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皇帝指责的是丁汝昌，锋头对准的却是李鸿章。李鸿章怀疑起草上谕的就是翁同龢
▲李鸿章
西方外交使团永远不可能理解的是，他们眼中的李鸿章在中国朝廷中位高权重，统筹外交与海防，但是，实际上，李鸿章的直隶总督职权仅限于直隶一省，仍然属于地方官。这就决定了李鸿章不仅名义上无法直接参与中央朝廷的任何讨论，甚至未经皇帝召见，都不能擅自入京。李鸿章虽然在地方上有巨大的权力，但却没有操纵舆论的优势，朝廷上下主导舆论的是清流派。清流派的精神领袖是皇帝的老师翁同龢，站在清流派后面的是光绪皇帝。
丰岛之战以后，整个朝廷舆论一边倒，以儒家经典为理论基础，以奏章为工具的朝廷中清流官员们终于发现，他们可以出头独领风骚，占据舆论上风。他们洋洋洒洒议论的标准只有一个：千古以来的道德准则。至于说世界格局的变化和可行之道则不是他们需要关心的。在与日本的抗争中，任何主张妥协的人都是他们抨击的对象。现在，他们终于找到了攻击的目标：李鸿章之流的洋务派。
朝鲜发生的战事，以及丰岛一战的失利，让清流们找到了攻击的借口。他们认为，所有战争的失利都是因为李鸿章心存畏惧，调度无方，用人不当，一时间参奏李鸿章的折子潮水一般涌向朝廷。
这个浪潮压得李鸿章喘不过气，他向朝廷说明真正的情况，朝廷不听。朝廷要他负责直接指挥调遣军队，而其他各省却没有接到任何具体指令，都处于观望之中。整个战争还没有真正开始之际，就出现了北洋海军单独与日本一国博弈的奇特局面。
直隶总督府中灯火辉煌，进进出出的官员们络绎不绝。
大厅中，李鸿章眉头紧锁，正襟危坐。坐在李鸿章两边的人都是他的幕僚和北洋海军的官员们。乌压压一众人中，最显眼的是灯下的张佩纶、丁汝昌和伍廷芳。魏经站在角落里心惊不已，这是他三十年中所见过的最紧张的一场议事会议。厅堂里烟气弥漫，汽灯下看去，所有的人都灰着脸，气氛紧绷着，仿佛海上的巨浪随时会奔腾而来，涌入厅堂。这样的紧张气氛，在魏经的记忆中只有在三十年前的苏州杀太平军的时候才出现过。魏经半个月来在外面听到的都是一片喊打声，这种声音从民间的大街小巷直到朝廷庙堂上，形成一股难以抗拒的舆论浪潮。这是一种不顾代价、不考虑后果的全民激愤，一直搅动着魏经的每一根神经，他此时此刻多么盼望也能听到厅堂中的所有人叫出一片厮杀声。
厮杀声从张佩纶口中滔滔而出。见厅堂里没有人说话，张佩纶便站起身来，以他一贯的长篇大论慷慨激昂起来。他议论的要点是，从陆军方面说，淮军的武力装备与日本陆军不相上下，即使一开始遇到挫折，也有可能凭借兵力和装备上的优势扳回局面，尤其是中国地域上的优势是日本根本不可能有的—“面对日倭如此强悍之态，我朝必须迎头痛击。”
“你是说要打？”李鸿章不以为然地问。
“除了打，已无退路。”
“我按照朝廷之令，已调淮军准备增援在朝鲜的叶志超、聂士成部。然牙山一战失手，朝鲜南方已被日军所控制，局势恶化，何以为对？”李鸿章问。
“可以朝鲜北方的平壤为战略重镇，紧急增兵守住平壤，以此力挽狂澜。”张佩纶回答。
“你的意思是……”李鸿章紧追再问。
“如果能够守住平壤，势必就可以守住朝鲜北方半壁河山，与日军形成南北对峙之局，以此防止将战火引入我朝境内。”
这是张佩纶提议的陆军在朝鲜的防守之策。李鸿章转身看其他人是否有异议，所有的人都不吭声。大家都知道，张佩纶的话就是李鸿章的意思。
