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论走向世界的先导——评吴娱玉《西方文论中的中国》

《西方文论中的中国》

吴娱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在文化自信和理论自觉的舆论引导下，我国学者的理论主体意识逐渐增强，构建中国文论话语的热情也日益提高。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所构建的中国话语固然是植根于中国经验、旨在解决中国问题的理论话语，但它同时必须具有国际意义才会具有更加普遍的理论价值，才有可能成为像马克思学说那样能与世界各国实际相结合的普遍原理——这当然是我们进行理论研究的最高理想，需要为之进行长期艰苦的不懈奋斗。

青年学者吴娱玉的新著《西方文论中的中国》（以下简称吴著）一反百余年来“西学东渐”之学术大势，转而从“东学西渐”这个相反的方向探讨了中国文论和文化艺术对于西方文论的影响，对于长期靠输入西方文论过活、导致中国文论陷入“失语”之尴尬境地的中国文论来说，这种研究无疑使中国学者的精神为之一振。吴著还有效地借鉴了德勒兹《千高原》绪论中的“块茎”方法论，使多个不同的个案所包含的问题意识既各自成篇，又集合起来共同指向一个大的问题，使人兴味盎然。屈原《离骚》有句曰：“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道夫先路。”吴著正是中国文论走向世界的一个先导。

中国，是后殖民理论家萨义德“东方主义”涉及到的远东，是斯皮瓦克“属下”理论所关注的底层，是左派理论家詹姆逊、德里克“第三世界”涵盖下的亚非拉，也是朱利安所谓的欧洲文化之外的“他者”。吴著要追究的问题是：中国作为对象和方法究竟在西方理论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发挥了何种作用？中国文化又是如何在西方理论中存活、变异、生长、运作的，它经历了怎样的理论旅行和接受过程？新时期以来，西学的重新大规模涌入给当代中国文论带来了大量新思想、新理论、新方法和新话语，与此同时也对中国学者提出了巨大挑战，必须清楚地阐释欧美文论和中国文化之间事实上已经存在的“双向互动”关系：一是欧美文论影响中国，二是中国文化进入欧美。国内学者的研究大多集中于第一个层面的问题，但很少学者关注第二个层面。造成这种理论局面的原因是中国文化对欧美的影响并非像欧美文论对中国的影响那么明显而直接，且这种影响呈现碎片、零散、非系统性的特征，所以一直以来未被学界重视。作者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文化对欧美文论的影响源远流长，它们有的成为欧美文论的结构性要素，有的成为其问题意识，有的成为其思想资源，有的成为异质的参照物。有鉴于此，吴著试图对中国文化在欧美当代文论中的存活、变异、生长和运作加以绘图，并对中国文化经历的异域旅行和接受提供某种融实证材料与理论分析于一炉的知识学的理解。

这样的研究思路具有多种好处：第一，增强中国学者的批判的能力。我国学者立足于我们熟悉的本土文化，所做的论述就不再是单纯地梳理未知的西方理论，而是根据本土文化提供的尺度和理解，去反思西方理论的生产模式，思考西方理论家对哪些中国文化感兴趣，他们又是如何加以改造利用的，中国文论又是如何融入西方理论并产生影响的。第二，有助于我国学者反观中国文论的国际意义。西方理论家运用中国元素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单纯地研究中国文化，而是借中国这个“他者”来反观自身，为西方思想走出理论困境提供理论资源。这就从侧面提醒中国学者，我们的文论资源中哪些要素更具有国际意义和价值；第三，有助于厘清误读。西方学者征用中国文化时，经常性的做法是为我所用、片面吸收。这就需要我们厘清他们的某些误读；而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往往会经过西方理论的加工之后再度回到中国语境，在理论双向旅行中谈论中国的部分已经全然改变，它只保留了其符号意义，而内容已经完全抽空，如果中国学者不假思索地用以解释中国问题，西方理论的洞见就有可能变成我们的盲点。该书的研究思路就是澄清西方理论对于中国文化的种种误读。

带着上述理论问题，吴著围绕着“西方文论中的中国”这个主题，全面、系统地梳理以碎片的形式散布在欧美文论中的中国元素，用爬罗剔抉的细致功夫，将散落在异域他方的中国念珠串联起来，展现中国文化在当代语境下的国际价值，其潜在的学术立意则是：作为中国学者，作者更关心如何以我为主，在反思西方中的中国文化同时反观自身，进而思考自身问题的解决之道。吴著提出，中国古代思想以及革命理论与实践成为20世纪欧美学者对中国文化关注的焦点，借助20世纪欧美文论这个镜像，可以进而反思中国文化自身的种种面相和特点，并以此努力来缩短“文化贸易逆差”的水平，从而为提振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添砖加瓦。这些学术思想都极为难得。

作者：程相占
编辑：蒋楚婷
责任编辑：朱自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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