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路的哲学阐释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阐释中国道路的根本理论依据。一般来说，马克思主义关于现代性的学说是一种“资本现代性”理论，它揭示出资本逻辑构成了现代化的本质依据。确切地说，“资本现代性”理论是一种“资本现代性批判”理论。中国道路就是遵循马克思主义“资本现代性批判”逻辑，呈现出一种独特现代性的类型，其本质属性是“驾驭资本的新现代性”。对此，我们可以从“理念—价值逻辑”“制度逻辑”和“实践逻辑”三个层面加以阐释。

第一，中国道路的“理念—价值逻辑”。探讨中国道路的“理念—价值逻辑”，主要是阐明其内在的价值原则和规范基础。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论依据，就是资本主义分工导致了人的异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价值原则是人的全面发展。正如美国学者马歇尔·伯曼在探讨《共产党宣言》时指出的：“这种共产主义的图景无疑具有现代性，其现代性首先在于它所具有的个人主义性质，但更多的是在于它的发展的理想，将发展的理想视为良好生活的形式。”中国道路尽管仍然存在于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中，但它秉承了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原则，超越了以资本增殖为最高原则的资本主义现代性。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原则具体化为以人为本、以人民为中心等。中国道路的独特性就在于，它超越了把追求物质财富和经济增长当作发展目的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走出了一条以人为核心的现代化道路。

第二，中国道路的“制度逻辑”。从“制度逻辑”考察中国道路，就是探讨中国道路的“制度性维度”，它指的是现代性在制度层面的表现，探究的是实现现代性理念与价值的制度安排。资本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枢纽，资本逻辑决定了现代性逻辑。中国道路归根到底是现代化之路，拒绝或抽象否定资本只能走向“反现代性”；但我们同时要认识到资本的二重性，以防止资本导致的异化。这决定了中国道路必然是既利用资本又规制资本的独特现代性类型。从根本上来说，中国道路的“制度逻辑”就是构建资本、国家、人民三大要素之间的制度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道路为什么能成功，尤其是中国经济为什么能持续增长？这些疑问都可以从这三大要素中寻找到答案。在此，我们主要关注的是：中国道路如何超越资本主义现代性，呈现出新现代性的基本特征？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国家权力”。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国家是“必要的恶”，应该尽可能地减少其各种职能，防止国家对经济社会的干预，国家扮演着“守夜人”的角色。与此相反，另一些学者主张“使国家回归”，普遍以国家自主性理论为分析框架，突出强调国家权力和国家能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驾驭资本有两层含义：一是通过国家权力的有效干预，为资本的良好运行、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提供条件。二是国家权力引导、规范资本，防止资本的异化。驾驭资本的国家权力是“发展之手”与“保护之手”的统一。从生产力的角度看，社会主义通过国家权力的有效干预，比资本主义能更快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能够避免社会冲突和阶级分化，更好地维护公平主义和社会秩序。可见，从制度的角度看，中国道路的核心就是要构建一套既能让国家权力驾驭资本，又能保证国家权力人民性的制度体系，它构成中国道路有效发展的制度支撑。

第三，中国道路的“实践逻辑”。把握中国道路的“实践逻辑”，就是探寻它在追求或实现现代性过程中所选择的具体路径和发展模式。一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在经济领域，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表现为“自由市场经济模式”，私有化和市场化是它的核心表征。中国道路并没有选择“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而是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主导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在所有权方面，建立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在分配模式上，实现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并存的分配方式；在运行机制上，强调市场与政府“两只手”的有机结合。二是中国政治发展模式。在政治领域，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表现为“自由民主模式”，强调选举民主、多党制等。中国特色政治发展道路超越了“自由民主模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三是中国社会发展模式。在社会建设和社会发展问题上，中国的现代化模式有两个重要原则：其一，“保护社会”。“驾驭资本的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表现或要求就是为资本“划界”，不能将资本逻辑和市场交换原则无限制地扩张到社会领域，防止社会的“泛市场化”。其二，防止“去国家化”。一些西方学者推崇“国家与社会”的两分法，追求“弱国家强社会”模式，甚至主张“社会对抗国家”。中国社会发展模式摆脱了“社会对抗国家”模式，主张“强国家强社会”模式，在实践中构建国家与社会的有效互动模式，强调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而言之，中国道路在开辟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中，摆脱了以资本扩张和“去国家化”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努力实现“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有序社会”的现代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