“那就这么定了。”李鸿章甩动衣袖，轻轻拍一下张佩纶的肩膀。“海上呢？”李鸿章扭头看丁汝昌。
“一切均遵朝廷旨意。”丁汝昌回答，他面色黯然。丰岛之战后，所有不满的矛头都指向丁汝昌，“倒丁”之议浪潮汹涌，背后是光绪皇帝。丁汝昌在威海之际就已经听到光绪皇帝的谕旨：“威海、大连湾、烟台、旅顺等处，为北洋要塞，大沽门户，海军各舰应在此数处往来梭巡，严行扼守，不得远离，勿令一船阑入，尚有疏虞，定将丁汝昌从重治罪！”这一道谕旨有两重意思：一、无论是威海、大沽还是旅顺都是守卫京城的海上门户，一旦门户失手，京城势必陷入危机。北洋海军的一切要务就是守住京城。二、在守护京城门户的同时，要主动出击，寻找日本舰队在海上决战。战事未开，一把锋利的刀已经悬在丁汝昌的头上。
李鸿章知道丁汝昌的意思。他自己长久以来就认为，北洋海军实力不济，尤其是一旦遭受战舰损失，很难在短时间内进行补充，因此一直采取游弋渤海内外，作猛虎在山之势，目的就是保存战舰，尽力避免与日本在海上决战。在保存实力的同时，伺机攻击敌方弱点。
这是一次没有结果的战前会议，更是一场没有激情的讨论，主持会议的是李鸿章，基调却是朝廷清流们议定的方针。年轻的皇帝为战争预设了策略，不懂海事的书生们画出了将要发生的战争蓝图，北洋海军只能按照皇帝的意志行事。讨论半天，唯一能做的就是唯命是从。当厅堂中的所有人散去之后，李鸿章茫然问魏经：“宫中有什么消息？”
“回大人，宫中正在筹办太后六十大寿事宜。”
李鸿章长叹口气，战争逼近之际，太后还要大动土木兴办寿辰。唉，说什么好！
▲丁汝昌
第二天，李鸿章从直隶淮军中调遣兵力最雄厚的宁夏镇总兵卫汝贵部盛军十二营六千人，太原镇总兵马玉昆的毅军四营二千一百人，再有高州镇总兵左宝贵部奉军六营三千人，一共一万五千人的兵力，以叶志超为统领，或由海上运送到朝鲜，或从陆地上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向平壤集结。其军事目的是依靠城墙和大同江天险布置防务，预备迎击日军北犯。
在海上，李鸿章命丁汝昌率北洋舰队前往仁川一带截击日本运兵船，前提是“速去速回，保全坚船为要”。
北洋舰队出海不久，李鸿章就收到朝廷问责之声：“前报丁汝昌往返汉江口，未遇倭船，折回威海，不知做何进止？”
丁汝昌在海上给李鸿章发电叹息：“我无侦察船为前驱，若在大洋明战或可取胜，若入汉江寻敌，则恐触敌水雷。我军精锐只‘定’‘镇’等七舰，不敢稍有疏忽。”
电报到了北京，光绪皇帝可不如此看。“威海僻处山东，并非敌锋所指，究竟有何布置，抑或借此藏身？着查看丁汝昌有无萎缩纵寇情事。”
电报到了丁汝昌手中之时，他正在海上，一阵眩晕，气得不知如何回电。
丁汝昌还没缓过神来，第二份电报又到：“丁汝昌前称追倭船不遇，今又称带船巡洋。尚日久无功，安知不仍以未遇敌船为诿卸地步？近日奏劾该提督怯懦规避，偷生纵寇者，几乎异口同声。若众论属实，该大臣不行参办，则贻误军机，该大臣身当其咎矣。”
光绪皇帝指责的是丁汝昌，锋头对准的却是李鸿章。李鸿章怀疑起草上谕的就是翁同龢。他毫无招架之力，唯一能做的就是解释：“我军只八舰为可用，北洋千里全资屏蔽，实未敢轻于一掷，致近畿门户开。”这是一个充分理由，八艘战舰怎么可能守住北方千里海域？权衡再三，李鸿章给丁汝昌布置下的策略是：每月带队往返威海与大同江两次，相机击逐日本战舰和运兵船，并就近前往鸭绿江口巡查，使日本舰队不敢肆行窜扰。
