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问题是航线的走向。原来商定的航线是卡拉奇-达卡至广州-上海。谈判中,巴方提出从卡拉奇或拉合尔再到中国的另一地点。意思是经过中国的西部到北京,但没有明确写出来。当时中国的西部空域还没有开放,而且是一个十分敏感地区。但是从发展观点来看,西部空域早晚要开放,而且从情理上来讲,放着近路不走,硬要绕一个大圈子也是说不过去的。所以在谈判中我们同意了巴方的建议。这个意见报到国内很快得到了批准,周总理还表扬说:“这个方案好,有战略眼光!”后来的事实特别是基辛格秘密访华也证明,这个方案在政治、经济方面都起到了巨大作用。
阿尤布·汗总统在拉合尔市政厅接见了中国代表团。他说:“中巴两国是亲密的邻邦。过去就有丝绸之路把我们联结起来,如今我们将架起空中桥梁,两国的关系会更加密切。在中巴通航问题上,我与你们周恩来总理的意见是一致的。我希望中巴尽快实现通航。”
巴基斯坦在对中国通航问题上是经受了巨大压力的。美国以“停止援助、停止达卡机场扩建工程”相要挟,并派国务院官员赴巴施加影响和压力,妄图阻止通航协定签定;苏联则提出要求通过巴基斯坦领空开辟苏联到印度的航线。中巴通航谈判轰动了全世界,国际舆论一时间把此当成议论的热点。巴基斯坦顶住了超级大国的压力,1963年8月29日,中巴通航协定正式签字。
(三)
为了迎接中巴通航,周恩来总理亲自召集罗瑞卿、刘亚楼、陈丕显、曾生等同志在西华厅听取汇报,研究上海、广州机场扩建问题。这次会议做了几项决定:为了迎接中巴通航,在广州、上海扩建能起降大型客机的机场;在施工中动用军队。当时决定请陈丕显、曾生同志委派得力干部亲临现场指挥,军队的调动和协调由罗总长和空军负责。
说干就干,各方面立即行动,开始选址。广州的机场由天河迁到白云;上海经论证,原龙华机场不行,选址为虹桥。但上海遇到了问题,空军部队的一位同志以虹桥西端靠近毛泽东主席到上海的住处,怕影响毛主席休息为由,不同意选址在虹桥。可上海再没有合适的新址,这个问题引起了争论。
总理知道这个情况后,借一次送外宾机会到上海,亲自视察了机场场址,听取了有关方面汇报。总理听取了各种意见后说:“主席休息的地方难道就不能换吗?房子不能在别的地方建呀?”继而他严肃地批评道:“这是典型的封建思想——毛主席知道了会生气的!”
总理拍板定案,虹桥机场动工扩建。是周总理导演的一出新的“虹桥赠珠”——赠给人民与后人一颗巨大的“珍珠”——虹桥国际航空港。
(四)
广州白云、上海虹桥两个大型国际机场经过半年时间就完工了。施工之快在当时是创了新纪录的。
1964年4月29日,中巴正式通航,巴基斯坦108人的首航代表团访问我国,这里不仅有巴基斯坦各界名流,特别引人注目的是其中有8个国家的新闻记者随团访问,里面有很多人是西方大通讯社和报刊电台的代表,这样多的新闻记者来到中国还是第一次。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亲自举行酒会,陈毅外长等出席;毛泽东主席、刘少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参加了接见。外电评论说,这是航空史上“外交航空”的盛举。
中巴通航打开了我国通往欧洲、非洲的大门,打破了中国“与世隔绝”的状态,打断了超级大国封锁中国的绳索,是中国民航真正“飞出去”的起始。
中巴两国由此关系更为亲密,无论其间领导人几经更迭,或是国内形势几番变化,两国的关系始终是友好的。
中巴通航对中巴友谊起了巨大的作用,也是中巴友谊的见证。(有删节。)
作者:沈图
编辑:卫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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