，主要由我来完成化验操作，为临床大夫诊断病情提供科学依据。

记得有次毛泽东的女儿李讷咳嗽不止，高烧不退。门诊部的大夫让我出诊为她验血，通过采血化验结果，对症下药，很快治好了她的病。少奇同志的女儿亭亭和儿子刘源生病时，我都为其做过化验。我们的工作还包括去首长家出诊，那时，我只是个二十出头的小青年，为首长做化验心理压力很大，但无论是周总理、邓大姐还是王光美大姐都非常平易近人，每次到家里出诊他们都非常热情地先给我让座让茶，问长问短，然后才开始工作，走时还嘱咐我路上别贪玩，早点回去。首长对我们这些普通医务工作者的关心爱护，使我深为感动。

1957年，为响应党中央“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号召，机关开展了“开动脑筋、献计献策”活动。我曾自行设计、自己动手制作了一台“自卷式绷带机”，经过鉴定得到了上级领导的肯定，被评为国务院机关“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不久，单位又送我去北京市卫生学校医师进修班学习，通过三年理论课与一年的临床实习，我的医学理论与医疗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在紧急情况下还能独立进行腹部手术与截肢手术，成为一名临床大夫。此后的30多年里，我一直勤勤恳恳地为党和人民努力工作在医疗保健战线上，多次受到上级领导及单位职工的表扬与肯定。1982年由国管局人事处审批，我被晋升为“主治医师”；1988年又晋升为“副主任医师”。我的成长进步离不开党的关怀与培养，我将永远牢记党的恩情。

中南海的五级医疗保障机构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南海里的医疗保障机构大致可分为五级，下面简要回顾一下。

给首长身边配备保健大夫。党中央入城后，中央首长的医疗保健工作一直由中央军委卫生部的副部长傅连暲负责。那时科班出身的医务干部十分缺乏，好在当时的中央首长大都年富力强，只有毛泽东身边配有一名叫王鹤滨的保健大夫。王鹤滨是设在延安的中国医科大学毕业的眼科大夫，毛泽东转战陕北时曾让他检查过身体。中央入驻中南海时，他还兼顾其他几大书记的日常保健工作。1950年10月27日，中央五大书记之一的任弼时，因突发脑出_血不幸病逝时他就在现场协助抢救。这…．事件，引起中央对党和国家领导人健康问题的重视，责成军委卫生部的傅连瞳，向中南海派出具有专业水平的保健大夫。傅连瞳几经周折招募到一批从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的党员大学生，充实到首长身边。如周恩来的保健大夫周尚珏、朱德的保健大夫翁永庆、刘少奇的保健大夫王力平、陈云的保健大夫力伯畏、董必武的保健大夫王醒、林伯渠的保健大夫李天庆等。这些人直接负责首长的健康状况，与首长形影不离，成为首长最亲近的人。如毛泽东的保健大夫王鹤滨，曾一度担任过“一组”的组长（当时五大书记身边的工作人员，不论隶属关系，统一编为五个小组），其组员有毛泽东的护士朱宝贵，管理员安克兴，厨师廖炳福、侯贵友，理发员王惠，摄影师侯波，司机周西林，卫士长李银桥，卫士张宝金、赵鹤桐、马武义、李家骥、李连成等。1955年周恩来赴印度尼西亚参加亚非会议，其间原定周恩来乘坐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被国民党特务炸毁，蒋介石还派出70余名特务组成“记者团”，准备在万隆会议期间继续暗害周恩来。时任周恩来的保健大夫周尚珏就是用在饮水缸里养鱼、亲自品尝饭菜等最原始的办法保护着周恩来的安全。

中南海建立保健科。1950年10月以后，中央办公厅行政处设立保健科（科长徐福静），主要职责是配合一线的保健大夫，随时掌握首长们的健康状况，建立健康档案，联系苏联专家（新中国成立以后，苏联曾在中南海派驻过一个包括两位院士在内的六人专家医疗组），为首长联系在中南海之外看病的大夫和医院，协助专家和医院为首长体检，跟随首长外出休假、疗养，遇有紧急情况负责上报抢救方案、动员抢救力量、组织现场抢救等。

