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先行忆顾廷龙:能助成人之盛举,可谓不负其平生 | 记忆

2019-06-28信息快讯网

1973年,我一条腿刚迈出崇明农场,另一条腿就迈进了上海图书馆古籍部。考试形式就是写一份小结,评判标准无非两条,一看字体是否工整,二看文章是否通顺。50人之间的竞争还是挺激烈的,最后只有三人留在了南京路,其中一个是我。

赴新单位报到时,我并没有见到大名鼎鼎的馆长顾廷龙,他正好去了沈阳,探望设计飞机的儿子顾诵芬。每年冬天,父子两人基本都能团聚一次,南方天气又冷又潮,北方则有热炕可以取暖。与潘景郑先生不同,顾先生平时还是比较严肃的,所以大家或多或少都怀着敬畏之心。

我们的初次交谈回想起来有些机缘巧合。当时的北图副馆长丁志刚来我们馆里参观,我在书库把守大门。丁先生很客气,一看到我,就跟顾先生讲,“你们古籍部现在有这么年轻的工作人员啦?”等客人走后,顾先生用苏州话问我:“乃啊有兴趣?”(“你是否有兴趣?”)我听了很激动,告诉他:“非常有兴趣,因为在藏书家们身边工作。”这可不是什么客套话,那时除了潘景郑先生、瞿凤起先生,还有近代文献组的姜单林,我天天跟在这些老先生后面,听他们随便聊聊就能收获新的历史知识。岂料顾先生面孔一板:“乃伐是潘景郑、乃伐是瞿凤起。”(“你不是潘景郑、你不是瞿凤起。”)言下之意,你是帮公家做事,没办法做藏书家,不像潘、瞿二人,他们的家庭背景不一样,可以支撑自己的爱好和精神需求。

上海图书馆能有今天的成就,顾先生付出了太多心血,这甚至可以追溯到四馆合并前的合众图书馆。据我所知,当时福州路旧书店的老板们要是收到了什么宝贝,都会先送到合众图书馆,让这里的藏书家掌掌眼。顾先生通常会跟对方约定,借阅一个晚上,通过细节比对,把好版本的内容过录到自己的图书上。尽管当时也有爱国人士资助,但“合众”印书的经费一直是捉襟见肘,为了省下这笔钱,顾先生决定手书上版,当然,他的字也写得好看。顾先生后来跟我回忆,马路对面有一个舞厅,等到半夜舞厅都关门了,他还在房间里抄书,一个晚上能写完3000字的小楷。

从顾先生的口中,我还知道了馆长任命时的一些细节。1962年,上海市文化局副局长方行宣布顾廷龙担任上图的馆长,台下几乎没有谁鼓掌。这其实不难理解,合众图书馆人少,规模小,他们的馆长没有优势可言,偏偏最后的结果出乎了绝大多数人的意料。任命状是由柯庆施亲笔签署的,一个处级干部的人事任命“惊动了”上海市委书记,这似乎没有先例可循,以后应该也不会再有了。每每提及此事,顾先生的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小得意。这也不是什么虚荣心,事实上,他不算是一个真正当官的人。过去主持“合众”时,顾先生就在书库的角落里摆一张桌子办公,累了就叫上同事一起打会儿乒乓球;担任上图馆长期间,他有一间专门的馆长室,但是基本不去。每天就拎着公文包来古籍部,除非有会务安排,一般都和我们在一起工作。

1985年,已经是耄耋老人的顾先生结束了长达23年的上图馆长生涯。看似退休,实则不然,他依然担任着名誉馆长一职,心系上图的建设和发展。在顾先生去世前一年,他还跟我谈到了关于图书馆人才培养的想法。“做我们这行的人或许不会太多,你身边的年轻人只要有兴趣,哪怕是反对你,也要给他机会。”听着这番肺腑之言,我深深被打动了,禁不住热泪盈眶。

若顾先生当初只顾埋头做学问,手边资源可谓得天独厚,但“图书馆之使命,一为典藏,二为传布”,因此他把主要精力用来给读者提供服务,一生兢兢业业,乐此不疲。合众图书馆尚未正式公开阅览,读者已经遍及全国各地,有的登门求索,有的来信咨询。前者如钱锺书、顾颉刚、郑振铎等,后者有陈寅恪、聂崇岐、向达等。蔡尚思在自传中专门提到他在治学道路上受惠于“合众”,胡适研究《水经注》亦得到了“合众”与顾先生的帮助。