半个月内，丁汝昌率十艘战舰出洋巡航，茫茫北海中，却连日本舰队的影子也没有见到。
当北洋舰队在旅顺口岸一带之际，伊东佑亨却率领日本联合舰队二十一艘战舰，在威海卫口外，以战舰上的炮火射向北洋海军总部所在的刘公岛。一时间，北洋海域全线草木皆兵。李鸿章在夜半突然收到光绪皇帝的谕旨，命丁汝昌回航守御。
年轻皇帝的愤怒全然跳跃在谕旨上，李鸿章却不知如何回复。皇上问，丁汝昌为什么巡洋数日未遇日本一船，他在做什么？李鸿章在黑暗中叹息：我怎么知道？
两支现代化的海军舰队在海上似乎像是在捉迷藏，北洋舰队往返于威海、大同江、旅顺一带海面，不敢驶出北纬37度线以南海域，无论怎么看都像是在回避日本舰队。其实，说到底，北洋海军的做法是完全放弃海上主动权，拱手将制海权交给日本舰队。这种架势让北京的朝官们愤怒无比，军机大臣李鸿藻跑到翁同龢府中破口大骂：“海军船只一无所用，真可杀也。”李鸿藻是清流领袖人物，他在北京的话语权已经超越了李鸿章。在他的带动下，从军机处到礼部再到翰林院的一批官员被鼓动起来，纷纷上奏弹劾，力主撤换丁汝昌。军机处更是一步跨越李鸿章，直接下令调动北洋海军在海上的活动。一日之中，丁汝昌同时接到北洋大臣和军机处的电报，吓得问身边的汉纳根：“我要听谁的？”“当然是李中堂的。”汉纳根回答得斩钉截铁。
汉纳根终究还是不了解中国政坛中的诡异变化，他要丁汝昌听从李鸿章，李鸿章此时却已自身难保。他刚要发电给丁汝昌，朝廷谕旨已到门前：“此特严谕李鸿章，迅即于海军将领中遴选可胜统领之员，于日内复奏。”
李鸿章大为惊骇，问张佩纶：“战前换将，是否又是那些清流搞的鬼？”
“无论是不是都晚了。”张佩纶灯下叹息。
张佩纶的话可谓一针见血。第二天，朝廷谕旨又到：“着将丁汝昌即行革职，责令其戴罪自效。”
北洋海军放弃在海上主动寻求战机、争夺制海权的同时，日本舰队却大模大样地从海上往朝鲜运兵。在日本联合舰队护航下，日本向朝鲜运送了两千八百名官兵。当一切就绪之后，日本舰队就开始在渤海和朝鲜西海岸线上游弋，寻找北洋海军舰队，准备在海上一决胜负。
日本在中国的间谍网开始密集行动起来，从天津电报局到大沽、旅顺、威海一带，所有的日本间谍都像是春天的土拨鼠一般从地底下爬出来四处活动，将他们所获得的中国军队活动的一切细节发往日本军部。在噼噼啪啪的电报声中，一份加急电报到了日本军部大本营中：“丁汝昌告知龚照瑗，战舰六艘及鱼雷艇护送运兵船往大鹿岛登陆。”这一电报恰好验证了日本驻朝鲜公使大鸟圭介发来的急电：“中国战舰取海路前来朝鲜，估计要在大鹿岛一带登陆。”
日本军部陷入亢奋状态，他们的机会来了。
▲本文摘自《海军，海军！》，简林、戴寅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海军，海军！》全书围绕李鸿章与赫德两条主线，再现了以李鸿章为首的一大批有识之士历经千辛万苦建立起的铁甲舰队——北洋海军，最终因清政府的腐败愚昧而败于甲午海战的过程。全书场面波澜壮阔，故事精彩，尤其是史料详实，细节生动，是一本优秀的历史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