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六届六中全会
1938年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十分重要。在这次会议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的共识，强调在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原则，也使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进一步巩固。王明在会上表示：“全党必须团结统一，我们党一定能统一团结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围（领袖作用，譬如北辰而众星拱之）。”1939年春，王明从重庆参加完国民参政会回延安到抗大总校作报告，有人递条子问：“为什么参政会我方七参政员只有毛泽东同志不出席？”王明回答说：“你们下过象棋没有？两边的将帅是不能见面的，一见面不是就要将起军来了。”这个比喻不一定恰当，但说明王明确实承认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张闻天也在六届六中全会上说：“中央的极高的威信，中央主要领导者毛泽东同志的极高威信。”张甚至提出将总书记（或称负总责）一职让给毛泽东，但毛泽东当时没有同意。尽管如此，自此之后，张“即把政治局会议地点，移到杨家岭毛泽东同志住处开。我只在形式上当主席，一切重大问题均毛主席决定”。此后的张闻天“实际上只负责宣传部和干部教育部的工作”。
抗战爆发之后从莫斯科回来的王明，虽然在1937年12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打着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旗号，一时唬倒不少人，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证明，他主张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根本行不通。因为中国的统一战线是比较松散的、遇事协商谈判式的统一战线，并没有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而且八路军、新四军名义上是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理论上国民革命军是以蒋介石为最高统帅的，陕甘宁边区也是国民政府之下的特区，共产党对于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是政治上的引导而非组织上的掌握。如果“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等于要一切经过和服从蒋介石，这只能捆住共产党自己的手脚。因此，王明那一套主张并没有多大的市场，在实际工作中也没产生多大的影响，何况在六届六中全会的结论中，毛泽东已经明确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提出了批评。加之王稼祥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的指示，王明在党内的影响力自然无法同毛泽东比拟，此后他虽然仍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但主要只负责统一战线工作和妇女工作。所以，毛泽东发动延安整风之时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已经完全巩固，双方之间自然也不存在所谓权力之争的问题。
▲张闻天（左）和毛泽东
不过，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后，王明虽然已是风光不再，但在当时许多人看来，他仍然是党内著名的理论家。王明在莫斯科系统地学习过马克思主义理论，能说会写，发表的一些文章还颇有理论色彩，在延安的许多干部看来，党内有马列主义理论水平的还是王明这样的人。1938年年底，王明从重庆回到延安后，“频繁地出席了各种会议，作了很多报告和讲演，发表很多文章，显得十分活跃”。王明不但能背诵许多马列著作中的词句，而且颇有口才，“当时他的一些观点还并非完全没有市场，有人听了他口若悬河的演讲之后，还受到迷惑，认为他了不起，理论有一套”。1940年3月，王明将其1930年写的、集中反映他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印了第三版，并且在第三版“序言”中写道：“我们党近几年来有很大的发展，成千累万的新干部新党员，对我们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许多事实，还不十分明了。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随着王明这本小册子的出版，“应该怎样看待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是非这个问题，便更迫切地摆到中共中央面前”。同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听取从莫斯科回来的周恩来、任弼时的汇报。当周恩来传达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曼努伊尔斯基说张闻天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时，毛泽东当即反驳：什么理论家，背了几麻袋教条回来。这也促使毛泽东思考什么是真正的理论和真正的理论家。
1942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的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的报告，重点讲到了什么是理论和理论家的问题。他说：“我们读了许多马列主义的书籍，能不能就算是有了理论家呢？也不能的。因为马列主义是马恩列斯他们根据实际创造出来的理论，从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中抽出来的总结论。我们如果仅仅读了它，但是没有根据它来研究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没有创造出合乎中国实际需要的自己特殊的理论，我们就不能妄称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如果我们只知道背诵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或哲学，从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烂熟了，但是完全不能应用，这样是不是就算得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呢？大概不能算，这样的‘理论家’实在还是少一点好。”他还说：“空洞的理论是没有用的，不正确的，应该抛弃的。好谈这种空洞理论的人，应该伸出一个指头向他刮脸皮。马列主义是从客观实际产生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获得了证明的最正确最科学最革命的真理，但是读马列主义的人却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条，这样就阻碍了理论的发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
▲1942年延安整风
在毛泽东看来，虽然王明这些犯过教条主义错误的人言必称马列，写文章动辄引经据典，但对中国实际缺乏了解，结果理论不能与实际联系起来。所以，他们掌握的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更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但党内相当多的人却没有认识到其危害性，仍把他们看成是理论权威。要解决理论与实际相脱离的问题，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就必须认识到教条主义者的真面目。
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号召全党树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同年7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号召全党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加强党的团结，从思想上、政治上、作风上克服各种不良作风。同年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讨论土地革命时期党内的路线是非问题，并决定在党内开展整风学习，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随后，在延安高级干部中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历史的学习，整风运动在高级干部中率先开展。
全党整风是以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演开始的，它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采取的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目的是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随后，整风运动在各个根据地广泛开展。整风运动是一次全党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使全党真正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也在全党完全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整风运动开创了通过整风学习、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党内教育，实现党的自我革命的有效方式。
——摘编自《中共党史知识问答》，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