中南海门诊部。1950年12月成立管理局以后，中央办公厅警卫局、政务院管理局下属的两个门诊部（后合编为一个中南海门诊部）不再直接担负中央首长的医疗保健工作，其丰要医务对象为中南海内各机关的工作人员及首长的家属。对首长的医务工作只作为辅助性医疗机构配合保健大夫开展工作。如提供药品、打针、消毒、化验等。但对有中央首长参加的重要会议、活动，则需派出医护人员参加现场值班。如每星期六在春耦斋、紫光阁举办的舞会；勤政殿、怀仁堂举行的重要会议和文艺演出等。记得1951年10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会期15天，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尽数参加。领导上派我和公安医院的靳大夫驻会设点、现场服务并圆满完成了会议代表的医疗保健任务。

建立北京医院。1949年夏，党中央入驻中南海时，北平的大小医院尚未被接收，中央首长需要请一些知名专家看病时，只能由傅连暲办公室的医护人员通过私人关系，事前联系好社会医院去挂号就诊。如周恩来就曾由力伯畏陪同去设在大红罗厂的口腔医院看过牙疾。首长们外出看病须报化名，毛泽东外出看病病历表上填写的名字是“李德胜”，单位是“劳动大学”。首长们需要的一些稀有药品、针剂也只能由“傅办”派人到社会上的药店去买，回来后“傅办”的医护人员还要亲自尝药、试药，确保安全后才能给首长们用药。鉴于上述情况，领导上开始考虑建立…所医务力量强、环境条件好、安全可靠的大医院作为首长们的医疗保健基地。

北平解放初期，城里的大医院只有四家，其中三家是外国人办的，即美国人办的协和医院、德国医院（北京医院的前身）、法国医院（人民医院的前身），只有同仁医院是中国人办的市立医院。德国医院创建于1905年，抗战胜利后更名为北平医院，北平解放后，这家医院与协和医院先后被傅连暲的中央军委卫生部接管。1950年2月北平医院改造工程竣工，更名为北京医院，毛主席亲笔为其题名。当时主持北京医院工作的就是朱豪村中央医院的副院长周泽昭。1953年4月北京医院正式交由中央政府卫生部管辖（新中国成立后傅连暲出任中央政府卫生部副部长），该医院从此成为以党和国家领导人为重点医疗保障对象的高干医院。

成立中央保健委员会。党中央入驻中南海时，中央首长的保健工作一直由中央军委卫生部的傅连暲负责。傅连暲是中共领袖保健工作的创始人，早在红军时期的1929年，他就给毛泽东做过全面体检01949年3月，军委卫生部进入北平后，傅连暲在位于东城的弓弦胡同2号设立了中央保健办公室。保健办最初只有他和王鹤滨两个人，王鹤滨在中南海内具体负责毛泽东等五大书记的保健工作，他在弓弦胡同2号主持这项工作。后来，他开始从新参军的北京医科大学应届毕业生里挑选人才，不断充实到保健队伍中。新中国成立前以保健办为基础成立的中央保健委员会只对中央军委卫生部负责，中央政府成立后，中央机构逐步健全起来，保健委员会的工作开始对中央和政府五个部门负责，即中央组织部、公安部、卫生部、军委总干部部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五个部门各出一位负责人挂职，他们是组织部长安子文、公安部长罗瑞卿、军委总干部长赖传珠、中办主任杨尚昆和已是卫生部副部长的傅连暲。中央首长医疗保健工作中的重大问题都要向这五位领导汇报。中央保健委员会成立后负责的保健对象共有93人，其中包括全体中央委员、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团中央书记。保健对象名单是由傅连唪亲自拟定，报中央批准后由刘少奇签署的。1954年秋，中央保健委员会被撤销，正式成立了隶属于中央政府卫生部的中央保健局。保健局成立初期的负责人仍是傅连瞳，甚至连办公地点、工作人员都没变，只是隶属关系变了。从中央保健办公室到中央保健委员会再到中央保健局，这些机构都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首长医疗保健工作的最高领导机关。

新中国成立前后，所有工作在中南海医疗保健战线上的“红墙医生”们，为中央机关及中央首长们的安全与健康，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建设作出了贡献。历史将会永远记住他们的奉献精神和功绩。我为曾是他们中的一员，感到无比的欣慰与自豪。

——摘自《百年潮》2019年第一期

作者：胡兆雄口述  龚喜跃整理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张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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