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马克思主义会成为100年前中国人的“道路和选择”？

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近郊的凡尔赛宫召开了战后和平会议。会上，中国代表最初提出的取消列强某些特权的七项希望条件及废除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的要求均被无理否决，最后和会竟将原德国在山东攫取的一切权益转由日本接管。消息传入国内，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抗议。1919年5月4日，北京十几所高校学生与广大群众、市民、工商人士等阶层共同参与的一次示威游行、请愿、罢工等多形式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既是一场“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同时也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

近期，《道路与选择》（五四运动100周年纪念版）图书由天地出版社出版发行。该书以“作为现代中国历史起点的”视角来分析五四运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影响与作用，以大量翔实的资料全面展示五四运动的过程，客观、全面、深入、系统地阐述五四运动对中国文化、政治、思想、社会实践与发展的影响。“为什么马克思主义能够得以广泛传播？”——因为只有当一种思想学说能够真正与当时的中国社会状况想结合，并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与良好的未来前景，这种思想学说才能赢得中国人民与社会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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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运动推动新闻界全面改革（试读）

张德旺

五四运动的爆发和进展，直接、全面地推进了新闻事业的改革。主要有五个方面的变化。

其一，地方性报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各地各级学联、各界联合会、救国十人团等爱国团体创办、出版了难以计数的报刊，如《五七》《湘江评论》《浙江新潮》等，全用白话文。因各级军阀政府摧残，它们的寿命一般都很短。但都在对反帝爱国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首先，作为打击军阀政府的专制政策和卖国行为的武器，这些刊物起到了沉重有力、直击要害的作用；其次，在当地人民群众反帝爱国运动的战斗中，这些刊物起到了高举战斗旗帜、吹响前进号角的作用；最后，在当时中国交通工具十分落后、传播渠道较少的情况下，这些刊物构成了各地民众相互鼓舞、连成一体的重要媒介。

其二，一批宣传新文化的新型杂志迅速涌现。其中影响较大的，有1919年7月创刊的少年中国学会机关刊物《少年中国》（月刊），1920年1月创刊的南京分会的《少年世界》（月刊），1919年7月创刊的成都分会的《星期日》（周刊）；国民党1919年6月创刊的政治周刊《星期评论》，8月创刊的理论刊物《建设》（月刊）；研究系1919年9月创刊的机关刊物《解放与改造》（1920年9月15 日改名《改造》）（月刊）；1919年8月创刊的北大出版部主任李辛白主编的小型通俗刊物《新生活》（周刊）等。其总数无确切统计，罗家伦说，仅“五四”后的一年间，“新出版品骤然增至四百余种之多”。

这些期刊的共同特点是多刊发紧密配合反帝爱国斗争的政论性文章，但更为重要的是文化色彩更为突出，以介绍新学说、研究中国社会问题为主，特别是围绕中国社会改造问题进行广泛探讨，寿命比前述紧密配合反帝爱国斗争的期刊小报都要长。这些刊物的政治理想、文化观念、价值取向尽管五光十色，但是在追求中国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社会现代化光明前景这一点上是根本一致的。围绕这些杂志还形成一个个相对稳定的小团体，在每个小团体内部及各个小团体之间，无时不进行着热血青年的思想交流、观点碰撞、问题争论，推动他们思想不断进步，迅速提高。正如毛泽东在《沁园春·长沙》词中描绘的：他们“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 侯”。

其三，大中城市许多报纸普遍增设新型副刊，在“五四”后迅速成为一种热潮。首先是上海《民国日报》的《觉悟》，邵力子主编。从1919年6月16日创刊起两个月内，就发表了李达的《什么叫社会主义？》、胡适的《杜威论思想》等，转载了《每周评论》和《晨报》的《俄国之土地法》《俄国的新宪法》《马氏唯物史观概要》《克鲁泡特金学说的要点》等文章，介绍世界新动态、新学说、新思潮，表现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气势。《觉悟》关注现实社会政治状况，不断报道香港、上海、长沙、河南等地工人运动状况；对女子恋爱、婚姻、守节、剪发等妇女解放问题深入讨论，严厉抨击封建势力迫害、摧残妇女的罪行。《觉悟》还发表了大量小说、诗歌、随感录等新文学作品，仅1920年到1925年年底就发表小说900多篇。

孙伏园受邵飘萍之邀，接编《京报》副刊。从1924年10月起，《京报》副刊面貌一新，刊出鲁迅的《咬文嚼字》《忽然想到》等杂文名篇。此外，还有《显微镜》《妇女周刊》《儿童周刊》《戏剧周刊》等随《京报》附送。此前，鲁迅主编的《莽原》（周刊）从1921年4月24日创刊起便随《京报》附送。《京报》实际开创了副刊多样化的先河：“经常抓住一个问题，有意识的展开讨论，正反两个方面都发表一些文章，然后总结”。这“使青年在对比中深入思考，明辨是非，有所启迪和收获”。

《民国日报》的《觉悟》、《京报》副刊、《晨报》副刊、《时事新报》的《学灯》，后来被称为五四时期的“四大副刊”。

其四，“五四”后，原来内容、形式比较保守的报刊杂志，很多都开始改革。1904年创刊的全国最大的综合杂志《东方杂志》宣布：根本改变编辑方针，“顺应世界之潮流”，放弃“反动的保守主义”，从1920年起开始改用白话文和新式标点。上海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五四”前主要刊登“礼拜六派”小说，“五四”后销量降到每期只印两千册。商务印书馆主事人张菊生、高梦旦聘沈雁冰主编，从1921年11月起，大量刊载文学研究会的新文学作品。《学生杂志》《中华教育》等文言文杂志同样也作了改进。

其五，“五四”后，不少报刊大力加强海外报道。1920年，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联合派遣瞿秋白、俞颂华、李宗武赴苏俄采访；派刘延陵去法国；派陈筑山去美国；派陈溥贤、刘秉麟等去英国。天津《益世报》聘赴法勤工俭学生周恩来为特约通讯员。他们不但及时向国内报道各国重大事件，还将自己所见新闻、所思所感写成通讯或述评，成为新闻媒体中的一个亮点。瞿秋白在《晨报》《时事新报》发表了一批通讯，计48篇，约16万字，真实生动地介绍了苏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周恩来在1921年2月至1922年3月的《益世报》上发表通讯56篇，约20万字，全面介绍了中国旅欧勤工俭学运动，详细报道了欧洲政局和工人运动。开拓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胸襟和视野，这也使中国社会改造等问题的讨论有了更广阔的世界背景、时代背景和全新的参照对象，有效加强了中国与世界的联系。

总之，“五四”后，中国现代新闻事业空前迅猛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反帝爱国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良性互动、有机结合。特别是“它们把中国的年轻的知识分子介绍人民大众”，对“他们在后来的几十年中成为中国社会、政治、文学方面的领导人物”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者：张德旺

编辑：卫中

责任编辑：邢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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