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转向背后都有一个逻辑，即把中国史作为一个整体” 李伯重谈何炳棣之“大历史”史观

“做第一流的学问”

——浅谈何炳棣先生治史的特点

（之四）

李伯重

《学人》 2017.12.08

“大历史”史观

　　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说：经济史“只是通史的一部分，只是为了说明而把它从其余的部分分离出来”。克里吉（Eric Kerridge）则说：“只有整合的历史才能使我们穿越现时，看到那已逝去的我们不熟悉的世界，更重要的是运用这种对那个已逝世界的知识，与当今世界做出对比，从而加深我们对现实的认识，这才是历史学家最伟大、最崇高的目标。”经济史也不例外，“经济史是从通史或总体史中抽取出来的，而农业史、工业史、商业史等又是从经济史中抽取出来的。这种专门化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集中思考总体史的某一具体方面，以揭示整体的发展”。然而现实是，“现在各门专业壁垒高筑，互不理会，经济史也沾上了这种毛病”。这种“各门专业壁垒高筑，互不理会”的状况不止存在于经济史学，而且存在历史学各学科，而各学科之间的壁垒，更是高不可攀，深不可测。

　　何先生的研究不断转向，从英国史到中国史；在中国史中，从商业史到人口史，然后到社会史、文化史，最后到思想史。虽然从领域来说，每一次转向都是一次剧变，但这些转向背后都有一个逻辑，即把中国史作为一个整体，转向只是从不同的方面来研究这个整体。他研究的重点从经济到社会，从社会到文化，从文化到思想，足以覆盖历史的主要领域，把中国历史的各主要方面都纳入了他的视野。汪荣祖先生评论何先生晚年的研究说：“从黄土的特性发见华夏原始农耕的特性，又从此特性发展出村落定居农业以及家族制度和祖先崇拜，可见自仰韶一直到西周其间‘血缘链环’之形成，以及之后借宗法制度的推广以控制广土众民。秦汉大一统在政治形式上固然变成郡县，但在精神上仍然延续宗法，皇帝实乃超级之宗子。华夏文化中延绵不绝的‘宗法基因’之发现，为作者近年最重要的创获；窃以为以此基因为主旨，足可写一部崭新的中国通史。”

　　在《三国演义》第四十三回中，诸葛亮有一句很精辟的话：“儒有小人、君子之别。君子之儒，忠君爱国，守正恶邪，务使泽及当时，名留后世。若夫小人之儒，惟务雕虫，专工翰墨，青春作赋，皓首穷经；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这段话区分君子之儒和小人之儒的标准是有问题的，但是从治学的理念和胸襟来看，确实有通儒和小儒之分。通儒的代表是司马迁，他在《报任少卿书》中说：他终生追求的理想，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司马迁以无比坚毅的意志和伟大史家的才能，做到了这一点，成为中国史学之父。做第一流的学问，就是要成为这样的通儒。“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不论才气如何，向着这个方向努力，是史学家的使命。在这方面，何先生也树立了一个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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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我回到“做第一流的学问”的话题上来。

　　何炳棣先生的研究多次转向，做出来的成果却都是第一流的。汪荣祖先生说：何炳棣先生“将其研究课题与特定的学术专业接轨，他的美洲作物论文发表在第一流的人类学学报上，他的早稻论文发表在第一流的经济史学报上。……探讨任何起源问题，都是头等的难题，作者自选最困难的题目攻坚，而且还涉及专业以外的许多专业，其艰苦与毅力可以想见，然未能想见的是英文书稿完成之后，无论出版过程的曲折以及出版后的纷争，真可说是‘赞美’与‘攻讦’齐飞，毁誉绵绵无尽期”。

　　作为开创者，何先生的许多成果在学术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当然，如韦伯所言，“一个人的研究无论怎么说，必定是极其不完美的。……我们每一位科学家都知道，一个人所取得的成就，在10年、20年或50年内就会过时。这就是科学的命运，当然，也是科学工作的真正意义所在。这种情况在其他所有的文化领域一般都是如此，但科学服从并投身于这种意义，却有着独特的含义。每一次科学的‘完成’都意味着新的问题，科学请求被人超越，请求相形见绌。任何希望投身于科学的人，都必须面对这一事实”。何先生的一些研究，今天看来有需要改进和发展的余地，但是没有他所做的工作作为起点，改进和发展也无从谈起。陈寅恪先生在著名的《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碑文中有言：“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由此而言，尽管何先生的一些研究会被超越，但是他的以学术为志业的人生追求，他在学术上的创新精神以及他的“大历史”史观，却永不会过时，值得后人敬仰和效仿。

　　本文写作参考了何炳棣《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台版序言，汪荣祖《何炳棣：一个历史学家的历史》（刊于《读书》，2002年02期）及拙作《中国学术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追忆何炳棣先生》（刊于《中华读书报》2012年06月20日07版）

　　（作者为北京大学人文讲席教授）

编辑：李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