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的条件大大地改善了,但老顾的房间依然拥挤不堪,书架上、箱子里全都塞满了书。在他的指导下,我学着整理书籍,帮着做卡片。因为出门上班比老顾早,每天的早饭由我准备,但其实很简单——几片吐司面包抹些黄油,粥配酱瓜、肉松或是腐乳。晚饭是让保姆烧的,老顾通常是一碗粥,再加半碗饭。
吃的简单,穿的、用的也完全不讲究。在老顾的家里,睡的床、看书编书用的写字台都是去旧货市场淘来的。两次出国,公家给他在友谊商店做过两套西装,还有帽子和皮鞋,可一回来就换上了最普通的衣服。生活俭朴的上图馆长从来不摆架子,在单位对待同事都很客气,无论辈分高低,喜欢别人喊他“老顾”。
后来,老顾的过房女儿给他找了个长期的保姆,因为饮食起居有专人负责,我就回家了。这个叫小杨的安徽小保姆真的很幸运,老顾出钱供她读书,据说还考上了大学。“老好人”一直都是如此,“文革”时,外面买不到字帖,他不厌其烦地写了一本又一本,然后不计报酬地送给有需要的同事或者朋友。由于他的书法出名,求字的访客络绎不绝,在我印象中,“知足常乐”四个字出现的频率似乎最高。
到了晚年,老顾曾去北京跟诵芬一起住,但他总是觉得不自在。一来,父子二人的研究领域截然不同,父亲擅长图书版本学、目录学,儿子从事的是飞机设计与制造;二来,老顾的一帮老朋友基本都在上海,回到这里才有归属感。我还听说,他在北京吃的也不习惯,老是惦记着苏州“陆稿荐”的酱鸭。
1997年,我又见到老顾一次,那是我们的最后一面。分别后,诵芬曾来信让我去陪陪老顾,可惜未能成行,没多久就传来了他去世的噩耗。老顾不在了,但诵芬每年春节都会打电话给我拜年,往往这个时候,我就特别怀念他的父亲。
作者:周贤基(在“文清小组”时结识顾廷龙,后成为几十年的朋友)口述,黄春宇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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