无论业已成名的专家学者,还是喜欢文史研究的普通读者,顾先生都是诚恳接待,一视同仁。像冯其庸、黄永年曾为写大学论文而来,陆维钊、刘厚生也在此收集过资料,用于专著的编写工作。“顾廷龙先生特别热心,不嫌烦碎,我所指定的史料,顾先生能于十分钟内在杂乱的书城之中取出供我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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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冬,顾廷龙和潘景郑(左)在上海家中


刘厚生在《张謇传记》的出版后记中写道,“顾先生待我之热心,使我深为感谢,其胸中的渊博,尤不能不使我表示钦佩也。”

顾先生历来重视抢救历史文献,哪怕是承受着不可想象的压力和风险。1949年以前,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共产党的书刊资料数量不多,无论是在革命根据地还是国民党统治区。凭借职业敏感,顾先生千方百计地收集和保护这类文献,迫于当时的形势,将一批书籍秘藏在书架顶端与天花板的结合处。解放后,中共中央派专员到上海征集革命史料,他们在政府机关、档案馆一无头绪,却在合众图书馆找到了大量稀缺资料。顾先生在晚年回忆此事时说道,“我为自己是一名‘合众’的成员而感到骄傲。”

在垃圾堆里寻宝是老顾的一大乐趣,如今上图收藏的传世孤本《三峡通志》、明末版画上品《山水争奇》就是从纸屑飞扬的造纸厂里寻觅得来。鉴于那次从废纸堆中发现大量经济、教育、风俗的史料,顾先生随即在报刊上撰文,呼吁各地文化教育机关重视古籍图书的保护,同时在群众中间做好宣传工作,杜绝将珍贵文献随意废弃的现象。为了加深人们的理解,顾先生运用了浅显的例子——比如旧社会死了人发“讣闻”,将小传汇编起来,就能起到类似于明朝《献征录》、清代《碑传集》的作用;而把旧的电影说明书汇集整理,就可以呈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史。

“文革”开始后,顾先生“片纸只字皆史料”的观点被肆意扭曲与嘲弄,因其致力搜购家谱、鱼鳞册,被污蔑为替地主阶级树碑立传,从而被打进了“牛棚”。精神与肉体备受折磨,但顾先生首先考虑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如何保护堆积成山的抄家图书。在文物图书清理小组,他使出浑身解数,抢救了大批珍贵史料。比如陈元龙、屠寄、姚石子、刘半农等人的日记,“稍一疏忽,就会失之交臂。”遗憾痛心之事也在所难免,顾先生曾发现两本经曾国藩亲笔修改的奏稿,但这些“反动的东西”被扔进了乱纸丛中,此后再也没有找到。

“文革”是一场浩劫,全国各地公私收藏的图书资料都遭到了损失和破坏,上海的情况相对好一些,这里面就有顾先生的功劳。对于那些抄家图书,他曾组织人力对破损处精心修补。“文革”结束,很多私人收藏家表示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藏品会被保存得如此完好,而一些爱国人士为顾先生奋力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行为所感动,纷纷将发还给他们的藏书捐给上图,其中就有仁和朱氏结一庐旧藏、祁阳陈氏郇斋藏书。

在我的心目中,顾先生首先是一位图书馆事业家。他曾用六个字概括自己的一生:“收书、编书、印书”,可谓“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顾先生来到上图以后,提出了孤本不“孤”的印书计划,“人生时间有限,与其个人出书,不如为印行先哲遗稿多花点精力,聊尽后死之责。”因此,他专门建立影印工场,使得大批古籍得以化身千百,服务社会。

顾先生常以“勤能补拙、俭以养廉”自我约束,而对于国家又是何其慷慨,将珍藏数十年的清顾嗣立《元诗选》未刻稿本,《明四皇甫诗书卷》及清初顾祖禹、朱用纯、余怀等题诗的《马藩候像赞册》等珍贵书籍捐给了上图。

缅怀前辈、感念恩泽,顾先生为我国图书馆事业所做的贡献将永垂青史。



作者:由陈先行(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高级研究员)口述,黄春宇撰写

编辑:于颖
责任编辑:任思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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