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冬,顾廷龙和潘景郑(左)在上海家中
刘厚生在《张謇传记》的出版后记中写道,“顾先生待我之热心,使我深为感谢,其胸中的渊博,尤不能不使我表示钦佩也。”
顾先生历来重视抢救历史文献,哪怕是承受着不可想象的压力和风险。1949年以前,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共产党的书刊资料数量不多,无论是在革命根据地还是国民党统治区。凭借职业敏感,顾先生千方百计地收集和保护这类文献,迫于当时的形势,将一批书籍秘藏在书架顶端与天花板的结合处。解放后,中共中央派专员到上海征集革命史料,他们在政府机关、档案馆一无头绪,却在合众图书馆找到了大量稀缺资料。顾先生在晚年回忆此事时说道,“我为自己是一名‘合众’的成员而感到骄傲。”
在垃圾堆里寻宝是老顾的一大乐趣,如今上图收藏的传世孤本《三峡通志》、明末版画上品《山水争奇》就是从纸屑飞扬的造纸厂里寻觅得来。鉴于那次从废纸堆中发现大量经济、教育、风俗的史料,顾先生随即在报刊上撰文,呼吁各地文化教育机关重视古籍图书的保护,同时在群众中间做好宣传工作,杜绝将珍贵文献随意废弃的现象。为了加深人们的理解,顾先生运用了浅显的例子——比如旧社会死了人发“讣闻”,将小传汇编起来,就能起到类似于明朝《献征录》、清代《碑传集》的作用;而把旧的电影说明书汇集整理,就可以呈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史。
“文革”开始后,顾先生“片纸只字皆史料”的观点被肆意扭曲与嘲弄,因其致力搜购家谱、鱼鳞册,被污蔑为替地主阶级树碑立传,从而被打进了“牛棚”。精神与肉体备受折磨,但顾先生首先考虑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如何保护堆积成山的抄家图书。在文物图书清理小组,他使出浑身解数,抢救了大批珍贵史料。比如陈元龙、屠寄、姚石子、刘半农等人的日记,“稍一疏忽,就会失之交臂。”遗憾痛心之事也在所难免,顾先生曾发现两本经曾国藩亲笔修改的奏稿,但这些“反动的东西”被扔进了乱纸丛中,此后再也没有找到。
“文革”是一场浩劫,全国各地公私收藏的图书资料都遭到了损失和破坏,上海的情况相对好一些,这里面就有顾先生的功劳。对于那些抄家图书,他曾组织人力对破损处精心修补。“文革”结束,很多私人收藏家表示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藏品会被保存得如此完好,而一些爱国人士为顾先生奋力保护民族文化遗产的行为所感动,纷纷将发还给他们的藏书捐给上图,其中就有仁和朱氏结一庐旧藏、祁阳陈氏郇斋藏书。
在我的心目中,顾先生首先是一位图书馆事业家。他曾用六个字概括自己的一生:“收书、编书、印书”,可谓“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顾先生来到上图以后,提出了孤本不“孤”的印书计划,“人生时间有限,与其个人出书,不如为印行先哲遗稿多花点精力,聊尽后死之责。”因此,他专门建立影印工场,使得大批古籍得以化身千百,服务社会。
顾先生常以“勤能补拙、俭以养廉”自我约束,而对于国家又是何其慷慨,将珍藏数十年的清顾嗣立《元诗选》未刻稿本,《明四皇甫诗书卷》及清初顾祖禹、朱用纯、余怀等题诗的《马藩候像赞册》等珍贵书籍捐给了上图。
缅怀前辈、感念恩泽,顾先生为我国图书馆事业所做的贡献将永垂青史。
作者:由陈先行(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高级研究员)口述,黄春宇撰写
编辑: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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