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设施要解决最重要科学问题——访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上海（筹）主任雷鸣

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研究人员在做实验。本报记者 谢震霖摄

被誉为“国之利器”、全球目前首家综合性的蛋白质科学研究平台，最近刚通过国家验收。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简称“上海设施”），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生命科学家的目光。

当媒体习惯性地将它与另一个大科学装置——上海光源进行类比时，该设施负责人、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上海（筹）主任雷鸣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作为一个国家级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人们关注的不应仅仅是它开放了多少机时、接待了多少用户，也不应该仅仅关注它发表了几篇论文，而更应关注它在重大的科学问题上倾注了多少精力、为国家解决了多少战略性前瞻性的问题，在全球的蛋白质科研领域形成了多大的影响力。

做别的实验室做不出的研究

上海设施的规模化蛋白质制备系统自主设计了五套大型自动化设备，将软件控制、硬件设备和生物应用结合在一起，让蛋白质生产从“手工作坊时代”进入“自动化时代”。既有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又有原子力显微镜、核磁电镜等诸多国际一流设备，能让生命科学家足不出户，就能用各种先进手段为自己的科学问题寻求答案——而在其他国家，在可以看清蛋白质结构的光源周边，几乎没有配套如此齐全而高端的蛋白质科研平台，如今已经吸引了上千用户前来申报，已累计开放运行5万多小时。

然而，雷鸣却认为，作为国家级的蛋白质科学研究设施，这只是设施可提供的一种服务，但设施的使命应是关注更重要的科学问题，“我们与光源不同，如果仅仅满足于提供机时，可能并不能发挥出这个平台的真正优势”。

哪些目标才能发挥出设施的真正优势？雷鸣说，比如建立流行病抗体库、进行老药新用的新机理研究与开发，这些靠一般实验室单打独斗无法完成的系统研究，都值得在设施的平台上尝试。“这类研究，都需要综合多种实验手段，有可能实现自动化流水操作，这才是上海设施的优势所在。”他说，有了抗体库，一旦发生某种流行疾病，只需从库里拿出抗体，马上就可以送去工厂生产——这关系到国家生物安全。目前，我们国家在这些领域与发达国家有较大的差距。

“国之利器”，人才是锋芒

落户于上海的第二个国家大科学装置、国家科学中心的重要科研平台……这一个个旁人看来十分靓丽的光环，在雷鸣看来，都是对硬件的嘉许，而一个科研设施最核心的优势应该是人才。他希望在上海建设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背景下，能为设施搭建起一支强大的技术支撑团队——“国之利器”，人才是锋芒。

人才于平台有多重要？他打了一个比方，这就好比购入了一台配置很高的电脑，没装软件没人会操作，那它根本发挥不出应有的效用。如果有很强的人才支撑，不仅能完成各种操作，还可以自己研发软件、配置周边设备——这才会使硬件发挥出最大作用。

更何况，蛋白质设施更加复杂。雷鸣说，目前国内很多用户提供的样品，甚至达不到设施仪器的要求，“我们的技术人员需要进行各种探索，帮助他们做出合格的样品。”而这只是研发中最初级的部分，“光是质谱分析系统，我们就有一支6人的研发团队，从美国找来了全球数一数二的技术高手来带团队。”而上海设施有九大系统，每个系统都需要强大技术团队支撑。

但现在雷鸣遇到的问题也很现实：如此高端的技术人才，一两年才能培养起来，可很容易被周围的公司以高薪挖走。他希望能有更灵活的用人机制，可以稳定住这支人才队伍。“日本很多科研设施的技术员，几乎一辈子在那里工作，技艺精益求精，只要科学家提出实验要求，他们就能近乎完美地去实现，而不是完成任务般地测出一批不知质量高低的数据了事。”他认为，科研要上台阶，离不开这样的技术支撑。

保持“最好”需有前瞻眼光

对蛋白质中心的研究员，雷鸣并不想太看重他们发表论文的数量，他给出的要求是，在5-10年后，能够在自己的领域中有国际影响力。这要求研究员必须思考，自己所要钻研的科学问题究竟是什么，而不是跟风地做研究、发文章。他认为，做研究不怕冷门，但一定要知道自己在回答怎样的科学问题，最终才有可能做出得风气之先的学问。

“前瞻性眼光，还在于对最新科研利器的投入上。”雷鸣说，我国建造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起步已经晚了，现在国际上已兴起了第四代光源——硬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最近，他的邻居，中科院上海药物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利用这种“世界最强激光”做出了世界瞩目的成果，使用的就是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硬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设备。“硬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目前只有美国、德国、日本、瑞士有，韩国、英国正在建造，如果上海可以把握住第四代光源的龙头，当可为建设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加分不少。”他说，如果上海可以将这样一些真正“全球最强”的设施集中到一起，将会形成更大的集群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